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的繁荣发展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的中国画创作，需要在“守”与“变”中开拓新境、绘就时代新风。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关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同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所以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如《溪山行旅图》等名作，表现了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构图气势磅礴；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为祖国山河立传”光有扎实的技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家国情怀，作品要呈现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中包括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时代审美意境以及画家的精神追求。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然使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在这一方面，老一辈艺术家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不论是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还是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此意学者当识之。

中国画创作者应该在“守”与“变”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蓬勃、正大、刚健、醇雅”的精神追求，展现新时代的“审美”风范。中国画的“守”与“变”，包含着对艺术传统的回望也包含着对中华美学的回溯，更包含着对当代审美的追求，推动着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着中国画特有的轨迹、精神和面貌，以民族艺术所应体现的文化自信，指导着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浅阅读”的危险

①进入7月，各地书店又呈现出一片火爆景象，新书充斥书架，读者纷纷涌入。应该说， 对于今天日渐忙碌的都市人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基于主动还是被动，能抽时间走进书店亲近书本总是好事。读书能增进知识，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人的文明素质与城市的文化品位，怎么说都应该鼓励。不过细加观察，其间一种“浅阅读”现象很堪忧虑，它主要表现在阅读兴趣的单一上，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阅读过程的随意和阅读目的的迷失。

②阅读兴趣单一集中体现在对生活类、时尚类等通俗读物的偏好上，而肯花时间细细体味经典名著的越来越少。这从新华书店7月份销售统计中就可看出。据此统计数字，除《新华字典》等长销书外，各地书店位居排行榜之首的都是通俗读物，相比之下，人文社科类图书少而又少。即就其中最好销的文学类书籍而言，位居前列的也多为《我为歌狂》、《爱上爱情》等通俗小说，或者日、韩当红作家的言情新作。此外便是网络文学的纸介版和漫画图文类读物了。前者已发展到将网络游戏改制为创新小说隆重推出的程度，而后者漫画绘本，因其作者放低身段，以平视大众的姿态，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有一点童真与温情，再带些外冷内热的调侃，浪漫感伤的倾诉，一下子将许多人挟制到远离现实的虚拟真空，并成为都市时尚情感最好的代言，其中有的销量已过百万册，有的则被改编成电视剧在热档播映。至于一些原本是儿童看的图文书，也错位成了成年人的最爱，本地一家著名的周刊有“漫画书八大经典”之选，其中如《丁丁历险记》等书就吸引了无数成年人的眼球，书价不低，销售却仍火爆。

③本来，读养生、化妆、烹饪、园艺类书，乃或读名人传记以励志，读理财宝典以应用，完全随各人的兴趣和需要，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只读这一类书，少有更多途径的阅读拓展和更进一步的知识追求，譬如因人际关系紧张和生存压力增大，就只选择浪漫过头的爱情童话以为即时的寄托，因生活节奏加快和闲暇时间的稀缺，就只拿轻松浅显的四格图文替代计划中的原典赏会，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警惕。这种阅读过程的随意与阅读兴趣单一一样，再清楚不过地凸现了都市人在阅读目的上的迷失。因为事实显然是，读书可以用为休闲，但决不仅止于休闲，其最根本的性质更无关于休闲。读书除能深化已知了解未知外，还在于能促成人们深刻的灵魂拷问与自我反省，并从根本上满足从生命的繁琐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向往，从而求得对生存困境最彻底的觉解和对情感层次最诗意的丰富。

④显然，上述通俗读物是很难帮助人真正实现这一目的的，它们或许可以安慰人于一时，但安慰不到久远；或许可以滋润人的情绪，但滋润不到灵魂。那永远能安慰和滋润人灵魂的，只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对外部世界和内在心灵最艰苦的开拓，也最能证明人的心智所可达到的精神高度。所以我们在东西方都可见到，人们把读这样的书比作“心灵的探险”，比作“灵魂的壮游”。而在当今变化迭生的信息社会，一切知识不断被刷新，也惟有它历久弥新，能让人反复体味，并引导人克服格式化的生存，走向精神的丰实和成熟。此所以费迪曼要将从荷马到毛姆、佛斯特的作品列入从18岁到80岁《一生的读书计划》，卡尔维诺要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

