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知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代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来往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朝政府官员的致仕，通常都有退休保障，但等级不同，规定也会不同。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后来增加了半料。 |
| B．唐朝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悬车”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致仕。 |
| C．在唐朝，致仕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朝廷大员之间矛盾不休、朋党斗争，就会有官员致仕，而致仕官员还可能受到追究。 |
| D．以制度应对多数，是唐朝退休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通常照章办事即可。 |
| A．唐朝对退休官员的优待，是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或退休前提职，让官员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使相应的待遇得到提高。 |
| B．由于朝廷需要，唐代官员致仕之后也会有起复的现象，譬如苗晋卿就先后以刑部尚书身份、太子太傅身份、太保身份三次致仕。 |
| C．唐太宗时期，“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获得皇帝的支持，因为他是知进退的楷模，所以获得额外赏赐，所有待遇不变。 |
| D．致仕官在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往往普遍增加待遇，现任官的父祖也可能因为要提高现任官的待遇而被授官。 |
| A．唐朝官吏的物质待遇以俸禄为主，致仕官吏享受半禄。有时朝廷也会提高致仕官员的待遇，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 |
| B．唐朝的致仕制度，因等级不同而待遇不同，尤其对高级别的官员，全凭皇帝好恶，或给予恩赏，或草草处理，或再次起复。 |
| C．相对于物质待遇，更受致仕官重视的应该是朝廷的某些能体现其身份地位的仪式性活动，他们可以回到原曹司，位列现任官之前。 |
| D．唐代的致仕制度，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不仅最大限度的免除致仕官吏的后顾之忧，而且也激励了现任官吏为统治者尽忠效力。 |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 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 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 弹得一手好琴, 还管理过仓库、畜牧, 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 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 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小题1】下列对材料一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对“学”的理解关系到对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理解 |
| B．皇侃推崇先王之道，主张以此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
| C．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不过人道比天道更易于把握 |
| D．明代的郝敬不赞成诵读圣贤书，他的观点比较合理 |
| A．学习过程的苦乐与学习的目的有关 |
| B．通过科举获得的功名利禄往往是苦的 |
| C．通过学习完善自我的过程令人愉悦 |
| D．自我进步的快乐与别人是否知道无关 |
| A．人道迩： “迩”读作ěr 意思是“近” |
| B．服膺： “膺”读作yīng 意思是“反对” |
| C．中肯： “中”读作 zhōng 意思是“适合” |
| D．皓首穷经： “皓”读作 gào 意思是“白” |
| A．学习与日常生活相伴相生 |
| B．学习要时刻不忘做人之道 |
| C．学习是天生的心性与品质 |
| D．达到“仁”需要时时学习 |
| A．三个月不违背仁德 |
| B．一生中恰当的阶段 |
| C．一年中恰当的时令 |
| D．一天中恰当的时辰 |
| A．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
| B．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
| C．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
| D．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
| A．将“学”“习”解释为“学问”“练习”完全错误 |
| B．孔子本人多才多艺，学能致用，是“学”的典范 |
| C．孔子的教育观、政治思想观重视道德和社会实践 |
| D．教育要重视“学”“习”联系，“知”“行”结合 |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实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现实正日益清晰地出现在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活动中。从空间上看，当人类实践活动进入到全球范围，在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浪潮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具有客观现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客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呼唤着主观的或精神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这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基础上，自然生成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的提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就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理论阐释，是对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相互影响空前强烈的客观现实的观念反映。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展变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效果是检验或衡量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起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对业已出现的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就是说，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把握与确认，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点，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珍视、维护和争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那么，如何有效和顺利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关键是要处理好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矛盾论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根据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一方面，同一性依赖于斗争性，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甚至对立的同一。