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①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②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③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的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两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④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方。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⑤有一天上作文课，徐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的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⑥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⑦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如令想来，当初的“凶”何尝不是一种负责。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也因此逐渐领教了他的才学。还有他的朗诵也非常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⑧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⑨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有删改）

我的思念是圆的

艾青

我的思念是圆的

八月中秋的月亮

也是最亮最圆的

无论山多高，海多宽

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在这样的夜晚

会想起什么？

我的思念是圆的

西瓜，苹果都是圆的

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

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

思念亲人的人

望着空中的明月

谁能把月饼咽下？

论老实话

朱自清

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实会，大家读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著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大家也都一笑。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衣示他在做国务卿时有许多话不便“老实说”，现在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了。

中外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易听到的。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

人们为什么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成实，容易制自己，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勾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抱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

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怕还远得很罢，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只要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话里掺实话，实话里擦谎话。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掺的，人们的信就建立在这种两掺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掺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己标榜的“老实话”，与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谁能知道他的话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开诚相见。但是“心口如一”向来难得，“口是心非”时有不免。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所谓“推心置腹”，“肺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数教衍析，容容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丁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几的，读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如，像夫妇之问，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题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没人信，有辜实可也掺点儿谎，就有信的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缭乱，不胜其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都是谎！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贝尔纳斯将他的书题为《老实话》，那本书总不能够全是说罢？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據谎而活下去，因为那样他就掉在无里了

（选自《论雅俗共赏》，有删改）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兔和猫》）

鸡 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马裤先生

老 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蹬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地说。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荼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茶房看马裤先生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竞自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

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床上。 “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实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荼房!”

他站起来，数他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实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茶房!拿手巾把!”“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坊，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荼房”小一点。有时呼声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我笑了，没法再忍住。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厢。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五叔春荆

郑振铎

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

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到了现在，自然已记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可不知怎的，这位不大认识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

这个忆念，祖母至今还时常叹息着把我挑动。她每每微叹着说，五叔是你几个叔父中最听话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说，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给她打过骂过。五叔读书又用功，常常几个哥哥都出去玩了，他还独坐在书房里看书，一定要等到天黑了，方才肯放下书本。也写得一手好楷书，那些字，个个工整异常，他记账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写下来，从没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没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那个时候，家里的杂事，没人管，要不是五叔在家，她真是对付不了。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从没有对丫头、对老妈子、对当差的说过一句粗重的话，他对他们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儿。在他死时，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连小丫头也落泪了。唉，你这样好的五叔，可惜死得太早！每当回忆起伤心的情景，祖母总是默默的不言一会儿，沉着脸，似乎心里很凄楚。

每到夜晚，祖母便在烟铺上坐着，慢慢的烧着烟，嗤、嗤、嗤的吸着。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对我说起五叔的事来。

祖母道：“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他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见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们都说他比奶娘还会哄孩子呢。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全家都说，你和你五叔缘分特别的好。有一年，你出天花，你五叔真是着急，书也无心念了，天天拜菩萨，请医生，取药，就是煎药，也亲自动手。你现在都不记得了罢？”

真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认识了一位温厚仁爱的叔父。

祖母曾把五叔病死的原因，很详细的告诉过我们，而且不止告诉过一次。她凄楚地述说着，我们也黯然的静听着。夜间悄悄无声，如豆的烟灯，在床上放着微光。

那一年，祖母回故乡，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祖姨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搬到我们家里来同住。她踌躇了几时，便同意了。她把房子和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五叔便专雇了一只闽船，护送着祖姨从水路走。祖母则由五老爹伴随着从旱路走。哪想到，那条船途中触了礁。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细软，和五叔上了舢板。不想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靠不上岸。五叔便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负着祖姨，在水中走上了岸。

五叔身体本来很细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觉得不大舒服，时时在夜间发热，但他怕祖母担心，一句话也不敢说。病一天天的加重，以至于卧床不能起。祖母忙请医生给他诊看，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临死时，他除了说自己辜负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祖母不要为他悲愁，一句别的吩咐也没有。他平安而镇定的死去。在五叔安静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祖母的心碎了！她整整地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常说：“唉，你五叔，可惜死得太早！”

前几年，我和三叔归到故乡扫墓，我们立在阴沉沉的松柏林下，面前是一个圆形墓，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损，但还依稀的认得出是“亡儿春荆之墓”几个大字。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山中无比的寂静，乌鸦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株树上去。

(有删改)

生

沈从文

场坪上，白日照着，一圈闲人，为小小热闹粘在那里。

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人扛了一对大傀儡走来，到了场坪，四下望人，似乎很明白这不是玩傀儡的地方，但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

