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静寂的园子

巴金

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棵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

忽然我听见洋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它们跑了两三转，又从藤萝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

我刚刚埋下头，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吱吱喳喳地讲话。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它们要告诉我的一定是它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它们。我把手一挥，它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它们留住，它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静寂。不过我知道它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

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园子里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正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静寂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静寂。这是一种灾祸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

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行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空袭警报）就锁门出去。近半月来晴天有警报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并没有结果。小鸟回来后又走了；松鼠们也来过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顶，我不知道它们消失在什么地方。从我看不见的正面楼房屋顶上送过来一阵的乌鸦叫。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间的事情，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信息。

我写到上面的一段，空袭警报就响了。我的等待果然没有落空。这时我觉得空气在动了。我听见巷外大街上汽车的叫声。我又听见飞机的发动机声，这大概是民航机飞出去躲警报。有时我们的驱逐机也会在这种时候排队飞出，等着攻击敌机。我不能再写了，便拿了一本书锁上园门，匆匆地走到外面去。

在城门口经过一阵可怕的拥挤后，我终于到了郊外。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还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警报解除后，我回来，打开锁，推开园门，迎面扑来的仍然是一个园子的静寂。

我回到房间，回到书桌前面，打开玻璃窗，在继续执笔前还看看窗外。树上，地上，满个园子都是阳光。墙角一丛观音竹微微地在飘动它们的尖叶。一只大苍蝇带着嗡嗡声从开着的窗飞进房来，在我的头上盘旋。一两只乌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只黄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间飞舞。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在对面屋瓦上响起来，又是那两只松鼠从高墙沿着洋铁滴水管溜下来。它们跑到那个支持松树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脚边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栏杆下，在那里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隐在松叶后面了。松叶动起来，桂树的小枝也动了，一只绿色小鸟刚刚歇在那上面。

狗的声音还是听不见。我向右侧着身子去看那条没有阳光的窄小过道。房东家的小门紧紧地闭着。这些时候那里就没有一点声音。大概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报去了，现在还不曾回来。他们回来恐怕在太阳落坡的时候。那条肥壮的黄狗一定也跟着他们“疏散”了，否则会有狗抓门的声音送进我的耳里来。

我又坐在窗前写了这许多字。还是只有乌鸦和小鸟的叫声陪伴我。苍蝇的嗡嗡声早已寂灭了。现在在屋角又响起了老鼠啃东西的声音。都是响一回又静一回的，在这个受着轰炸威胁的城市里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划破万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机声突然响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多么雄壮，它扫除了这个园子的静寂。我要放下笔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负着金色阳光在蓝空里闪耀的灰色大蜻蜓。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象。

1940年10月11日在昆明

（选自《龙·虎·狗》有删节）

奴隶的心

巴金

“我的祖先就是奴隶！”有一天，彭骄傲地对我说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对我讲过他们的祖先。他们都得意地说：“我的祖先里有不少的奴隶呢！”直至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彭。

彭的来历，我不知道。我跟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为感激他在汽车快要挨到我的身子时拉过我一把。

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我的房里。这个学期我已经迁出校外了。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很舒适的屋子，是在楼上，从窗里可以望见学校的校前的马路， 还有那个新辟的小高尔夫球场。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吧。”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对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題，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

“你也有奴隶吗？”他不客气地问。

我昂然回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有奴隶，在我家里就有十六个奴隶！”

听了我的话，他冷笑了一声。他的眼光里没有尊敬，没有羡幕。对于一个领有十六个奴隶的人，居然加以蔑视。这大概是妒嫉罢。因为据他的经济情形看来，他当然不会有奴隶。于是我同情地问他：“你家里大概也有奴隶罢。”

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他的眼光里充满了骄傲。他昂然说：“我的祖先就是奴隶！”他叙说这个，好像在叙说一个功绩。

“然而你在大学里读书……”我不肯相信他的话。

“奴隶的后人就不应该在大学里读书吗？”他散慢地问，“我看你的祖先也不见得就不是奴隶罢。”

我跳了起来，好像头上受了鞭打。我认为我受了大的侮辱。我向着他走去，站在他面前，气愤地看着他“你以为我的祖先跟你的一样吗？不，决不。告诉你，我的父亲有十六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再数上去，我的祖先还有更多的奴隶呢！”

我想他一定是妒嫉到发狂了，便忍不住笑起来。

他的脸上现出了愤怒的表情，“你笑，笑什么？……在你的华丽的房屋内，温暖的被窝中，你知道些什么呢？你知道你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吗？我很骄傲我的祖先是奴隶，是的，我很骄傲。固然我的祖父被人诬为窃贼而上吊，我的父亲代人受罪病死在狱中，我的母亲被人奸污，但是你能够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污点吗？他们害过什么人吗？”他的话说得更急了，“是的，你会嘲笑他们，你会鄙视他们。要是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啊！他们的黄金似的心，在你们那般人中间是找不出来的！”

