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善书而不知笔法,这一现象出现在写字初期,当时笔法还未被充分发现和利用。 |
B.唐代爱好写字的人渐多,有一批人好奇立异,自创规则,经生体就是这么产生的。 |
C.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都是严格遵守笔法的典型,他们都属于书家的行列。 |
D.元明清三代,书画创作每况愈下,优秀作品越来越少,与守法度的习惯被破坏有关。 |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断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断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中国诗歌,在传播上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在精神上崇尚家国为上,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
B.新诗无论怎么变,“常”都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所以新诗有的时候要在“变”中继承“常”。 |
C.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
D.中国诗歌一直以“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为评价标准,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 |
A.首段论证“变”是新诗的根本,作者认为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
B.文章论证了新诗创作必须先守正,传承“常”即“诗歌精神”“审美精神”,然后才能创新,才能追求“变”。 |
C.作者用徐志摩的诗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科勒”作为论据,论证新诗也应在创作上加强形式感和音乐感。 |
D.全文论证先肯定新诗的“变”是根本,再从精神,形式以及传播三个角度论证“变”中应该遵循“常”。 |
A.“变”就是“常”,现今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彰显了新诗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 |
B.在“变”中继承“常”,在“变”中时时回望“故乡”,新诗就会在未来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就可以进入国人艺术鉴赏的视野之内了。 |
C.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这便是创作的境界。 |
D.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是民族诗歌之“常”,在新诗未来发展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对经典进行文本校勘和文献编纂与进一步阐发之间,在历史上是互相隔膜的。 |
B.面对中西思想的交融与互动,“新子学”应该同时致力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建构。 |
C.“照着讲”内含“接着讲”,虽然能发扬以往的思想,但无助于促进新思想生成。 |
D.“新子学”要参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就有必要从“照着讲”逐渐过渡到“接着讲”。 |
A.文章开篇作者以高空作为观察点,运用比喻、比拟的手法,把人类生活小型化,形象地表明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相似性。 |
B.描述昆虫行为的书籍的作者会从“有异于人的”方面来理解生物的社会行为认为昆虫好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完全是非人性的、非世俗的 |
C.作者用幽默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生物的社会行为有极大的共性,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可以互相比照的。 |
D.说人类像蚂蚁可以,反过来说蚂蚁像人类,就会遭到非议,在作者看来,这是对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挑战。 |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也不存在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 |
B.文化的内容,文化与自然、人、社会进步的关系就是文化哲学应该关注的对象。 |
C.文化具有二重性,表现在对人的肯定与否定,根源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 |
D.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其核心价值诉求在于确立人的价值的位置。 |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
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面。治理是通过外接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而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25℃、相对湿度50%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数为1.00),计算在温度15℃、35℃和湿度10%、30%、70%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命的倍数关系,结果见下表:
湿度(%) 寿命倍数温度(℃) | 一年平均湿度(%) | |||
70 | 50 | 30 | 10 | |
35 | 0.14 | 0.19 | 0.30 | 0.68 |
25 | 0.74 | 1.00 | 1.56 | 3.57 |
12 | 2.74 | 5.81 | 9.05 | 20.70 |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18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和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方案如下:
(1)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2)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法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下列不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修复”工作的一项是A.使用真空干燥法对受潮的古代文献进行处理。 |