⑤可现在，“时下的兴趣”有从背景噪音升格为阅读主流的危险，即使是经典，也多被掺了水透了气，如坊间迭出“缩水名著”即是一显例。那些《文学名著精缩》、《外国文学速读手册》、《文学名著快读》，将丰富的文学大餐变成速食的快餐，据说销得不错，但对通过阅读经典以获取精神滋养这一目的的达成而言，显然是一条岔道，一种偏航。

⑥为了一个人精神的成长，乃至一座城市文明的提升，现在是到了加大对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认真学习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使之落实到从出版到发行各个方面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面上的花团锦簇，而急需切实的长养扩充。而对读者来说，进食但求适口是可以的，但寻找精神食粮，就应该有更上一层的追求。依此衡量，“浅阅读”不能算是一种自觉的阅读，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阅读。

艺术的“源”与“流”之辩

徐望

关于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是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有着广泛的讨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在清朝这个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阶段达到了顶点，诸如叶燮论“正、变、盛、衰”；石涛论法则与自由，借古以开今；刘熙载论“用古与变古”等。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上，从古希腊艺术直到今天的后现代艺术，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变迁史和理念变革史。无疑，艺术传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艺术必须在传承中发展，艺术也只能在发展中传承。

艺术传承的核心是传扬艺术之道。艺术传承当然不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复制，也不是对于某种既有艺术模式的套用，关健是要传扬传统艺术精神和哲学层面的东西，即对于形而上的“道”的传扬。

这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传扬传统美学思想，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虚实相生”“得意忘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艺术哲思，以及“涤除玄鉴”“虚静玄远”“澄怀味象”“林泉之心”的审美心胸。二是传扬传统艺术气韵，即中国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之感，如天真，自然、简淡、飘逸之韵味，展现中国艺术形象独有的风姿神韵。三是传扬传统艺术意境，也就是基于对传统美学的学习和对古典气韵的把握，传达一种超越艺术本体形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彰显中国艺术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艺术传承的手段是传习艺术技艺。艺术传承自然离不开对于技艺、技巧、技法的传习。美术为例，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画论、书论，如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唐代荆浩的“六要论”、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代郭熙的“三远说”等，为当代艺术家学习传统书画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加强调手艺的传习，如紫砂技艺、刺绣技艺、剪纸技艺、漆艺、木艺等。今天中国所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活态传承”，就是对于古老艺术技艺的沿袭传承。

艺术创新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之源泉。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区别于一般技术和工业生产的根本之处在于：艺术产品是灌注了主体创意思想的精神产品，虽然大部分要有物质形式和载体。即使是文化产业中批量生产的艺术设计产品，也正是由于具有匠心和创意而具有艺术属性。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应该积极从文化艺术传统中汲取养料，使其转化为艺术创新的素材，而这种汲取传统养分的开拓创新，事实上也起到了传承传统的作用，赋予了传统新的生命力，使得艺术之流源源不断。

艺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不但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时代精神依托，往往古老的艺术元素、文化符号借助新型的表现形式，就能焕发新的生机，比如故宫推出的胶带、口红，咖啡、火锅等“爆款”文创设计、文创餐饮，就是用创意激活古老文化，发掘了传统文化的无尽价值，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艺术手段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例子。

（有删改）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这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是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叶，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张打油、胡钉铰，在古代诗坛，他们只能算是与诗搭了点边的边缘人物，但要说写打油诗，他们则是最著名的人物。史书上当然没有他们的位置，但野来杂钞里却留下了他们的逸事和传说。他们虽不入流，却毕竟与文化史有关。了解打油诗的来历还是有意义的。

