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从表面上看，晚唐诗人的苦吟精神或许颇近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杜甫的诗兴或萌生于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或有感于悲欢离合的内心情思，或触发于山川云物、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为情造文。晚唐诗人则陷入了一种为文造情的窘境，咏物与咏史两类题材在这一时期也便特别繁盛。诚然，晚唐诗人并未满足于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他们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达到创新，但他们的求新由于胸怀眼光的原因，往往流于险怪、荒诞，与创新题材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细枝末节式的具体技巧的刻意求新。这使晚唐诗歌中律诗所占比重之大，远超盛唐、中唐诗人。然而，在存诗较多的晚唐诗人中，有多人的作品中竟无一首古风。此外，后人评论晚唐诗，凡有所称赏，大多是着眼于一联只句。甚至于辛文房评晚唐诗人云：“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语或过当，但确实深中其病。对于晚唐诗歌，沈德潜的观点是：“‘鹭鸶飞破夕阳烟’……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尽句中矣。”在为晚唐诗风辩护的言论中，清人叶燮可谓最称平允云：“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然而若论一年花事，春花生机勃勃，元气淋漓，秋花虽美，毕竟属于“晚香”，难免呈露肃杀萧条之态。诗至晚唐，唐诗便进入尾声了。

（有删改）

网络文学是直面读者的文学，网络文学在线更新，和读者及时互动，作者知读者之痛痒，读者为作者建言，作者和读者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所写的内容与读者的生活紧密相关。

表面上看，那些玄幻、穿越、历史架空小说所构筑的想象世界似乎离现实生活很远，但它离读者的情感其实很近。它通过升级、奇遇、金手指、开挂等途径让主人公由“废柴”变成可以“逆天”的世间强者，这个过程中主角会经历各种磨难，但凭借过人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闯过一道道关，其中还会有友情、爱情等方面的故事，涉及团队精神、家国情怀、人生境界等精神层面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主角不畏强权、不畏困难、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这样的故事给读者的精神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它给读者以梦想，也强化了所有的幸福都主宰在自己手中的道理，帮助那些渐渐长大的青少年读者逐渐获得独立意识并找到自我。

在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中，很多作者都现身说法，以自己为原型来写作，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进小说，让读者获得参与感，并从中获得生活的经验。鲍鲸鲸的《失恋三十三天》、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曼陀罗天使的《七年之痒》《纸婚时代》《亲人爱人》，这些网络小说以切近现实生活的笔触，和读者一起面对生活难题，作者用生活智慧教会读者如何经营情感、事业、家庭，如何面对阶段性的人生困境，如何活得更精彩。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主要是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的，读的人越多，作品产生的影响才会越大。网络文学在面对读者群时，是自觉分类的，根据读者的需求“量身定制”，类似玄幻、历史、穿越、悬疑、游戏、职场、言情等作品分类标签针对的是不同读者的口味，这种分类细化的做法类似文化超市里陈列的各类文化产品。读者在选择这些作品时，选择的是一种情调和趣味，粉丝读者群是通过趣味“扎堆的”，通过阅读中的互动，共同探讨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获得不同层面的精神生活体验。

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更接近通俗文学，与大多数通俗文学一样，网络文学的价值观念是持中的，是大多数读者能接受的，少有价值观的探寻，多的是对已有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明晰和强化。网络文学传承通俗文学的传统，类似古代说书场的故事，又有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印迹，在环环相扣的故事中，既有传统精神价值的弘扬，也有对现代观念的书写。

网络文学对读者的引导是通过人物故事、人物形象激发读者的认同感，通过一些感悟式的“格言”“警句”，为读者舒缓压力，放飞梦想，识理明志。几乎每一部走红的网络小说都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读者津津乐道，有一些“名句”被粉丝读者转录、传阅。读者阅读故事时，不知不觉地和人物同呼吸，并从中汲取精神动力，化为自身心智情感结构的一部分。网络文学中的“大道理”是春风化雨式的，因为精彩的故事是首要的，网络文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启发读者思考生活，勇敢面对生活，追求自己的幸福。

诗的产生和流传，很大一部分源于对音美的表现。音美，是诗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要素。没有音美，则诗不能称诗，歌不能称歌。应该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以音来表现文学的形式，这就是最早的民歌或谣歌。尽管这种民歌或谣歌未必有文字表现，但这种声音的文学，随着汉语的成熟，逐渐形成了文字的文学，而且成了追求声形合一的韵文文学。中国韵文文学产生的源头，即以最早的歌谣为代表。所谓韵文，即是美文，有韵方能产生美，无韵则不美。故凡美文，无不追求韵律。

