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精神是由一系列范畴组成的，这些范畴又存在一定的逻辑结构。“滋味”“文饰”“心性”“道德”“适性”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五大基本审美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美学对“美”的基本看法。而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大文化形态出于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又衍生出各自不同的美论范畴。中国古代美学以心性的表现为美、以文饰的形式为美，催生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情志范畴与境象范畴。这些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学范畴的逻辑结构，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精要与多彩。

中国美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提升中国美学的研究水平，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和美学传统，构建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对于繁荣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意”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关键词。意在汉魏以来的言意说中，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从先秦的哲学理念走向玄远之境，并成为文化的最高境界与文人的人生追求。而且，在唐代之后的文论与美学领域，意这一概念也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清代诗话中得到弘扬，成为中国文论生生不息的元范畴与关键词。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意象、意境、境界这些概念因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而被过度阐释，从而遮蔽了“意”作为中国文论元范畴与关键词的面目。

新时期以来，“美在意象”理论成为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说。“美在意象”经历了从审美活动到意象创构，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发展。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其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的精神超越了自我的有限性，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回到人的精神家园，从而确证了自己的存在。“美在意象”理论推动构建多元融创的现代美学体系，也从历史生成、逻辑生成等方面促进了美学基本思想转变，从而推动形成一种更趋开放的意象美学。

在美学研究领域，我们长期偏重学习西方理论形态，缺乏对中华民族审美传统的传扬。近年来，学界逐步重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出新，也从美学范畴入手，深入考察范畴的美学特质、逻辑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并推出了很多有分量的成果。今天，构建民族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文化战略，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迎来了被开发被激活的新机遇，中国现代美学也有望在此过程中逐步找回自我。为此，我们将继续推进中国古代美学现代转型，为其赋予新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古代美学范畴何以在现代发挥作用？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理解美学范畴在所谓的同时代、同一种语境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古代美学概念在现代至少发挥着三种功能：首先，可以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成为现代人审美的真正客体；其次，为现代人欣赏古代艺术作品提供了审美经验；再次，让现代人认识到，审美在语汇的更新中呈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

审美具有现象学的性质。如何沟通我与世界，从现实生存进入本真的存在，进而领会存在的意义，是现象学的宗旨。所谓现象学的还原只能是审美，中国美学是审美现象学。审美超越现实意识，消除了我与世界的分离，显示了存在的意义，从而充分地实现了现象学还原。

（节选自《发掘古代美学范畴的现代价值》有删减）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我们见证了艺术与世界从“不即不离”到“拉开距离”，再到“距离消蚀”的过程。

在古典的艺术话语体系中，如何借助线条、光影、色彩等手段，创造出如其所见、所知、所感的视觉真实，是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所谓视觉真实，是指在接受者的观看模式中，造型艺术的符号与它所再现的世界之间具有“似真性”。之所以说“似真”，是因为艺术符号再现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表象的世界。

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不即不离，既贴近生活，又融合了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艺术的世界虽是幻象，但具有接受效果上的真实感。说它是幻象，一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艺术效果取决于再现的媒介、对象与技艺；二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抽象过程，再现什么、如何再现，取决于艺术家观察自然的眼光或图式。说它是真实，一是因为造型符号与所指涉的事物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指涉关系；二是因为它并不记录时空中偶然的事态或个别的事实，而是表现人生普遍的情绪与意义。

因此，作为幻想的制造者，艺术家不仅呈现表象的世界，而且建构视觉的真实。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古典大师，用完美的技艺不仅把自然的微妙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赋予他所创造的形象以情感和生命。在古典的艺术世界，艺术家总是在所知与所见之间作出妥协和选择，从而使古典艺术处于相对和谐的境界。

与古典的和谐不同，现代的艺术话语具有鲜明的断裂感。没有传统的延续和确定的规范，现代艺术转而强调“绝对的现代”，强调流动、变化和偶然，以及对艺术陈规的质疑。现代艺术家抛弃了对外部自然和现实世界的真诚，转而痴迷于视觉印象的真实和转瞬即逝的美。尤其从塞尚、高更、梵高以来，在对视觉现象的重估中，他们抛弃了三维空间的幻觉，“越来越大胆地切断艺术中的再现因素，以便越来越坚定地在至为简洁、至为抽象的要素中，确立其表现形式的根本法则”。

现代艺术以自我塑造为核心，它鼓励独立自主和表现的自由，给予自我探索以重要地位。一方面，它对艺术价值的评价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反体制的、批判的。它以放荡不羁的形式表达了拒绝媚俗的精英意识，无形中拉大了精英与大众的距离。因而，现代艺术与大众格格不入，注定无法通俗。

如果说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主性为前提，刻意拉大艺术与世界、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距离，那么后现代艺术则产生了“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

在艺术风格上，雅俗艺术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已经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艺术家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号拼贴的混杂风格之中，现代美学一本正经的精英意识已经被戏谑的、嘲讽的审美立场所取代。在后现代艺术中，伴随着雅俗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风格艺术的混杂，各种距离感消失了。人们片面地强调直观性、轰动性、新奇和刺激，消解了时空感受的审美距离。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过去符号的拼贴、挪用、解构与重组，来消解信息与娱乐、现实与影像、精英与大众、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差异性。因此，后现代艺术往往不像现代艺术那样给人很强的距离感，与此同时，它的批判性也相对减弱了。

(摘编自周计武《微博橙子辅导》)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杜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经典阅读有全然不同于“浅阅读”的特点。它有对普遍性和本原特征的热切关注，能助人了解世界，观照自我，因此提供给人的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养料。