B.使用盐酸、硝酸等化学试剂给青铜器除锈。 |
C.使用纸浆补书机对破损的古籍进行修补。 |
D.使用树脂黏合剂粘接破碎的古代瓷器。 |
陆游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后来从军南郑,亲历战争生活,因而从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步入现实主义创作轨道。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某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发生变化并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
江西诗派众多诗人是严守某种统一的诗法规范还是具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江西诗派是一个凝固的诗人群体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群体?我认为,江西诗派自宗主黄庭坚起便倡导求新求变,如果说黄庭坚在元祐(包括之前)的诗歌作品具有瘦硬、奇崛、拗峭等特征的话,在其贬官黔、戌等地及以后的作品,则更注重诗歌的平淡之美。黄庭坚在给他外甥、学生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强调应多读古人书,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黄庭坚既讲法度,又推崇创新,二者并不矛盾,讲究法度并不等于死守法度,而应灵活运用。江西诗派作者吕本中深谙此理,于是提出“活法”说,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运用法度,亦即继承前人艺术规则的问题。“活法”说在南宋初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巨大,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正是由于黄庭坚并不谨守褊狭的门户之见,所以其门人弟子都以求新求变为能事。如徐俯曾答客书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清波杂志》卷5)对他人赞美他与黄庭坚的渊源颇为不乐,显然意欲自成一家。与徐俯交游甚密的韩驹也曾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却说:“我自学古人。”(周必大《文忠集》卷19)正是由于这种追求新变、力求自成一家的倾向使得江西诗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吕本中提出“活法”说后,“活法”之说,一时盛行于南北宋之交的诗坛上,成为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的重要诗学思想。除诗歌发展本身的因素外,吕本中、曾几等江西后学都经历过“靖康之变”,社会环境和诗人心态与黄庭坚所处的北宋中期大不相同,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发生变化实属必然。
此足以证明,将江西诗派视作一个远离生活,仅仅以雕镌文字、追求形式瘦硬拗峭的诗歌流派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江西诗派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嬗变的进程中,曾几又是陆游的授业恩师,则陆游与变化中的江西诗派有某种契合之处便绝非无端臆测。
事实上,陆游终生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曾几对他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陆游晚年为曾几奏议稿作跋,追忆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时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渭南文集》卷30)在这篇短小的跋语中,陆游对曾几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提,唯独念念不忘恩师的这份爱国忧民之情,足证曾几此种情怀对陆游的影响之大。
陆游在诗歌探索方面与江西诗派的契合,还可以从他对晚唐诗的态度窥见一二。《剑南诗稿》卷45《追感往事》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对当时崇尚晚唐诗歌的风气十分不满。而自黄庭坚以来,江西诗派对晚唐诗歌均评价甚低。凡此种种,都说明作为江西弟子的陆游与江西诗派的诗学祈向有着相当多的一致之处。
【小题1】从原文看,下列对“江西诗派”相关内容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江西诗派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诗歌流派,它拥有众多的诗人,并且具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
B.江西诗派在整个发展嬗变史上,始终贯穿着多读古人书,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的思想。 |
C.江西诗派是黄庭坚创立的,徐俯、韩驹、曾几、吕本中等都是江西诗派的门人弟子,尽管徐俯、韩驹都曾“欲自成一家”。 |
D.江西诗派自创立时候起,就以吕本中提出的“活法”说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倡导求新求变,力求自成一家。 |
A.江西诗派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嬗变的进程中。 |
B.江西诗派作者曾几对陆游影响巨大。 |
C.社会环境使陆游的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发生了变化。 |
D.陆游和江西诗派一样,对晚唐诗歌均评价甚低。 |
A.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陆游虽然早年受江西诗风的影响,但后来从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步入了现实主义创作轨道。 |
B.徐俯对他人赞美他与黄庭坚的渊源非常不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黄庭坚虽然是江西诗派的宗主,但诗学有限,不足以做他的老师。 |
C.从江西诗派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江西诗派并不是一个远离生活,仅仅以雕镌文字、追求形式瘦硬拗峭的诗歌流派。 |
D.陆游晚年仍然念念不忘其师曾几的爱国忧民之情,这足以说明曾几的这种爱国情怀对陆游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
