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邑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是相通的，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需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一一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捕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谈起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学创作所对接的文学传统，似乎关注不多。事实上，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学传统，网络创作秉持中华文化立场，网络作品蕴含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是对网络文学，而且也是许多优秀网络作品的一种内在品质。

网络文学是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形态。网络技术可以“无中生有”，网络文学却需要“技术联姻”和“精神传承”。有网络作家曾说过：“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下达成统一。网络文学创作同人类任何一种精神生产一样，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网络文学虽然有些“另类”，但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它仍然需要赓续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创造，始于返本而得以开新。不仅网络写作的语言表达古已有之，许多网络作品的情节设置等也都能找到传统文学的影子，受益于传统文学千百年的艺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观念层面的东西也无不渊源有之，可以从传统文学的文化母题中找到它们的历史基因。比如，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写神魔、《三国演义》写历史、《水浒传》写侠义、《红楼梦》写才子佳人，可以说是类型化的长篇小说。网络上数量最大的幻想类作品如玄幻、仙侠等，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

《择天记》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均可在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文学是变化的，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就更是这样。不过，不管怎么变，网络文学终归还应该是文学，大凡是文学就该有一些属于文学的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多年前就有作家提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要往前走、向上走，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优质源头，离不开文化立场的主体定位，从而接续优秀文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从古代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现当代优秀文学传统，这一中国文脉对于网络文学创作不仅有用，而且有效，不仅不能终止于网络，而且应该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网络文学只有从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才能促使自己从“高原”走向“高峰”，创造出新境界。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创作并非“从零开始”》)

如果要问，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儒家学说，包括《论语》这部经典。《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

《论语》全书共分20篇，篇名为后人所起，多用每篇首句中的两个字作篇名：每一篇又分若干章，每章长短不一。前后章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有些章还有重出现象，可见它是一个片段的集合体，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由于《论语》以孔子等人的语录为主，而说话人往往有特定的对象、语境，所以，《论语》中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如在谈到什么是“孝”时，在《为政》篇，孔子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就有不同的回答。但总的精神并没有矛盾，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论语》只有12 700余字，简明扼要，但内涵却很丰富，在治学、从政、修身养性乃至交友之道等方面，孔子都有深刻的见解。如果说《论语》有什么思想能够统率全书的话，那就是“仁”。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总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对“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孔子很重视周礼，即周代的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局势下，他希望社会和个体都能以“礼”为根本。而“仁”的实现，正有赖于对“礼”的实行。在《颜渊》篇，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提倡人们要以克制和礼让的态度来调和社会矛盾。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个体自觉的道德修养。所以，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只有不断反省、循礼而行，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当然，“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因此，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怎样才能达到这种“仁”呢？孔子认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把自己不想要的强加给别人。从更积极的角度说，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将“仁”的思想提升到理想社会的高度，他希望建设的正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而为政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用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强调为政者必须关注民众的需求，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众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只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政》)。而要做到这一点，为政者首先必须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的仁政理想。

(选自人教社《高中语文》必修一“名著导读”《论语》，有删改)

书法的当代文化功能

艺术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但中国文字的传承是恒久的，它涉及到我们文明的存废。尤其在今天，因为书法已经失去普及性和实用性，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书法产生误解。这种误解，首先就体现在对“书法”的理解上，过去古人学习书法是“认” “念” “写”三位一体，现在这三个部分在书法教育中被完全割裂：认，对汉字的研究，交给了中文系；念，交给了表演系；写，则交给了美术系。中国书法首先是文字，然后才是艺术，如果把文字的内涵都剥掉了，就剩下一个艺术的壳，那就实之不存了。

文化是民族的根，对于中华文化，汉字是它的根。没有文字，哪来的诗歌、历史和哲学？中国书法向来不缺少审美依据，博大精深的书法史论，有延续两千年的完整、缜密的评判标准。如果汉字的书写内涵都被剥离出去了，成了纯艺术，那就必然导致已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汉字的消亡，中华文明的繁衍就会遇到问题。由此而言，对传统书法的传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代书法是建立在当代美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尝试，也是东西方艺术相互碰撞的结果。现代社会大不一样，随着时代发展，科学进步，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字的要求大大降低。真正认真写字的人越来越少。眼下人们基本上连硬笔字都很少写了．更不用说练书法，我们通过键盘，就可以“敲”出文字。在当代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现代的“艺术”和古老的“文字”两者间的关系呢？显然，既不能以中国传统文字的观念完全覆盖纯艺术的观念，也不能完全用艺术的观念来覆盖我们文字的传承。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一直背着传统的包袱，而要大胆创新”，这观点没错，但当下的现实恰恰在于我们还没有继承到传统，反而徒然背上创新的包袱。书法界有一种怪象：如果你跟古人写得相似，似乎就不叫创新。其实古人早就讲过：“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很有道理。

就当下社会而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书法的位置，我们不应把书法仅仅视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的瑰宝，这其实是对书法的低估。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有 标志性的符号。弘扬“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铸魂，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汉字写好。就中华文明而言，汉字对于我们民族性格塑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常说“字如其人”，西汉杨雄也曾说“书，心画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平时的为人，最后都能通过字体现出来。在古代，书法是衡量一个人学识、才气、风度、品行的重要标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放弃过对书法的要求，这种标准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与时俱进，有效提炼出书法与文化的时代精神和活力。书法的教育，书法的传播，要接地气，要深入到社会每一个空间，要结合当下的文化和社会现实。如果我们现在还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聊书法，仅仅是局限在一种所谓的书法“界”，局限在文人趣味、展厅效应，那是狭隘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词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受到重视，朝廷往往从民间征召“笔杆子”。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等辞赋名家，最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也没广告分成一说，自媒体人靠什么获取报酬呢？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就是因打赏而来。

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蜀地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载，王褒才华横溢，擅长辞赋，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等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后来，稿费制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代，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润笔。尤其是韩愈，他擅长写墓志、碑文，有时一篇碑文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墓志、碑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辞。其实，“谀墓受金”者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也曾被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就已存在。

尽管润笔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定制，形成类似于现代稿费制的“润笔制”。

“写软文”被现代一些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的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早在汉代便出现了相当出名的软文，如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司马相如在序文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创收手段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润笔之外，还有“卖文”“提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