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审美移情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它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是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形态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浸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谷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立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具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在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相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也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

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声浏亮^（1）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ロ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大 兵

梁晓声

天黑了。

暴风雪呼啸得更加狂怒。一辆客车，已经被困在公路上六七个小时。

车上二十几名乘客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孩子刚刚两岁多一点儿。还有一个兵，他入伍不久。他那张脸看去怪稚气的，让人觉得似乎还是个少年呐。

那时车厢里的温度，由白天的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渐渐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了。车窗全被厚厚的雪花一层层“裱”严了。每个人都快冻僵了。那个兵自然也不例外。

不知从哪一年起，中国人开始将兵叫作“大兵”。其实，普通的大兵们，实在都是些小战士。

那个兵，原本是乘客中穿得最保暖的人：棉袄、棉裤、冻不透的大头鞋、羊剪绒的帽子和里边是羊剪绒的棉手套，还有一件厚厚的羊皮军大衣。

但此刻，他肯定是最感到寒冷的一个人。

他的大衣让司机穿走了。只有司机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求援，可司机不肯去，怕离开车后，冻死在路上。于是兵就毫不犹豫地将大衣脱下来了……

他见一个老汉只戴一顶毡帽，冻得不停地淌清鼻涕，鼻涕挂了一胡子，样子非常可怜。于是他摘下羊剪绒帽子，给老汉戴了。老汉见兵剃的是平头，不忍接受。兵憨厚地笑笑说：“大爷您戴着吧！我年轻，火力旺，没事儿。”

人们认为他是兵，他完全应该那么做。他自己当然也这么认为。

后来他又将他的棉手套送给一个少女戴。

她接受时对他说：“谢谢。”

他说：“不用谢。这有什么可谢的？我是兵嘛，应该的。”

后来那年轻的母亲哭了。她发现她的孩子已经冻得嘴唇发青。尽管她一直紧紧抱着孩子。

于是有人叹气……

于是有人抱怨司机怎么还没找来救援的人们……

于是有人骂娘，骂天，骂地，骂那年轻的母亲哭得自己心烦心慌……

于是，兵又默默地脱自己的棉袄。走到那位年轻母亲身边。帮着她，用自己的棉袄，将她的孩子包起来了……

穿着大衣的几个男人和女人，都用大衣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仿佛，兵的举动，使他们冷上加冷了……

再后来，天就完全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忽然有火苗一亮，一个男人按着了打火机。

他走到兵跟前，一松手指，打火机灭了。车厢里又伸手不见五指了。

他低声说：“真的，你这兵就是经冻。咱俩商量个事儿，把你的大头鞋卖给我吧，200元！200元啊！"

兵说：“这不行。我要冻掉了双脚，就没法儿再当兵了。”

他一再地央求，说哪儿会冻掉你双脚呢！你把大衣、棉袄、帽子和手套都白送给别人穿着戴着了，怎么我买你一双鞋你倒不肯了呢？

兵沉默片刻，犹豫地说：“那……如果你愿意用你那半瓶酒和我换的话，我可以考虑……”

二人互换之际，他又灌了一大口酒。好像如若不然，这种交换，在他那一方面是很吃亏的。

兵从车厢这一端，摸索着走向那一端，依次推醒人们，让所有的人都饮口酒驱寒。包括那位年轻的母亲，包括那少女。

酒瓶回到兵的手中时，兵最后将它对着嘴举了起来——只有几滴酒缓缓淌进兵的嘴里。兵感到口中一热，似乎浑身也随之热了一下……

车是被困在一条山路上的，一侧是悬崖。狂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将下坡的雪一片片扫向悬崖。

于是车开始悄悄地往后滑了。没有一个乘客感觉到这是一种不祥。

但兵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下车了……

拂晓，司机引领来铲雪车和救援的人。乘客们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没有欢呼，就是兵。