老头子把傀儡坐在场中烈日下，轻轻咳着，调理着嗓子。他除了那对脸儿一黑一白简陋呆板的傀儡以外，什么都没有！看的人也没有。

他发红的小眼睛四方瞟着，场坪位置既不适宜，天又那么热，若无什么花样做出来，绝不能把闲人引过来。老头子便望着坐在坪里傀儡中白脸的一个，亲昵地低声地打着招呼，也似乎正用这种话安慰他自己。

“王九，不要着急，慢慢的会有人来的，咱们呆一会儿，就玩个什么给爷们看看，玩得好，还愁爷们不赏三枚五枚？玩得好，爷们回去还会说：王九赵四摔跤多扎实，六月天大日头下扭着蹩着搂着，还不出汗！可不是，天那么热，你也不累，好汉子！”

来了个学生，站着，没动。

老头子瞥了眼，微笑着，全身作成年轻人灵便姿势，膀子向上向下摇着，一面自言自语的说话，亲昵得如同家人父子：

“王九，你瞧，先生可来了。好，咱们动手，先生不会走的。你小心，别让赵四小子扔倒。先生帮咱们绷个场面，看你摔赵四这小子，先生准不走。”

他把傀儡扶起，整理傀儡身上的破旧长衫，又从衣下取出两只假腿来，把它缚在自己裤带上，再把傀儡举起，弯着腰，钻进傀儡所穿衣服里面去，用衣服罩好了自己，且把两只手套进假腿里，改正了两只假腿的位置，开始在灰土坪里扮演两人殴打的样子。他移动着傀儡的姿势，跳着，蹿着，有时又用真脚去捞那双用手套着的假脚，装作掼跤盘脚的动作。他既不能看清楚头上的傀儡，又不能看清楚场面上的观众，表演得却极有生气。

学生笑了，有人注意到了这边，第二个人跑来了。

不久，第三个以至于第十三个皆跑来了。

闲人聚集得越来越多。

众人嘻嘻地笑着，从衣角里，老头子依稀看出一圈观众的腿脚，他便替王九用真脚绊倒了赵四的假脚，傀儡与藏在衣下玩傀儡的，一齐颓然倒在灰土里，场面上起了哄然的笑声，玩意儿也就小小地结束了。

老头子慢慢的从一堆破旧衣服里爬出来，露出一个白发苍苍满是热汗的头颅，发红的小脸上写着疲倦的微笑，又将傀儡扶起，自言自语：“王九，好小子。你玩得好，把赵四这小子扔倒了，大爷会大把子铜子儿撒来，回头咱们就有窝窝头啃了。你累了吗？热了吗？来，再来一趟，咱们赶明儿还上国术会打擂台，挣个大面子！”

众人又哄然大笑。

过一阵，围的人已不少，他便四面作揖说：”大爷们，大热天委屈了各位。爷们身边带了铜子儿的，帮忙随手撒几个，荷包空了的，帮忙呆一会儿，撑个场面。”

有人丢一枚两枚的，与其他袖手的，皆各站定原来位置不动，一个青年军官，却掷了一把铜子儿，皱着眉走开了。老头子为拾取这一把散乱满地的铜子，沿着场子走去，系在腰带上那两只假脚，很可笑地左右摆动着。

这老头子同社会上某种人差不多，扮戏给别人看，连唱带做，并不因做得特别好，就只因为在做，故多数人皆用稀奇怜悯的眼光瞧着。应出钱时，有钱的照例也不吝惜钱，但只要有了件新鲜事情，大家便会忘了这里，各自跑开了。

卖莲子小摊，有人中了暑，晕了过去，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有人跑向那方面，也跟着跑去。只一会儿，玩傀儡的场坪观众就走去了大半，少数人也似乎才察觉了头上的烈日，渐渐散去了。

场中剩了七个人。

老头子微笑着，一句话不说，两只手互相捏了一会，又蹲下去把傀儡举起，罩在自己的头上，两手套进假腿里去，开始剧烈的摇着肩背，玩着之前的那一套。古怪动作招来了四个人，但不久去了五个人。等另一个地方真的殴打发生后，人便全跑去了。

老头子依然玩着，依然常常故意把假脚举起，作为其中一个全身均被举起的姿势，又把肩背极力倾斜向左向右，便仿佛傀儡相扑极烈。依然在一种规矩中倒下，毫不苟且地倒下。王九又把赵四战胜了。

他从那堆敝旧衣里爬出时，已空无一人。

于是他同傀儡一个样子坐在地下，数着铜子，一面向白脸傀儡王九笑着，说着前后相同既在博取观者大笑，又在自作嘲笑的笑话。他把话说得那么亲昵，那么柔和。他不让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儿子就是王九，儿子的死，乃由于同赵四相拼，也不说明。他决不提这些事。他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

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城里城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真的赵四，五年前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