所谓了解世界，是说借由经典提供的经验，人们能找到世界的原始图景，从而认清未来发展无穷。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也发生过类似的感慨——这个世界是如此之美，但人看到的是如此之少。仅仅是因为没时间、没精力吗？其实，主要是因为个体常受种种困扰的限制，未能获得了解世界的能力与方法。而经典阅读能让自感处处受限的我们在身心解放中拓展视野，所以，这个活动会被称为“心灵的探险”与“灵魂的壮游”。或以为，生活是最好的导师，这话自然不错，但对于经典阅读，我们想说的是，生活并不必然就比虚构具有更多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必然就比人的心智创造更能象征存在的本质，而由媒体构建出的生活世界，有时更只是表象，它的肤泛和破碎，根本不足以映像真实的世界。如果没有经典思想的烛照与指引，它们完全有可能被表现得毫无真实感，更遑论深邃。由此，透过现象，直抵本质，在不出离历史细节和人性真实的同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任务也就无从完成。

所谓观照自我，是说人生有限，决定了人有使命要完成，不但对自己和家人，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而要做到这些，了解自己非常重要。但实际情形是，人恰恰最难自知，故“自知者明”与“认识你自己”，会成为横亘在东西方所有人面前的千古难题。而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助人了解自己，因为它致力于一切真假和善恶的剔析，对集天使魔鬼于一身的人性原态更有深刻的追索，这些都能让人从中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疏浚心源，检点小我，唤出自觉意识，养成反省习惯，然后从心底生出广大的社会关怀，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上的担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普鲁斯特所谓“阅读过程是一交流的过程，是一次与不在场或已死去的当事人的心灵对话”，也是强调通过人书对话真正认识自己。

而“浅阅读”显然不能达成这个目的。即使“浅阅读”中的“励志阅读”，意义看似很正面，但集矢于职场小说或名人传记，眼下从成人到孩子，纷纷追捧这类书为经典，注意的多是外在的物质成功，譬如事业（主要表现为金钱的获取）、婚姻（主要表现为金童玉女式的梦幻结合），而非内在的精神成长；且主角多是位尊而多金的工商巨子、明星大腕，这样的情感太廉价通俗了。它只让人看浪漫的童话，而忽视在汗水中欢呼收割的普通人的成功才更具说服力，更忽视意志品德与抗挫折力的养成对人性成长才最有意义，必不能像埃及作家阿巴斯·阿卡德说的那样，给人“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生命”，或“从生命的深处增加生命”，相反，与叔本华说的“滥读”倒眉目相似。为防止“滥读”而导致杰出头脑离开思想，叔本华要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贸然去读那些正在爆红的大众书，不管是政治、宗教的小册子，还是诗集和小说，用他峻刻的话说，“凡为傻瓜写作的人，总会有一大群读者。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他呼吁人把时间花在阅读“具有伟大心灵的作者的作品上”，他的意思是，“那些作者超越众人，他们的声音值得你去倾听。

（节选自汪涌豪《经典阅读的当下意义》，有删改）

中国文化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演员。当年的上海裁缝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柄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有些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摘编自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汉学家字文所安谈及中国古典文学时指出：“古典作家的创作动力，于对不朽的期许。”所谓不朽，即是时间消弭的印痕，抹除生与死的界限，借助作品一次次地被翻阅，作家被读者不断地记起并评价。这样，古典作家的身躯虽不复存在，但其精神记忆永不消逝。

其实不单单是文学，任何一种艺术都带有对不朽的渴望。如果说作家书写的记忆是内在的、抽象的，那么，建筑家通过建筑表达出来的记忆则是外在的、具体的。建筑应当是诗意的栖居之地，除了实用之外，更应该有种意义上的指归。这就是说，建筑不单纯是技术的，还包含着人文性和历史性。古建筑和城镇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应当重新被记起和修复。

古建筑作为一种记忆，能提醒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伤痕累累的建筑，控诉着战争的残忍和无情；那些宗教气息浓郁的装饰，表达着先人对宗教的痴迷；那些风格新奇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性。正如作品《时光之魅一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中写的那样，“历史建筑受到保护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历史价值，也因其固有的美、建筑质量及教育价值。”我们能在古老建筑里看到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它既有外在的建筑形式，又包含着深远的精神含义。

我想，若我们徘徊于某一个陌生国度，能迅速辨认出这是属于哪一国的建筑，那这个国家的建筑记忆便构建起来了。因为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文化和审美，决定了它只能属于这个国家。

保护建筑和城镇并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它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古建筑、古城镇因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后，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原有特色和记忆，但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保护显然不太现实，保护本身，就是在改变原有的历史肌理，大多数建筑家就只能在保护和破坏之间寻找平衡点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速度也紧追其上，新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并不代表可以盲目追求新潮建筑，随意舍弃古建筑和城镇。对一个民族来说，古建筑和城镇才是根本，它不仅拥有自身的美感，更铭刻着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我们要建设文化自信，建筑和城镇保护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梁思成先生一生致力于建筑和城镇保护，他曾对学生说：“古建筑和城镇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梁思成先生深感古代建筑和城镇的伟大，他不遗余力发掘和保护被遗忘或者濒临消失的建筑。他知道，这些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些也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像北京城墙、佛光寺、应县塔等，都已不单纯是外在的场所，而是内在心灵的完美展示，是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和内在心灵史。

唯其如此，保护中国建筑和城镇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建筑背后所带有的各种记忆。人是短暂的存在，但借助建筑、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或许能够超越这种短暂性，去追寻自己和人生的根源，从而获得长足记忆。中国建筑应当回归，应当凸显中国本土的建筑特色；建筑家应当担负起保护的重任，在重视历史肌理的同时，适度融进当代创造性，让建筑和城镇成为一个国家长久的历史记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创作风格的年轻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 翟长兴《理论观察·现代诗派》，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