就是那看上去怪稚气的兵，就是那使人觉得还是个少年的兵。

人们是在车后发现他的——他用肩顶着车后轮，并将自己的一条腿垫在车后轮下。

他就那么冻僵在那儿，像一具冰雕。

也许，他没有声张，是怕人们惊慌混乱，使车厢内重量失衡，车向悬崖滑得更快。也许，他发出过警告，但沉睡的人们没有听见。呼啸的狂风完全可能将他的喊声掩盖……

事后人们知道，他入伍才半年多。他还不满19岁。他是一个穷困乡村的多子女的农家的长子。他的未婚妻是个好姑娘，期待着在他复员后做他的贤妻……

（有删改）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健，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当代》，有删改）

国 宝

吴承墨刚走下站台，梅城就用一场裹着梅花气息的温润小雨款待了他。让他感到温润的，还有王老板的那双手。见面握手是一种常见礼节，可王老板握着他的手时，掌心竟有些发热发潮。

下榻，洗漱，吃早茶。吴承墨迫不及待地问：“东西在哪里？”“不急，不急。”王老板说，“您老刚下车，先在这里养养神。”“那是，养好了精神，看东西才不会走眼。”吴师母说。

午饭后，王老板就开着“大奔”，拉着吴承墨和师母直奔梅园。吴承墨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江南小城的梅花，曾给他带来很多灵感。进了梅园，他一看到满园盛开的梅花，竟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当场吟就一首咏梅诗：

不为浮华动，月下独自开。吟吟低浅唱，一枝报春来。

刚刚吟完，王老板就拍手赞叹。吴承墨诗兴大发，又接连吟了好几首。

第二天早餐桌上，吴承墨又问起东西在哪里。王老板还是说：“不急，不急。我听北京收藏圈里的人说，您是国宝级的大师，您只要闭着眼在书画前走一走，用鼻子闻一闻，就能鉴定出是真品还是赝品。”“那都是人家瞎吹的。”吴承墨说。

早餐后，王老板租了一条观光船，沿着古运河一路游览，还请来了两位评弹演员。老两口儿品着时鲜，喝着美酒，听着琵琶的伴奏和美女的清唱。这下，吴承墨真的有些醉了，是被乡情陶醉了。

闲谈中，王老板终于提起了那件东西。竟是一代国画宗师八大山人的一帧山水长卷。吴承墨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叹息：“哦！”这些年，他过目的书画不少，但能鉴定如此有分量的国宝，还是头一回。

第三天早茶后，王老板带吴承墨夫妇驱车驶入一个刚建成不久的小区。一幢幢别墅在湖光山色中隐现着，小区路边，一株株春梅正含苞欲放。王老板领着两人走向濒临湖边的一幢独体小别墅——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仿古建筑，门前就是鹤湖。当转到三楼露天阳台时，吴承墨面对波光潋滟的湖面顿时诗兴大发，于是脱口吟道：

岸边梅花湖中鹤，哪是青来哪是白？天上嫦娥楼上客，哪是人来哪是仙？

王老板又是拍手赞叹：“好诗好诗！吴师母，喜欢这里吗？”

“岂止是喜欢，我都不想走了！”吴师母笑道。“如果师母喜欢，我就送给你们！”王老板说。

话音刚落，吴承墨就说：“这么贵的小楼，你就是敢送，我也不敢收啊！”吴师母看了他一眼。

下午，王老板将二老接到了拍卖公司，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用黄缎装裱的轴盒，从里面取出一个装裱精致的卷轴，缓缓将其打开。吴承墨就像一个上了手术台的主刀大夫，穿上白大褂，戴上白手套，围着长案缓缓转了一周，然后走近，将上身俯向展放在案上的墨宝。画面上有江南的群山、曲水、春梅，依山临水傍梅的是一间小小的草寮。八大山人画草寮，只是草草数笔，淡墨上漂一层赭石，极其传神，似乎住在草寮里的人，都不食人间烟火。