①文学翻译是什么,需要什么?既然是翻译,固然这是一个把原文文本传递成译文文本的工作。于是,自然需要对至少两种语言的把握,以及目标语言的文字功底。但仅仅如此,恐怕还远远不够。
②我认为,或者说,我想强调的是,译者首先需要对原文本有鉴赏能力。
③照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说法,不是每个人都会鉴赏。这需要训练。有那么一些人,很遺憾,即便是训练也不能使其获得鉴赏力。芥川认为,文艺鉴赏不光是把樱花理解为一种花木,而是与此同时,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感觉;也就是说,在进行“认知性”理解的同时,更有“情绪性”理解。芥川说了句颇为刺耳的话:如果不能有情绪性理解,就最好离文艺远点儿。
④我很认同芥川的说法。首先,在译者选择要翻译的作品之初,鉴赏问题已经产生,鉴赏机制也已经启动了。译者应选择自己“有感觉”的作品。这个感觉就是“情绪性理解”。然而,对于哪种作品能产生情绪性理解,这牵涉到译者本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学养,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鉴赏力。
⑤其次,不少人一定有这样的体验: 比如,同一个原文字眼,对应的可能是多个带有细微差别的译文字眼;在对译文字词的选择,韵味的拿捏中,受到考验的首先是译者的鉴赏力,其后才是目标文本,比如说中文的修养。
⑥回到芥川的情绪理解说,我认为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既要把握细微之处的奥妙,又要能领略宏大之处的感动。有这样的鉴赏感知垫底,再从一个字眼、一个标点出发,一段一段织布一样地去翻译。那么,在字眼的选择,在节奏和语气的表达等方面,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神采。
⑦所以,离开了鉴赏能力,所谓“信达雅”,所谓“直译”和“意译”,所谓翻译要达到“化境”等等说法,恐怕都还无从谈起。
⑧当然,文学鉴赏本身是个相当复杂,很难用有形的标杆去测量的问题和概念。不同译者的鉴赏力不同,不同读者的鉴赏力也不同。可以做参照物的,无非是文本以及文学的金线本身。什么是文学的金线,这又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概念了。但估计,不少人都能感觉到也难以否认文学金线的存在。我倾向于从经典及当代经典中体会文学,进而磨练文学的鉴赏力。因为,在那些被看作经典的作品中,有作家的苦心,以及古往今来无数鉴赏者的思虑,值得细细揣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经典落后于时代。
⑨一个译本,是译者在某个时期文学鉴赏力的某种体现。鉴赏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提高的可能性,同时,鉴赏力并没有一个可触及的顶点,所以,鉴赏力完全是有待提高的。文学翻译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自我磨砺的过程。一名译者穿过鉴赏的全程,抵达的结果就是一个译本。我说“结果”而不是“终点”,是因为鉴赏力的待提高性,注定了结果的“阶段性”。鉴赏力的待提高性以及启动鉴赏机制后的过程本身,注定了文学翻译苦中有乐,文学译本可以也有待不断被超越,被自己或者他人——文学翻译,是一个没有终点,也不必预设终点的鉴赏旅程。
(节选自2015年5月17日《文汇报》)
【小题1】简析第①段画线句在行文结构上的作用。【小题2】第③段中加点短语“‘情绪性’理解”在文中的意思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题3】把下列语句组织起来填入第⑤段方框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①如果在谈不上有错译的情况下,不同译本却有较大的出入,我认为,主要是由于鉴赏力的不同。
②在不同认识上的传达,自然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③不同的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是在各自不同的鉴赏力基础上去认识文本的,势必形成对语义、语气、节奏、意境的不同层次的认识;
④阅读一首诗、一段话的不同译本,会发现诸多微妙的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A.④③②① | B.①③④② | C.④①③② | D.①③②④ |
【小题5】请结合自己阅读鉴赏《守财奴》的经验,谈谈你对“鉴赏力完全是有待提高的”这句话的理解。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备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引发了欣赏者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定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凡·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艺作品的作者运用“万有相通”的理论,把形成作品本身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凝聚成结晶,创作出美的作品来。 |
B.“在场的东西”就是美的作品中的“象”,“不在场的东西”就是美的作品中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情。 |
C.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在今天仍然有价值,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
D.如果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那么这个作品欣赏起来就可能给人一种“玩味无穷”的感觉。 |
A.文章开始揭示了“意象说”的内涵,并指出意象之美是一种深层次的美。 |
B.文章第二段点出了“意象说”存在的局限性,同时强调了其对中外美学的价值。 |
C.文章第三段中,作者解释了要深入象外才能达到深层次的美的境界的原因。 |
D.文章第四段举中外艺术作品的例子,进一步阐明了审美活动的实质,就是回归作品的母源,获得醒悟,产生一种满足感。 |
A.深入到美的作品的“象”外之“意”中,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即感受到“美的愉悦”“美的享受”。 |
B.有些美的作品中的凄凉与现实生活中的凄凉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前者具有审美意义,使欣赏者产生审美的愉悦感。 |
C.欣赏作品时,能够获得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这“原来如此”就是指回归到形成这一件美的作品的母源上。 |
D.《农鞋》画里的农鞋上的几个破洞,之所以能使观赏者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是因为“象”外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