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居（节选）

汪曾祺

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

安乐林围墙上开了个月亮门，门头砖额上刻着三个经石峪体的大字，像那么回事。走进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有几十棵杨树。当中种了两棵丁香花，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这就是仅有的观赏植物了。这个林是没有什么逛头的，在林子里走一圈，五分钟就够了。附近一带养鸟的爱到这里来挂鸟。他们养的都是小鸟，红子居多，也有黄雀。大个的鸟，画眉、百灵是极少的。他们不像那些以养鸟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们的说法是“瞎玩儿”。他们不养大鸟，觉得那太费事，“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把鸟一挂，他们就蹲在地下说话儿，——也有自己带个马扎儿来坐着的。

安乐居其实叫个小酒铺更合适些。到这儿来的喝酒比吃饭的多。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两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

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猪蹄，偶有猪尾巴，一忽的工夫就卖完了。也有时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

头一个进来的总是老吕。安乐居十点半开门。一开门，老吕就进来。他总是坐在靠窗户一张桌子的东头的座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成了他的专座。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曲着，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张方凳上，——脱了鞋。他不喝安乐居的一毛三，总是自己带了酒来，用一个扁长的瓶子，一瓶子装三两。酒杯也是自备的。他是喝慢酒的，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我喝不来急酒。有人结婚，他们闹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回家自己再喝！”一边喝酒，吃兔头，一边慢条斯理地抽关东烟。这人整个儿是个慢性子。说话也慢。他也爱说话，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事都只是客观地叙述，不大参加自己的意见，不动感情。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西头有一家姓屠的，一家子都很浑愣，爱打架。屠老头儿到永春饭馆去喝酒，和服务员吵起来了，伸手就揪人家脖领子。服务员一胳臂把他搡开了。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去跟儿子一说。他儿子二话没说，捡了块砖头，到了永春，一砖头就把服务员脑袋开了！结果：儿子抓进去了，屠老头还得负责人家的医药费。这件事老吕目睹。一块喝酒的问起，他详详细细叙述了全过程。坐在他对面的老聂听了，说：“该！”

坐在里面犄角的老王说：“这是什么买卖！”

老吕只是很平静地说：“这回大概得老实两天。”

老聂原是做小买卖的。现在退休在家。电话局看中他家所在的“点”，在他家安公用电话，每月贴给他三十块钱。老聂的日子比过去“滋润”了，但是他每顿还是只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

画家来了。画家风度翩翩，梳着长长的背发，永远一丝不乱。衣着入时而且合体。春秋天人造革猎服，冬天羽绒服。——他从来不戴帽子。这样的一表人才，安乐居少见。他在文化馆工作，算个知识分子，但对人很客气，彬彬有礼。他这喝酒真是别具一格：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这种喝法，叫作“大车酒”，过去赶大车的这么喝。西直门外还管这叫“骆驼酒”，赶骆驼的这么喝。文墨人，这样喝法的，少有。他和老王过去是街坊。喝了酒，总要走过去说几句话。“我给您添点儿？”老王摆摆手，画家直起身来，向在座的酒友又都点了点头，走了。

他的画怎么样？没见过。

这天，安乐居来了三个小伙子：长头发，小胡子、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变色眼镜。进门一看：“嗨，有兔头！”——他们是冲着兔头来了。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子、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路”，一边吃喝起来。安乐林喝酒的老酒座都瞟了他们一眼。三位吃喝了一阵，把筷子一挥，走了。都骑的是亚马哈。嘟嘟嘟……桌子上一堆碎骨头、咬了一口的包子皮，还有一盘没动过的包子。

老王看着那盘包子，撇了撇嘴：“这是什么买卖！”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晨写完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睛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看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齐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一一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