打油诗之“打油”二字，出自人名张打油。张打油确有其人，有学者认为他是唐朝人，也有的历史材料说他是元朝人，并说他曾在河南开封做过官。相传张打油擅作诙谐通俗的诗，其代表作是《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其观察之细致可谓慧眼，用语也很巧妙，老姐也能看懂，看后还要哈哈大笑。张打油虽有大名，但他的诗留传下来的却不多。没有人，也没有办法为他编诗集，他的那些打油诗只是散见在一些笔记杂著中。但打油诗的标识性人物，却并不只张打油一人，还有一个叫胡钉铰的，《辞源》上有几句简单的介绍：“唐贞元元和间人，名本能。以钉铰为业。能诗，不废钉铰之业，远近号为胡钉纹，其本名转不著。”胡钉铰写的诗，《全唐诗》竞收了四首，可见他写过一些不错的诗。代表作据说是《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写小儿垂钓时的天真、童趣，蛮有诗意，绝不像“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样俗白。但他之所以能与张打铰齐名，肯定是因他曾写过不少类似“黄白狗”之类的打油诗，只是那些打油诗没流传下来罢了。在民间，胡钉铰还被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和小炉匠奉为祖师爷。

（选自李乔《从张打油说到胡钉绞》，有删改）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白。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蓬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今年电影市场爆款。作为一部国产改编版动漫电影，究竟满足了怎样的期许，才演绎了一场颇含决绝意味的“逆天改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依然是从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找素材，并与已取得一定成功的《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一脉相承。这一方面得益于民间传说题材具有较好的改编基础；另一方面，民间传说题材既能兼容不同时空、多重相互矛盾的情感元素，又能经由改编承载、反映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与心理期待，更适合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与演绎。

其实这些年的银幕上，对传统文化题材的现代性改编，屡见不鲜，但成功者凤毛麟角。大部分作品仅停留于元素叠加的层面，似乎将传统故事叠加上现代性符号就可以摇身一变完成转化。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完全放弃了这种套路，尝试进行彻头彻尾的神话重述。传统的哪吒故事退居为一个载体，里面全然承载着属于当代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属性，以及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角度与方式。

从人物设定来看，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的人物放置于今天有着扁平、呆板、脸谱化的缺陷。哪吒母亲殷夫人的形象贤惠、柔弱，但存在感较低；经此番改写，变身成了武艺高强、斩妖除魔的职场女性形象，工作繁忙却也为如何陪伴哪吒成长耗尽了心力。父亲陈塘关总兵李靖，在以往的设定中太不讨喜，作为父亲，不爱哪吒、不信哪吒、不护哪吒，还每每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惩罚哪吒，这样的形象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心理期许。而在此番改造中，李靖的形象变得柔软，变得让人熟悉，他不善言辞，总是把爱深藏心底，对儿子有着很高的期待，却最可能暗暗地为儿子牺牲自己。这一版殷夫人与李靖的形象里暗藏着太多现代父母的影子，让观众无形中觉得可亲、可近，能够代入自我、投射自我，又随着片中人物的命运无尽唏嘘。

从故事架构来看，哪吒的故事本质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在世间历经种种遭际，由懵懂无知到唤醒英雄意识，再到成为英雄。具体到哪吒，“反抗”是其成长蜕变的核心元素，在传统的《哪吒闹海》中，哪吒反抗的是封建压迫。此时英雄的成长是“被迫”的，外在苦难的刺激，外在的对抗性压力，成为了英雄觉醒的触发点，“命令”着英雄展现英雄特质拯救苍生。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里，却在尝试英雄故事的另一种演绎模式。英雄成长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新版哪吒的成长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内向性驱动的主动选择，是一场笑泪参半的自我延展、自我实现。这种颇显孤独与执拗的“选择”才会让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抵人心，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传统文化题材是幻想类叙事文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好评的国产动画作品，多在不同程度上娴熟运用着传统文化要素、融入中国的历史故事，却反映出直指当下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诉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让人开始对打造高水准的中国神话传说系列心向往之，但这种系列作品的完备与成熟还需要后续作品的品质与口碑来维系，对国产动漫来说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不短的路要走，也许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那句著名的结尾：“我们的目光所及，只是不远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  

（选自边远《国产动画电影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改编套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