我记起了他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惊疑地问：“彭，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也是一个奴隶所有主，你为什么不让我给汽车碾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声，然后温和地说：“大概我还有这颗奴隶的心吧!” 我静静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解释道：“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了。”

他用手指指着胸膛。我望过去，我仿佛看见颗鲜红的大心在他的胸膛里跳动。 我又回头看自己的胸膛。我的漂亮的法兰绒上衣遮住了一切。

我连这颗奴隶的心也没有！也许我竟是全然没有心的人。我被羞愧、恐怖、 悲哀、昏乱压倒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仿佛觉得我在陷害人家的祖父，让人家的父亲代我受刑，奸污人家的母亲……我不觉惊恐地叫了起来。

“郑，什么事？你在叫什么？ ”他温和地问。

我半晌说不出话，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毕业后几年，我有了三十二个奴隶，他们忠心地服侍我们一家人。我快乐，我满足。我早把彭忘得干干净净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园里纳凉，五个奴隶在旁边伺候。我翻阅当天的报纸，偶尔在新闻栏里发现一则枪毙革命党人的记事。这个革命党人的姓名，跟彭的姓名相同。

（有删改）

灯

巴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 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 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土希洛8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  “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1942年2月在桂林

愿化泥土

巴金

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

⑵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

⑶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⑷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⑸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马房里的轿夫老周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

⑹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⑺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我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⑻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自己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

⑼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⑽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⑾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选自《随想录》，有删节）

他们走出祖父的房门，穿过堂屋，走下了天井。觉慧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半嘲笑地说:“我现在才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了。”觉新看了他一眼。他忽然正经地问觉新道:“大哥，究竟怎样办？”

“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爷爷的话：你这几天不出去就是了，”觉新摊开两只手说。

“那怎么行？外面的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我怎么能够安静地躲在家里不出去？”他绝望地说，他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他老人家要你这样，”觉新平静地说。这些日子来他对于任何大事小事差不多都是以平静的态度处之的。

“好，你的‘无抵抗主义’又来了。我想你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个基督徒。人家打你左脸，就马上把右脸也送上去。……”觉慧愤愤地骂起来，好像要把他在祖父那里受到的气向觉新发泄。

“你的性子真急，”觉新并不动气，反而微微地笑起来。

“你为什么向我发脾气？你骂我又有什么用处？”

“我一定要跑出去！我马上就跑出去！看他把我怎样！”觉慧激动地自语道，一面不住地顿脚。

“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顿骂，”觉新回答了一句，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忧郁了。

觉慧抬起头看了哥哥一眼便不作声了。

“现在我认真跟你说话，”觉新和平地、亲切地安慰觉慧道，“我劝你还是先在家里头住几天不要出去，免得又惹爷爷生气。……你年纪轻，性子急。其实爷爷跟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他话说够了，气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字就走出去，把一切都忘在九霄云外，好像没有听见他说过什么一样。这不更简单吗？你跟他争论，一点好处也没有！”

觉慧不说话了，他抬起头看灰色的天空。他并不同意哥哥的话，但是他不想再跟哥哥辩论了。哥哥也有道理：本来没有好处的事是不必费力去做的。但是一个年轻人的心能够永远给拘束在利害的打算里面吗？在这一点哥哥似乎并不了解他。

他望着天空中飞驰的几片乌云，几种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斗争。但是最后他决定了。他温和地对觉新说：“我决定这几天不出去。不过我并不是听爷爷的吩咐，这只是为了免得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觉新的脸上现出了欣慰的颜色。他满意地微笑道：“多谢你。其实你要出去，我也无法管你，我每天要到公司办事，今天自己有事情回来得早，恰好就遇到你这件事情。……其实凭良心讲，爷爷不要你出去，还是为你好。”

“我也晓得，”觉慧不假思索地答道，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在说什么。他痴痴地立在天井里，看着觉新走开了。一个人没精打采地走到花盆旁边。红梅枝上正开着花，清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的鼻端。他伸手折了短短的一小枝，拿在手里用力折成了几段，把小枝上的花摘下来放在手掌心上，然后用力一捏，把花瓣捏成了润湿的一小团。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满足了，因为他毁坏了什么东西。他想有一天如果这只手变大起来，能够把旧的制度像这样地毁掉，那是多么痛快的事。……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忧郁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现在不能够出去参加学生运动了。

“矛盾，矛盾……”他口里不住地念着，他知道不仅祖父是矛盾的，不仅大哥是矛盾的，现在连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了。

（摘自《家》第九章，有删改）

（注）：觉慧参与学生运动，被爷爷知道了，爷爷要觉新管教弟弟，故事便从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