这意味着，没有众多的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国家，就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没有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就不会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斗争是同一中的斗争。这意味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形成、人类整体利益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眼里只有自我的特殊利益而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以自身特殊利益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种情况是，一些强权国家私利膨胀，常常以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或理由指手画脚，任性妄为，肆意破坏或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别的国家的核心利益。这实 际上也是把狭隘的自我利益至上化、绝对化的强权主义的做法。
（摘编自邱耕田《哲学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客观和主观、实践和意识的统一体，先有客观现实后有主观认识，先有实践后有意识。 |
| B．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在此基础上自然生成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
| C．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和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两方面的内容。 |
| D．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于人类对利益的追求，这里的利益指人类整体利益而不是某国的利益。 |
| A．文章指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从实践和意识两方面入手，并就二者的关系进行论证。 |
| B．文章从人类实践活动全球化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
| C．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以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顺序逐层分析，论证过程严谨。 |
| D．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的方法，论而有据，论而有理，论而有力。 |
| A．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构建，正是对共同利益生成和发展的一种确认和反映。 |
| B．要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世界各国有必要从维护自身利益慢慢过渡到维护共同利益。 |
| C．人类的共同利益由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形成，因此我们要确保不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
| D．某些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它国家，实际上是把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选自2018年2月《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小题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的“边塞况味”，或表现为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或流露出比乡愁更强烈的家国荣誉。 |
| B．家国情怀是中国古典诗词永恒主题之一，使得张载名言具有“先贤圣道，家国大义”。 |
| C．文中引用《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句,意在表达王昌龄对李广英雄气概的敬佩。 |
| D．朱熹认为“君子”就是“品格高尚”的人,尽管他们遭遇各不相同,但其“磊磊落落”中必然都是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 |
| A．文章第一段引用张载名言,对其解释后,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 |
| B．文章二、三两段从边塞况味到忧国忧民层层深入地论述了古典诗词的家国情怀。 |
| C．作者以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例,意在论证即使在乡愁如此浓郁的诗里,家国情怀也未曾缺席。 |
| D．文章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古典诗词中的家国情怀。 |
| A．家国情怀积淀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字里行间,深隐于民族血脉的薪火相传,它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 |
| B．先贤们的“忧国”体现在为国奉献的义勇和担当上,而身处和平盛世的我们,更应该做好“爱国”的本分,这就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 |
| C．唐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共同开启了中国诗歌的巅峰之门,他们成就了无与伦比的盛世唐朝。 |
| D．文章从家国情怀的角度,挖掘出我国古典诗词的文化价值,让我们在认同中传承,在践行中坚定信心,这恰是对文化自信的具体例释。 |
在殷代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难以预知的各种自然灾害是当时人类的最大威胁,“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就是他们艰难生存的历史写照。所以,周初的德治体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德治的三个原则,即“应时”“应和”“应戒”——从人与天时来看,要“应时”;从人与天命来看,要“应和”;从人与天灾来看,要“应戒”。
“应时”即人的活动应顺应天时节令。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对自然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践经验,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安排生产的一个重要规范和原则就是做到应“时”。