吴承墨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画，只要一看到八大山人的作品，浑身就会似过电一般。可这回，这种感觉却没有了。他拿起放大镜细细审查起来，用笔，用墨，包括题款，都没有任何破绽。他将放大镜瞄准了题款下面的那方印章。这是鉴定书画的最后一道关口。那是一方八大山人常用的印章，只是印泥稍稍淡了一些，略显浅薄。他又站到了画前，将鼻子凑近画面，做着一次次深呼吸。目光又在那方印章上停留了足有数分钟，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呆立在那里。

晚上吴师母就跟他吵了一架。吴师母道：“你今天吃错药了？你头都点了，怎么就不肯落笔？”“我还是有点吃不准。”他说，“那方印章看上去没问题，只是印泥按说不应该那么淡。而且八大山人早年用的墨里都混有冰片和麝香，可是这张画上，一丝气味也闻不到。”

“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吴师母道。

“看来，还得再看一遍。”吴承墨小声说。

三天后，他又将画面上的笔墨以及题款、印章细细看了一遍，再将鼻子一次次凑近画面。起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可是看到后来，山也还是山，水也还是水，只是山水间的草寮，却变成了小别墅。

吴承墨转身拿笔蘸墨的时候，手似乎有点发抖。紧挨着他的吴师母说：“承墨，你随便写，就当平时练字。”这么一说，他的手就不抖了。

刚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吴师母已将揿了印泥的那方大章递了过来。他接过后，手似乎有点不听话，微微发颤。吴师母就捏住他的手腕，朝下按去。

第二天，吴承墨夫妇就要返京了，王老板掏出一串钥匙：“师母，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回到北京，吴承墨就住院了。医生说他是因为太劳累，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一个多月后，吴承墨才出了院。早晨，他从刚送来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梅城市博物馆花重金从私人手中购得的一件国宝——八大山人山水长卷，经鉴定竟然是赝品。

吴承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眼前一黑……

(有删改)

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

魏饴

素质教育发端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和中国孔子的“做人”“成人”人本教育。古希腊文明能达到古代世界巅峰，并非因为它强大富足，而是因为它教育培养了使人自由的精神。它强调人在本质和目的上是理性、道德和精神的存在体，人的教育应该是为知识而探讨知识，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并由此实现心灵的培养。这种教育为了人，而不为人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孔子教育追求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人”或成为“君子”，而“君子”的核心就是“仁”。与自由教育相比，两者目标都指向人，不过自由教育重在人本心灵的培养，孔子教育在提倡人本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伦教化的关注。中国教育强调调和持中、反求诸己的群体伦理和社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人，“成人”兼顾群体伦理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把人本放在什么位置。中国教育的发展，开始就没有真正突出人本，往后一直是社本主义或功利主义占上风，这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素质教育内容不仅要通过传统的显性课程形式来传授，而且还应特别注意通过耳濡目染的隐性课程的形式实施，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学校的一致做法。知识可从彼到此教出来和学出来，不教不学当然不会了解和掌握知识，但人的素质却不能仅通过课堂教学得来，需要在生活中学，在实践中学。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首先表现出的科学综合和行业综合的趋势已愈来愈突出。在高等教育方面表现为减少专业数量、提倡学科交叉、增强课程间的融合等，关注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已逐步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素质如何自然成为关注的热点，它是着眼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然而，在人的所有素质因素中，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则又是“做人”的灵魂，是蕴藏在国民心中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西方大学，他们把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称之为“德育投资”，认为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德育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校要开设的必修课程。

认识素质教育还要正确认识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相互借鉴融合的问题。通识教育是一种哲学观，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两者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事实上，大学素质教育问题的提出相对较晚，通识教育的很多做法可直接用之于素质教育，譬如国外普遍采用的“2+2修读模式”等。甚至有著名学者指出，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全面素质的教育”。这里，将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完全等同虽不准确，但应看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近年来二者有互相接近的趋势。虽然，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思想和观念，但素质教育并不排除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强化；虽然，素质教育不重在开设多少门课程，它关注得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能力、思维形式或情志倾向等，而素质的种种表现又是以人扎实的知识素质为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与技能仍需进行传统的课程讲授。虽然，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但美国高校现在也注意将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同样可适用于专业教育的理念与方法来加以认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