王安石逸事

林语堂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人是以此等恶***载。B．文中特别写到王安石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而已”，意欲借此来表现王安石尤其看不起注重外表装扮的人。C．人物传记往往采用叙议结合的写法，本文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开头一段有相当多的文字就是作者对王安石的议论，围绕这议论，作者择事而写，写出了个以往不为人所熟知的“怪人”王安石。D．虽然写的是古人古事，但作者却以现代人的口吻叙述，语言显得活泼易懂，读来有趣，这应该也是本文的可取之处。【小题2】作者开篇就说“王安石是个怪人”，从文中的叙写看，王安石的“怪”表现在哪里？
【小题3】对王安石屡次拒绝朝廷提升之举，作者说“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你认为作者是依据什么而得出这个看法的？

忆秦娥·娄山关

***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的父亲

汪曾祺

我父亲行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字淡如。

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练过武术，腿上带过铁砂袋。练过拳，练过刀、枪。我见他施展过一次武功，我初中毕业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的钱财。我父亲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他放这只娱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夏天，他给我们糊养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合拢，接缝处用皮纸浆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笺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研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

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虾松”是河虾剁成米大小粒，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接和进来了。

（有删减）

嘱咐

孙犁

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他的家就在白洋淀边上。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家近了，就要进家了！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他走的很慢，他从积满泥水和腐草的水洼望过去，微微地可以看见白洋淀的边缘。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心里一阵痛，站了一会没动。

他走进屋里，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来，这就是你爹，天天闹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

那孩子从睡梦里醒来，好奇地看着这个生人，这个“八路”。水生抱了孩子一会，说：“还睡去吧。”

女人安排着孩子睡下，盖上被子。孩子却圆睁着两眼，再也睡不着。

女人说：“你想过家吗？”

水生说：“想过。”

“在什么时候？”

“闲着的时候。”

“什么时候闲着？……”

“打过仗以后，行军歇下来，开荒休息的时候。”

“你这几年不容易呀？”

“嗯，自然你们也不容易。”水生说。

“嗯？我容易，”她有些气愤地说着，把饭端上来，放在炕上：“爹是顶不容易的一个人，他不能看见你回来……”她坐在一边看着水生吃饭，看不见他吃饭的样子八年了。水生想起父亲，胡乱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女人呆望着孩子的脸。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她生出，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梁地，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走得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懂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复去的题目：“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多好啊！”

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她好像是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经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你能猜一猜我们想你的那段苦情吗？”

“猜不出来。”水生笑了笑。

“我们想你，我们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咱村边。可是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是能够吗！”

从窗户上那块小小的玻璃上结起来的冰花，知道夜已经深了。水生说：“明早就要去参加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就先起来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把孩子叫醒，穿得暖暖的，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站在床子后尾，撑起了竿。女人是撑冰床的好手，她逗着孩子说：“看你爹没出息，当了八年八路军，还得叫我撑冰床子送他！”

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进了，像离开了强驽的箭，摧起的冰屑，在它前面打起团团的旋花。

太阳从冰面上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的胡同，扑到这里来，照在冰床上。女人说：

“爹活着的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得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完全逼死！”

“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不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在被大雾笼罩，杨柳树环绕的丁家坞村边，水生下了冰床。

女人忍住眼泪，笑着说：“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一九四六年河间

（有删改）

家（节选）

巴金

祖父在床上呻吟着，奇怪的药和药引煎在药罐里，成了一碗碗浓黑的苦水。然而祖父服了药，病反而加重起来。祖父的病并没有给这家庭带来大的骚乱，人们依然在笑，在哭，在争闹，在争斗。

医药不能够有大的效力，于是人们便开始求助于迷信。这全是由贫弱的脑筋里想出来，可如今却由陈姨太发起而为那几个所谓“熟读圣贤书”的人所主持而奉行了。一个无知识的妇人居然成了一种支配的势力，其结果便是一个鬼的世界代替了人的世界。

最初是几个道士在大厅上作法念咒。到了夜深人静时，便由陈姨太一个人在天井里拜菩萨。“见鬼！”觉慧骂着。“你只配干这些事！”

然而另一个花样来了，这就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的祭天。三人过于严肃以至成了滑稽的样子。觉慧的批评也是同样的：“见鬼！”几个钟头以前，克安和克定还在打牌，喝酒，和女人调笑，现在却跪在这里诵读那愿意代替祖父死的祷告辞。