《尚书》开篇《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在历法的制定中体现了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物的生长变化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春分的划定,在天依据的是昼夜的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在地表现为动物开始交配繁殖,对应人的活动则是开始播种。夏至的划定,也是依据的昼夜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夏至在地面的表现是动物的羽毛稀疏,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是迁到高处居住。秋分和冬至的划分也是依据的昼夜与星体的变化,秋分在地面的标志是动物开始长出新的羽毛,对于人类而言,可以回到平原居住;冬至在动物身上体现为有密厚的羽毛,人类要居住在室内。
在对四季的划分中可以看到日月星体的运转—动物的生长—人的活动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时期,时令是指导和支配人类安排实践活动的准则,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界生存的保障。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二月东巡,祭祀岱岳;五月南巡,祭祀南岳;八月西巡,祭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祭祀北岳。
《尚书》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化紧密联系,在初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倡导应时而动。人类在从事各类活动之前都会举行仪式祭祀天地,这就是对自然的敬畏,西周之后更是如此。吸收了商纣失德逆天的教训,周王朝重视礼制,礼制其首即礼天,要求人们敬畏天命,应时而作。
“应和”即为崇德。在《尚书》中,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人与物关系是否和谐是判定一个人(君主)是否有良好道德的重要标准。例如,尧之德表现为通过“亲九族”而“协和万邦”;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王之德在于“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以求“咸和万邦”;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安民”“恤民”是《尚书》评价君王德行的又一重要标准。例如,尧帝“克明俊德”,并通过“敬授民时”而使九族、百姓、万邦乃至“黎民于变时雍”。“安民”“恤民”是在因“天命靡常”意识产生后而忧位、忧君推演出来的道德命题。
对于君主而言,道德还具有更深层的重大意义,即君主是否有德更进一步关系到天命的变更。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天命,只有良好的道德才能守天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原因在于商纣失德被天命所抛弃。周武王将商纣王沉溺酒色、残暴虐杀、昏庸、奢侈等失德行为看作是对上天的不敬,而他自己是根据天命来判断商纣是有罪的,“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商纣失德,是天命要诛杀他。如果不顺应天命将其诛杀,那么罪与商纣同等。
通过圣王治理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殷人在把权力看作是祖先神恩赐的背景下提出了道义的正当性,以自己“明德”的途径与天命相关联,把德行看作是天的本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上天的佑助,只有仁爱的君主才能获得民心的归附。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惠民。而在德治中,君主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才是民得以生、王之为王的前提条件。
“应戒”即强调有德之人应顺应天道,不做失德之事。《尚书》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追求万物和顺,失德不仅会引起天命的更换,还会招致天灾。“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天命”一度曾被人们视为是不可抗拒的,“顺天道”“明祖道”成了君王是否有德的评判标准,“天命”成了天道运行的法则,尊“天命”就必须要顺“天道”。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中的“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尚书》中的“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殷商诸王的“率民以奉天”都很清楚地体现了商周时期对“天命”敬畏。
君主之德贯通天地,关系到鬼神及万物的存在状态。君主之德与天灾和万物的生存状态相关联,在有德的君主的管理下,鬼神及万物都得以安宁,不会出现天灾。如果君主“肃”,雨则适时;君主“乂”,晴则有时;君主“晢”,暖得时;君主“谋”,寒得时;君主“圣”,风顺时。相反,君主失德则会出现天灾。君主、卿士和百官对社会的治理与自然环境有规律地孕育万物一样需要一定的规范。
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据《尚书·胤征》记载,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和氏失德,沉湎于酒,扰乱历法,于是就出现了天体运行失常的情况。在当时看来,掌管天文历法的人失德,其危害比烈火还要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天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都与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
(摘编自李青唐《从〈尚书〉观周初德治文化》)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生存状况,促使周初的德治体系提出了德治“应时”“应和”“应戒”的三个原则。 |
| B．“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 |
| C．惠民是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认为使民得以生才能使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和谐、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 |
| D．《尚书·胤征》羲氏、和氏失德导致天体运行失常的记载,反映出古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与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的思想。 |
| A．舜帝基于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择月出巡山川,祭祀四方,可见在人类早期社会,“应时”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 |
| B．商纣失德失民心,是天命要诛杀他。所以,周武王君臣同德度义,应天顺民讨伐商纣,将其诛杀,就不会被天命所抛弃。 |
| C．《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运用因果论证的方法证明了君主是否有德关系到天命的变更的道德的深层意义。 |
| D．《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制定历法,证明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是“应时”之举。 |
| A．古人的“时”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与今天人们对“时”的认识异同互见。 |
| B．《尚书》中记载尧帝安排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可见“天命不僭”的思想在古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
