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趴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说 笑

钱钟书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呜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鸩之呼妇（Ｃｏｏｉｎ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ｗｉｔ）。”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做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Ｈｕｍｏｕｒ）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实，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掉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

（选自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有删改）

微 神

老 舍

爱情的故事往往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那么，想必是世界上多数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怜的人们！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应有的趣味吧。

她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的雪球；沿墙的细竹刚拔出新笋；天上一片娇晴；她的父母都没在家；大白猫在花下酣睡。听见我来了，她象燕儿似的从帘下飞出来；没顾得换鞋，脚下一双小绿拖鞋象两片嫩绿的叶儿。

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她只能隔着窗儿望我一望，或是设法在我走去的时节，和我笑一笑。这一次，她就象一个小猫遇上了个好玩的伴儿；我一向不晓得她“能”这样的活泼。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工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们都才十七岁。

她在临窗的一个小红木凳上坐着，海棠花影在她半个脸上微动。有时候她微向窗外看看，大概是怕有人进来。及至看清了没人，她脸上的花影都被欢悦给浸渍得红艳了。她的两手交换着轻轻地摸小凳的沿，显着不耐烦，可是欢喜的不耐烦。最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极不愿意而又不得不说地说，“走吧！”我自己已忘了自己，只看见，不是听见，两个什么字由她的口中出来？我的心不愿动，我的脑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盯住了她的。她要低头，还没低下去，便又勇敢地抬起来，故意地，不怕地，羞而不肯羞地，迎着我的眼。直到不约而同地垂下头去，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来，又那么看。心似乎已碰着心。

我走，极慢的，她送我到帘外，眼上蒙了一层露水。我走到二门，回了回头，她已赶到海棠花下。我象一个羽毛似的飘荡出去。

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  

有一次，她家中落了，并不使人十分悲伤的丧事。我们都二十二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我毕业后便作了小学的校长，平生最大的光荣，因为她给了我一封贺信。信笺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她注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没敢写回信。

结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象个专以力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系在心上的耳朵始终没听到她的定婚消息。我只希望能时时见到她，不求别的。她呢，她知道怎么躲避我。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她失去了十七八岁时的天真与活泼，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严与神秘。

又过了二年，我上了南洋。到她家辞行的那天，她恰巧没在家。在外国的几年中，我无从打听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间接探问，又不好意思。

回国后，自然先探听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象谣言，她已作了暗娼！

就是这种刺心的消息，也没减少我的热情；不，我反倒更想见她，更想帮助她。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里住，我只由墙外看见那株海棠树的一部分。房子早已卖掉了。不久，我托友人向她说明，我愿意娶她。我自己没胆量去。友人回来，带回来她的几声狂笑。她没说别的，只狂笑了一阵。她是笑谁？

我决定自己去见她，要说的话都详细的编制好，演习了许多次，我告诉自己，只许胜，不许败。她没在家。又去了两次，都没见着。第四次去，屋门里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装着她。她是因打胎而死。一篮最鲜的玫瑰，瓣上带着我心上的泪，放在她的灵前，结束了我的初恋，开始终生的虚空。为什么她落到这般光景？我不愿再打听。反正她在我心中永远不死。

春天也要埋人的。撒起一把纸钱，蝴蝶似的落在麦田上。东方的黑云更厚了，柳条的绿色加深了许多，绿得有些凄惨。心中茫然，只想起那双小绿拖鞋，象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作着春梦。

（有删改）

吴召儿

孙犁

我们的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有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一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样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月 “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看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

吴召儿和她姑有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

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

奴隶的心

巴金

“我的祖先就是奴隶！”有一天，彭骄傲地对我说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对我讲过他们的祖先。他们都得意地说：“我的祖先里有不少的奴隶呢！”直至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彭。

彭的来历，我不知道。我跟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为感激他在汽车快要挨到我的身子时拉过我一把。

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我的房里。这个学期我已经迁出校外了。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很舒适的屋子，是在楼上，从窗里可以望见学校的校前的马路， 还有那个新辟的小高尔夫球场。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吧。”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对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題，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

“你也有奴隶吗？”他不客气地问。

我昂然回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有奴隶，在我家里就有十六个奴隶！”

听了我的话，他冷笑了一声。他的眼光里没有尊敬，没有羡幕。对于一个领有十六个奴隶的人，居然加以蔑视。这大概是妒嫉罢。因为据他的经济情形看来，他当然不会有奴隶。于是我同情地问他：“你家里大概也有奴隶罢。”

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他的眼光里充满了骄傲。他昂然说：“我的祖先就是奴隶！”他叙说这个，好像在叙说一个功绩。

“然而你在大学里读书……”我不肯相信他的话。

“奴隶的后人就不应该在大学里读书吗？”他散慢地问，“我看你的祖先也不见得就不是奴隶罢。”

我跳了起来，好像头上受了鞭打。我认为我受了大的侮辱。我向着他走去，站在他面前，气愤地看着他“你以为我的祖先跟你的一样吗？不，决不。告诉你，我的父亲有十六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再数上去，我的祖先还有更多的奴隶呢！”