在觉慧想着“你们的手段不过如此”的时候，新的花样又来了。这一次不是“见鬼”，却是“捉鬼”。傍晚，每个房间的门都紧闭着，霎时间全公馆变成一个静寂的世界，显得很凄惨。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骇人的怪叫和姿势，把病人骇得用被盖蒙了头而惊叫起来。满屋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地板也烧焦了两处。

然而花样又来了，据说这公馆里到处都布满着鬼。这说法也有些人不相信，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对。觉慧虽然有这勇气，然而没有人听他的话。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每个房间里的鬼，说是这样祖父的病才可以痊愈。于是第二次的滑稽剧又在预定的时间开演了。

有的人躲开了，小孩哭着，女人叹息着。

觉慧心里充满了愤怒。他觉得身子被压得不能动弹，周围尽是黑暗。他想他不能屈服，不能让这样的事在他的眼前出现。

不久那巫师走到了觉慧的房门口敲门。觉慧在里面大声叫着：“我不开。我这里没有鬼！”

忽然有人在外面猛烈地插着门。他的愤怒被激动起来了：“你们究竟要做什么！”

“慧侄，快开门”，是三叔克明的声音。“你要明白事理，大家都希望着祖父病好，难道你一个人就不愿意？”

“我不开！”他烦躁地在房里躺着，觉得头脑快要爆裂了。

“三少爷，你不顾到你爷爷的病吗？你这样不孝顺！”

觉慧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尖锐女音，这是他平日讨厌听的，这时却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打来。他的愤怒因此增加了。

“三弟，快开门，我有话和你说，”这是觉新的声音。

觉慧痛苦地想着：“你也这样说！自己做了懦夫还不够！”他觉得他的心也快要炸裂了。“好，我给你们开罢。”这样自语着，门一开，立刻现出了一些带怒的，涨红的脸，责备的话语要从这脸上爬出来，像蛇要爬出洞那样。愤怒占有着他，热情鼓舞着他。他完全忘却这些人是他的长辈。他愤怒地轻视地问道：“你们究竟要做什么?”他憎恨的眼光强烈地在众人的脸上扫。

众人呆着了。克明、觉新这些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脸说出“捉鬼”两个字来，他们知道自己究竟还有一点知识，而且他们根本上就不相信捉鬼的办法。

“给你爷爷捉鬼。”陈姨太究竟勇敢多了，她挺身出来说。

“捉鬼？你倒见鬼！”觉慧把这句话向她的脸上吐去。“你们不是要捉鬼，你们是把祖父活活地闹死！”

“你——”克明的脸气得变成了青色。

“三弟。”觉新要来阻止觉慧。

“你还好意思说话，你不害羞吗？”觉慧把眼光定在哥哥的脸上。“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竟然没有知识到这样程度！呸，你们会孝顺祖父，笑话！我昨晚亲眼看见祖父被那巫师骇成了那样子。我一定要看你们怎样谋杀祖父，谁敢进这房里来，我就打他的嘴巴！”

平时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他招来一些麻烦，这时反而因了语气太重的缘故，他倒占了上风了。他站在门口，身子立得非常坚定，面貌异常严肃，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克明第一个羞愧地低了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悔。觉新又是气，又是悔，眼泪流在脸上也不去揩拭。陈姨太平日总是仗着别人的威势，看见克明一走，便好像失了靠山似的，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敷衍般地骂了觉慧几句，就带着满面羞容扭着身子走开了。

陈姨太一走，其余的人也就一哄而散了。虽然娘姨中间有人暗暗发了不满意觉慧的议论，然而这一次觉慧是大获全胜了，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有删改）

战士

孙犁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疾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疾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壶小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

“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

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子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和小孩尿,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这不是一个十分妥当的女人。临完,她和我搅缠着一毛钱,说我多吃了一毛钱的肉。我没办法,照数给了她,但正色说：“我不在乎这一毛钱,可是我和你丈夫是很好的朋友和同志,他回来,你不要说,你和我因为一毛钱搅缠了半天吧!”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