| C．古人认为,君主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追求万物和顺,对社会的治理符合一定的规范,不失德,就不会招致天灾。 |
| D．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有关。 |
①在科学的幼年时期，科学的各个复杂的侧面还没有充分展开，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科学与伪科学的基本区别，进而寻求划分它们的简单的经验标准或理性标准。彼时，科学与伪科学之间黑白分明，不容混淆。
②19世纪末，随着牛顿的经典力学基础的崩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开始松动起来，它们之间除了“非此即彼”，还要适当承认“亦此亦彼”。凡不是纯粹的思辨而包含一定经验内容的，因而可以为经验“证实”或“证伪”①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经受检验的，即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这就是说，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并不在于理论是否与经验相符合，而在于其中是否包含可用以解释某些已知现象并预测某些未知现象的经验内容。即使后来有的现象它解释不了，或者预测错了，例如亚里士多德力学、托勒密地心说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仍然包含一定的经验内容，仍然可解释或预测某些经验事实，因而仍然是科学。而且，正由于科学理论只能包含有限的经验内容，又总是注定了要为新的经验所否定，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又总是具有“潜在反证”或者潜在谬误。从这点看，这不仅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而且恰恰表明它的科学性之所在。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科学也同样不是绝对完善的终极真理，同样难免 真伪混杂，是非难辨。它已永远失去了那绝对真理的神圣光圈。
③那么，在这条界河另一面不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是否统统都是伪科学呢？
④“证实主义者”认为凡是不可证实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说“水是世界的本原”②就没有意义，因为这里的“水”并不是实际存在的 H2O，也无法用已知的物理化学手段加以测定。这类命题既然无法证明其真伪，因而也是超出于科学范围之外的，是“形而上”的。至于它们是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的“伪科学”，“证实主义者”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在他们那里，科学仍然拥有自己严密的围墙。
⑤另外一部分“证伪主义者”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虽然也给科学筑了一道围墙——凡不可证伪的就不属于科学的范围，但对于围墙以外的东西却不再一概斥之为“没有意义”。他们在这里又划分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如逻辑、数学等等，它们尽管不是经验科学，因而也不可证伪，但或者是经验科学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而推动了经验科学的发展。例如“水是世界的本原”，就有力地推动过物理科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另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如占星术，总是含糊其词以逃避经验的检验，而且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没有积极作用。只有这一部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伪科学。在这里，伪科学缩小到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使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横亘着一个尽管不属于经验科学，但仍具有认识意义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⑥以上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一种对科学的共同基本认识之上，即科学是知识体系。随着人的经验的积累，这个体系不断地得到调整，不断地用相对正确的东西代替相对错误的东西，从而使人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接近于真理。
⑦但是科学的实际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日心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甚至还早于地心说出现，但它战胜不了相对错误的地心说，反而被埋没了两千年之久。可见，历史并不是一条真理战胜谬误的一往无前的康庄大道。反之，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尽管有反证却并不一定立即遭到“证伪”。牛顿力学极盛时期就有许多反证：在天体力学中水星运动不遵守牛顿定律；在光学中粒子说从一开始就解释不了光的绕射现象。但是它仍然巍然屹立，并不为这些反证所动摇。可见，无论地心说或牛顿力学，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其不可检 验、不可证伪的一面，说明科学也容许某种不可检验性，或不可证伪性。
⑧这是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集体活动。作为知识体系，它服从于经验的逻辑检验，即是否符合真理；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就要看这种活动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能否解决预定的问题，满足预定的需要，在这里，科学还要服从于功利的需要。若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抛开科学的有效性去谈正确性，是不对的。
⑨于是，科学主要已不再是一堆现成的知识，而是一种探索的工具。作为工具，不光有理论还有与理论有关的观点、方法、仪器等等。它们既是指导这种探索活动的武器，又是保证这种活动取得成果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套工具，科学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的活动，也就是说，科学才成其为科学。
（纪树立《科学与伪科学：界限何在？》,有删改）
[注]①证伪：与“证实”相对。证实是用归纳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证伪是建立在演绎的基础上，指理论在逻辑上可能存在反例，可证明其不确实性。②水是世界的本原：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 归于水，他以此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小题1】第④段加点词“围墙”在文中的含义是
【小题2】下列语句中，可以用来支撑第⑧段观点的一项是（ ）
| A．爱因斯坦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
| B．爱因斯坦说：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是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之一。 |
| C．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D．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