我想他一定是妒嫉到发狂了，便忍不住笑起来。

他的脸上现出了愤怒的表情，“你笑，笑什么？……在你的华丽的房屋内，温暖的被窝中，你知道些什么呢？你知道你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吗？我很骄傲我的祖先是奴隶，是的，我很骄傲。固然我的祖父被人诬为窃贼而上吊，我的父亲代人受罪病死在狱中，我的母亲被人奸污，但是你能够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污点吗？他们害过什么人吗？”他的话说得更急了，“是的，你会嘲笑他们，你会鄙视他们。要是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啊！他们的黄金似的心，在你们那般人中间是找不出来的！”

我记起了他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惊疑地问：“彭，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也是一个奴隶所有主，你为什么不让我给汽车碾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声，然后温和地说：“大概我还有这颗奴隶的心吧!” 我静静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解释道：“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了。”

他用手指指着胸膛。我望过去，我仿佛看见颗鲜红的大心在他的胸膛里跳动。 我又回头看自己的胸膛。我的漂亮的法兰绒上衣遮住了一切。

我连这颗奴隶的心也没有！也许我竟是全然没有心的人。我被羞愧、恐怖、 悲哀、昏乱压倒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仿佛觉得我在陷害人家的祖父，让人家的父亲代我受刑，奸污人家的母亲……我不觉惊恐地叫了起来。

“郑，什么事？你在叫什么？ ”他温和地问。

我半晌说不出话，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毕业后几年，我有了三十二个奴隶，他们忠心地服侍我们一家人。我快乐，我满足。我早把彭忘得干干净净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园里纳凉，五个奴隶在旁边伺候。我翻阅当天的报纸，偶尔在新闻栏里发现一则枪毙革命党人的记事。这个革命党人的姓名，跟彭的姓名相同。

（有删改）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黄油烙饼

汪曾祺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爸爸一会儿修水库啦，一会儿大炼钢铁啦。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裤子。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再就是给他做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公社食堂。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焖茄子，猪头肉！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他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坑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

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蘑菇，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第二年春天，奶奶就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萧胜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眼泪淌湿了枕头。

爸爸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一辆牛车来接他们。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雪花随风摇摆着。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他采了很多蘑菇。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这是要干啥呢？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萧胜每天去打饭，闻到南食堂飘出的各种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人同此心

老舍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只有一个缝留给他们一一低首去作行尸走肉。

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差一年就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有了办法没有？”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掀动着，“死不是为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她不识字，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可那是“咱们”的地。

凡是能来杀或打这个兵的，她便应当呼之为一一容或她会说这个一一英雄，只要他敢去收拾那个兵。

啊，那兵又换班了。我们的英雄啊，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老妈妈盼祷着。

好消息来了！拉车的王二拿着双由垃圾堆上拾来的袜子，蹲在她旁边，他偷偷说:“好妈妈，听说我们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一车炸弹全烧完，还打死他们五六个兵！”“听说那俩小伙子是跑进一家小肉铺去，跑进去就没影儿啦。好妈妈，你看肉铺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俩小伙子放走！我们有骨头的，好妈妈？”

好妈妈几天没用过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脸上。“要是有人敢打那边的那个东西，我也敢帮忙，你信不信？”“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枪，我就敢过去！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是不是，对不对？”

第二天，都快到收活的时候了，来了个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宽脑门，高鼻子。好妈妈刚要拿针，那个小伙子拦住了她。“明天我来取吧，天快黑了。回家吗？一块儿走？”一同进了驴儿胡同，少年低声的问:“这条胡同里有穿堂门没有？”

“你是好人！”好妈妈点头赞叹。“我告诉你，这里路南的第十个门，有个后门，可是没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没有言语。好妈妈慢慢的想出来:“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托咐倒脏土的李五给你们开开门。”

“我明天早晨八点来！”

“就是卖杏茶的周四过来的时候？”

“好！卖杏茶的过来，那个门得开开！”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

次日，好妈妈早早就到了。“杏儿一一茶哟。”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转动。忽然，直象一条黑影儿，由便道上闪到马路边的一棵柳树后，紧跟着，枪响了，一声两声。那个兵倒在了地上。南边北边响了警笛。那条黑影闪进了驴儿胡同。

也就是刚四点钟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这么想，取袜子的来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晴！他蹲在一旁，看着袜子，低声的问:“早晨我打死他没有。”

好妈妈微微一摇头。“他装死儿呢，一会儿就爬起来了。”“呕！下回得用炸弹！

你要是有枪啊，给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妈妈！”

“哎，下回来，打准一点！”好妈妈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他们三个又坐在一处，互相报告着工作，并且计划着以后的办法。

王文义不得意，也不失望:“咱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没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把未死的人心给激动起来了。咱们的心，大家的心，都并差不很多。我们只是作了应该作的事，至多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们商量明天的事好吧。