韵律如何产生？古老的四声，是中国汉语的基本韵律规则。所谓四声，即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也即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二三四声。四声中再加入平声、仄声，则形成阴平、阳平八音。四声与八音，构成了汉语的八个基本音节，这也是形成韵文文学的基本要素。音节是构成音韵美的基本要素。有了高低起伏的音节，才有旋律。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音韵学，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追求。如果我们用原思维的方式去想象，则不难理解。尚不识字的小孩，就喜欢听和模仿动物的声音，他甚至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把动物当成自己，把动物当作好朋友。每当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会很愉悦，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和动物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懵懂未开的孩童，当然和动物更有亲近感。不过，动物的声音和人类（小孩）模仿的声音毕竟有区别。动物的声音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而人类（小孩）模仿动物的声音则是经过人修饰的，比如人类（小孩）模仿老虎叫声时，发明了一个汉语词汇：嗷呜。“嗷呜”就是一个经过汉语修饰了的音节，而且是有起伏的音节。再比如鸟叫声：咕咕。鸟叫的时候，这个音节是没有变化的，两个“咕”都是同一音，但当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前后音节就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咕”是一声，第二个“咕”则成了轻声。这就是节奏。再比如：妈妈。当我们都读一声时，便明显没有节奏感，但当我们读声、轻声时，节奏感就出来了。再比如小孩叫小猫“喵”，如果按照纯正的普通话来读，就是miāo，读一声，但当小孩去读的时候，却不是读一声，而是中间有一个拉长的起伏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拟音。所以，当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些声音时，当一个汉字无法表达这种声音的美感时，就必须增加一个字来表示，比如当我们用单个字“喵”无法形容小孩学小猫叫的美妙乐感时，就得再增加一个“喵”，即“喵喵”，甚至用三个字“喵喵喵”来表示。两个以上的音节就构成了诗歌。

什么是诗？诗一定是与韵律有关的。某种程度上说，诗不仅仅是文辞的艺术，更是声音或音节的艺术。汉语诗歌之美，一定是通过音节呈现的。只有具有音节或音律之美，才能成诗。否则，便不是诗。所以，写诗，必读诗；读诗，则必吟诗；吟诗，则必有律；有律方能吟，有律方为美。诗而不能吟，则不能为诗。诗的美学价值，往往在文辞之外。

（摘编自《韵律和诗》）

每一年，我们都看见成千上万的儿童走进学校，开始学写字母，拼读音节。我们总发现多数儿童很快就把会阅读当成自然而无足轻重的事，只有少数儿童才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地对学校给予自己的这把金钥匙感到惊讶和痴迷，并不断加以使用。他们为新学会的字母而骄傲，继而又克服困难，读懂一句诗或一句格言，又读懂第一则故事，第一篇童话。当多数缺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迷恋于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魔力的符篆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成为读书家。他们儿时便在课本里发现了诗和故事，但在学会阅读技巧之后并不背弃它们，而是继续深入书的世界，一步一步地去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广大恢宏，何等气象万千和令人幸福神往！最初，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所小小的美丽幼儿园，园内有金鱼池和种着郁金香的花坛；后来，幼儿园变成了城里的大公园，变成了城市和国家，变成了一个洲乃至全世界，变成了天上的乐园和地上的象牙海岸，永远以新的魅力吸引着他们，永远放射着异彩。昨天的花园、公园或原始密林，今天或明天将变为一座庙堂，一座有着无数殿宇和院落的庙堂；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都聚集其中，都等待着新的召唤和复苏。对于每一位真正的阅读者来说，这无尽的书籍世界都会是不同的样子，每一个人还将在其中寻觅并且体验到他自己。这个从童话和印第安人故事出发，继续摸索着走向莎士比亚和但丁；那个从课本里第一篇描写星空的短文开始，走向开普勒或者爱因斯坦……通过原始密林的路有成千上万条，要达到的目的也有成千上万个，可没有一个是最后的终点，在眼前的终点后面，又将展现出一片片新的广阔的原野……

这儿还根本未考虑世上的书籍在不断地增多！不，每一个真正的读书家都能将现有的宝藏再研究苦读几十年或几百年，并为之欣悦不已，即使世界上不再增加任何一本书。我们每学会一种新的语言，都会增长新的体验——而世界上的语言何其多啊！……可就算一个读者不再学任何新的语言，甚至不再去接触他以前不知道的作品，他仍然可以将他的阅读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使之更精、更深。每一位思想家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位诗人的每一个诗篇，过一些年都会对读者呈现出新的、变化了的面貌，都将得到新的理解，在他心中唤起新的共鸣。我年轻时初次读歌德的《亲和力》，只是似懂非懂，现在我大约第五次重读它了，它完全成了另一本书！这类经验的神秘和伟大之处在于：我们越是懂得精细、深入和举一反三地阅读，就越能看出每一部作品和每一个思想的独特性、个性和局限性，看出它全部的美和魅力正是基于这种独特性和个性；与此同时，我们却相信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各民族的成千上万种声音都追求同一个目标，都以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些神灵，怀着同一些梦想，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在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的语言和书籍交织成的斑斓锦缎中，在一些突然彻悟的瞬间，真正的读者会看见一个极其崇高的超现实的幻象，看见那由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神奇地统一起来的人类的容颜。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辞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汉书·王褒传》载，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的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基金”。看来，为了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关于“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关于东汉文人蔡邕的记载中，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带有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恩。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缎类服饰在《红楼梦》中出现频率之高，花色品种之丰富，在丝绸织物中当属首位。缎的质地较厚，由于丝线交织的特殊结构，其中的一面具有平滑光泽的效果，所以在《红楼梦》中又极其形象地称之为“闪缎”。《红楼梦》中丫鬟媳妇穿的背心的通用面料是青缎，这是一种黑色的普通缎料，运用最广泛。另外，青缎也是制靴的主要面料，据《清稗类钞》载，“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第三回中贾宝玉的靴子就是“青缎粉底小朝靴”。《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蟒缎，如宝玉身着“秋香色立蟒白狐箭袖”，北静王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贾母的屋内陈设有金钱蟒缎靠垫、引枕和大条褥等套具等。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送给贾府的礼物中也有“上用的妆缎、蟒缎”，蟒缎是妆缎中织有龙蟒纹的一种。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内务府奏折中，有皇帝用满地风云龙缎、大立蟒缎等名目。可见蟒缎属于高档富贵的服饰用料，非普通人家所能享用。

