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自然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轨道，将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影响下，这种血缘关系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的客观基础和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可这压抑儿童天性的家庭教育主张在古代大行其道，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悌之德具有“事亲”的效用，还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还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追求的目标，任何家庭很难摆脱这一教育模式。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只得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达到了高度统一，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族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亲。在中国古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优患意识。

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选自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①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信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天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天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样。

②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创造一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

③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

④可惜我把话语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水母制作，而且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选自金克木《书本世界》，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