(选自老舍《火车集》，有删减)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明子和咪子

冰心

明子的真名不叫明子，他姓徐，叫徐明。咪子的真名也不叫咪子，它是一只猫，叫咪咪，明子和咪子是奶奶给他们的爱称。

明子最爱猫了，但是妈妈不爱猫，无论明子怎样央告，妈妈总是不肯。如今妈妈出国访学了，楼上的陈伯伯家又有了三只小猫，长毛的，个个像毛茸茸的小花毛团似的，可爱极了。大家都说陈伯伯太爱猫了，送走一只猫，就像嫁出去一个女儿似的，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他才肯给。奶奶退休后，时间多了，就在阳台上种些花草什么。明子想劝奶奶养猫。

第二天一放学，明子就上楼对陈伯伯赔笑说：“我奶奶您认识吧？她最爱猫了，她退休了闲得慌，想要您一只小猫做伴，行不行？”陈伯伯看着他笑着说：“你奶奶要，可以抱一只去……”明子又赔笑说：“我把三只都抱去给奶奶看，即刻就送回来。”陈伯伯只好让他把三只小猫都放进书包里，他挎上书包，骑上车飞快地到了奶奶家。

奶奶家住得不远，骑车三分钟就到了。明子兴冲冲地进去，从书包里把小猫一只一只放在书桌上，其中有一只是全白的，只有尾巴是黑的，背上还有一块小黑点。就是它最活泼了，一上来就爬到奶奶手边。奶奶挥手说：“去！去！”抬起头来一看，却笑了说：“这只猫有名堂。这黑尾巴是条鞭子，那一块黑点是个绣球。这叫‘鞭打绣球’……”明子高兴得拍手笑了，说：“好，好，‘鞭打绣球，就留下它吧。”奶奶笑着说：“要留下它，也得先送回去。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吃、喝、拉、撒、睡的地方。”

明子连忙又把小猫送回给陈伯伯。回头，帮着奶奶找出一只大的深沿的塑料盒子，铺上炉灰，给咪咪做厕所；两只红花的搪瓷杯子，大的做咪咪的饭碗，小的做咪咪的水杯；还有一只大竹篮，铺上一层棉絮，做咪咪的卧床。

咪子抱来了，真是活跃得了不得！整天到处跑，到处跳，一会儿上桌，一会儿上床，什么也要拨拨弄弄。于是奶奶就常给它洗澡，洗完了用大毛巾裹起来，还用吹风机把湿毛吹干了。常在晚饭前喂它，什么鱼头啦、鸡爪啦，剁碎了给它拌饭。等奶奶一放下它的饭碗，咪子就翘着尾巴过去，吃完了，用前爪不住地“洗脸”，洗完脸就懒洋洋弓起身来，打着呵欠。这时明子就过去把它抱在怀里，咪子一动不动地闭上眼，蜷成一团。明子轻轻抚摸着它，它还会轻轻地打着“呼噜”。每天晚饭后，奶妈和爸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闲谈。明子只坐在一旁，静静地抱着睡着的咪子，轻轻地顺着它的雪白的长毛摸着，不时地低下头去用脸偎着它。等到“新闻联播”节目播完，爸爸就会站起来说：“徐明，咱们走吧，和奶奶说再见。”这时明子只好把柔软温暖的咪子放在奶奶的膝上，恋恋不舍地走了。

这个星期天中午，奶奶答应明子的请求，让爸爸带陈伯伯来吃午饭，说是请他来看咪咪长得好不好，并谢谢他。陈伯伯来了，一边吃饭，一边和爸爸大讲起什么电子计算机。明子悄悄地问奶奶：“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对养猫有没有用处？”奶奶笑着说；“我也说不清。我想要把咪子的资料装进去，要用的时候，一按键子会出来吧。”吃过饭，陈伯伯谢过奶奶先走了。爸爸说：“徐明还是跟我回去午睡吧。”明子只好把咪子抱起，在脸上偎了一下，跟着走了。

明子回到家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忽然做了个梦，梦里听见咪子一声一声叫得很急，仿佛有人在折磨它。四周一看，只见眼前放着一个大黑箱子，似乎就是那个电子计算机了，咪子在里面关着呢。它睁着两只大圆眼，从箱子缝里望着明子不住地叫。明子急得嗒嗒地拍着那大黑箱子，要找那键子，就是找不着！

他急得满头大汗，耳边还听见嗒嗒的声音，睁眼看时，原来还睡在床上，爸爸正用电子计算机打字。明子翻身下床就走，爸爸在后面叫他“别去吵奶奶了……”他也顾不上答应。到了奶奶家，他把房门推开一条缝，看见奶奶脸向里睡着呢。咪子趴在奶奶的枕头边，听见推门的声音，立刻警觉地睁着大眼，一看见是明子来了，它又趴了下去，头伏在前爪上，后腿蜷了起来，这是它兴奋前扑的预备姿势！

明子侧身挤进门来，只一伸手，这一团毛茸茸的大白线球，就软软地扑到他的胸前。明子紧紧地抱住它，不知道为什么，双眼忽然模糊了起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