妆缎就是妆花缎，是元明清以来宫廷专用丝织品，在当时是“上用缎匹”的一种，也称为云锦。据清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卷七载，上用缎匹品制繁多，其中妆缎有五爪大龙满妆、葫芦团龙妆，团龙火焰圈有云妆、纯圆金团龙金焰圈无云妆等，蟒缎有四爪大蟒缎，圆金四则团蟒等。曹家历任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曹雪芹对于上用缎匹极为熟悉。据南京云锦研究所编写的《云锦简介》：“妆花和织金锦，是南京传统丝织品工艺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明清以来，妆花和织金锦在御用贡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帝王后妃的御用服饰，到宫廷帷幔垫榻的装饰；从内廷书画、寺庙佛经的装潢，到对外国君臣使节的赠赏，都大量地使用这两个品种。”《红楼梦》中，曹雪芹栩栩如生、如数家珍地描绘的雍容华贵的云锦服饰，出现在200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倪萍、周涛、朱军、李咏等，身着用南京云锦制成的礼服，为亿万观众所瞩目。目前，南京云锦已被列为中国向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推荐的“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候选项目之一，因其完全符合代表一种独特艺术成就的标准，有望继昆曲后，成为中国又一“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洋缎在书中也屡有出现，第三回中，王熙凤初见黛玉时上穿“大红洋缎窄裉袄”，宝玉则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洋缎就是倭缎，据《天工开物》记载，倭缎系日本国织造，后漳、泉海滨一带仿造，《大清会典》记载有江宁织造局每年织倭缎六百匹。倭缎只被贵族服用，与平民无缘。

当今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离不开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体系？

首先，关于话语特征。我们应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着力构建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时代性与人民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等特征的中国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于时代问题和现实生活。基于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生发的问题，才能产生传达时代内在呼声并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然而，在讨论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从范畴体系、理论范式和话语方式来看，很少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范畴、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大多还是在使用西方的、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中的、教科书中的概念、范畴、表述、理论和框架。针对这种研究现状，我们应该增强自觉话语意识和明确话语特征取向。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话语与生活紧密相连。在这方面，我们应克服“有概念无生活，有生活无概念”的研究短板。

其次，关于话语资源。一方面，要反对妄自尊大，在话语资源上借鉴现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当然首先要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把握西方文化，并批判性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智慧。此外，还要把握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从传统西方文明中演化而来的，它对人类世界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妄自菲薄，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智慧。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解读西方学者的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使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之“跑马场”。我们主张面向中国问题，深刻揭示产生中国问题的现实逻辑，同时遵循“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中国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这就需要注意把握三种文化形态的话语资源：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主导和引领着社会思潮；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传统文化，主要存在于居住着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及一些儒学知识分子中；一些学术精英专注研究的西方文化，主要存在于相对发展起来的部分城市、地区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要在三大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互动中，积淀出能够凝聚人民力量的中国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具有世界话语权的中国话语。

再次，关于话语体系。话语背后的核心是概念、观念和思想，即“道”，其背后的支撑是现实逻辑、现实问题。就是说，关注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着话语形式。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中国话语。提升话语权，要注意构建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言之有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言之有物，即国家发展道路与国家硬实力；言之有理，即围绕核心理念而加以全面系统阐述的核心理论；言之有效，就是“怎么讲得让大家爱听”；言之有力，就是讲的话能影响别人，具有掌控话语的权力”。

（摘编自《新华文摘》，韩庆祥、王海滨《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取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所记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从而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荟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杂剧虽由开封传来，却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口味。可以说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南朝以来大都如此，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调节，只好改弦更张。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并未超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声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

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评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段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评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过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唤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是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不能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鲁迅，不应也不会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