| A．人们曾经认为，凡符合经验的归纳或理性的推论的就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 |
| B．人们曾经认为，科学总是在不断消除错误中前进的，因而总是相对正确的东西。 |
| C．人们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而现在却已失效的科学形态都属于伪科学。 |
| D．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已从根本上脱离了纯粹的认识领域，扩展到了实际研究活动领域。 |
| A．用对同一个理论的不同认识，清晰地表明了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的差异。 |
| B．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内容单一，有损表达的充分性。 |
| C．这个命题是以思辨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超越了经验科学，属于这两段所讨论的范畴。 |
| D．这是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其中的“水”是抽象的概念，难以实证，所以用在第④段中很恰当。 |
| E．第⑤段在列举逻辑、数学等非经验科学并指明其价值后，用哲学的例子加以阐释，表述严密。 |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字是有形的思维，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对思维进行考古所用的工具是古文字。 |
| B．在古人类时期，人们在古诗歌中喜欢用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在原始神话中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个道理。 |
| C．文字的产生是以抽象思维的能力水平为基础的，从象形文字可以看出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创造不出太抽象的符号。 |
| D．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因此它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
| A．文章在论证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时，分别从古代诗歌、原始神话、文字创造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
| B．古人类都是从象形开始创造古文字以及甲骨文中形容词的数量特别少，都能说明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薄弱低下，这是举例论证的方法。 |
| C．文章举从羊的肥大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名词的例子，是为了证明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 |
| D．文章用“总一分一总”的论证结构，论证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相互补充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思维不断提高的论点。 |
| A．中国、古巴比伦人、古玛雅人、古埃及人等都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可以推断出这些国家的古文字可能属于绘画文字的范畴。 |
| B．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说明他们的思维还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 |
| C．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说明抽象思维的发展也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 |
| D．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可见它们在人类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 |
| B．不少从事中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注重文化传承，西方人重视文化创新。 |
| C．在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下，西方文化才得以从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期突围而出。 |
| D．如果我们拥有开放的心态，始终不移地建设创新性文化，定能为中华民族文化再谱新篇章。 |
| A．文章从文化创新与创新性文化的关系入手，重点阐述了创新性文化是如何生成的。 |
| B．文章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 C．文章能够由表及里，从历史的文化现象的角度分析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形成的深层原因。 |
| D．文章先论述创新性文化的生成受客观因素驱动，再论述创新性文化与人们的主观自觉有关。 |
| A．创新性的文化能孕育出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又会促进创新性的文化诞生，二者相辅相成。 |
| B．儒学与基督教尽管在文化运行的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就文化运行的方式来看是基本一致的。 |
| C．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具有保守性的根本原因。 |
| D．如果在全社会的范围营造出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全体国民就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
《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缥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
《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小题1】下列诗句中不符合《楚辞》女性形象特点的一项是| A．荷衣兮惠带，倏而来兮忽而逝。 |
| B．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 |
| C．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
| D．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
| A．《楚辞》中的女性特点——（总分式）—→外貌、性格、气质——（例证法）—→《楚辞》中的具体篇章。 |
| B．《楚辞》中的女性性格特点——（例证法）—→相关篇目中的诗句——（融情于景）—→惆怅哀伤。 |
| C．《楚辞》中的神女——（神性减弱，人性增强）—→有瑕疵的普通人——（神人融合）—→《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
| D．时代背景、人文环境、屈原的认知和寄托—→《楚辞》中的女性形象风貌。 |
| A．受时代局限，《楚辞》中的女性大多柔弱凄婉、哀伤幽怨，这也是男权社会的鲜明特色。 |
| B．《楚辞》中女性的特点映射出屈原悲苦的人生际遇，这反映屈原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 |
| C．屈原笔下的女性秀外慧中、超凡脱俗,这完美的个性气质也是屈原自我高洁志趣的展现。 |
| D．《楚辞》中“美人”还可象征君主或美好理想，苏轼在《赤壁赋》中化用了该“美人”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