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阅读的二手消费

①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②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原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

③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就是一例。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④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有可取之处。毕竞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偏偏书籍又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渡一般的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的读者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凭《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等，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⑤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__________》，当然是读《__________》。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⑥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辩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

（《中国图书评论》2010.4，有删改）

园林与昆曲

作为比翼双飞的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艺术都相当集中地体现出极富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这是巧合吗？不是！两者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相互交融、整合结出的果实。

去过苏州园林的人不少，但能真正道出其美的人却不多；听说过或看过昆曲的人也不少，但能深刻认识其美学价值的人却不多。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昆曲是雅得不能再雅的“阳春白雪”，而昆曲的发祥地，正是在分不清究竟是“城中园”还是“园中城”的苏州。在许多人的眼里，没有园林，苏州，便不是苏州，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一句：没有昆曲，苏州也不是苏州，完全应该是成立的。

不仅《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唱出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词句，昆曲的许多剧目和内容都和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曲，曾经取材于园林，也曾吟唱于园林，与园林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拙政园中的卅六鸳鸯馆，便是园林主人与友人们欣赏并演唱昆曲的地方；而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怡园的藕香榭，也都有演戏的功能。

因而，伴随着游园而来的许多顺时应景活动，诸如宴月飞觞、迎春赏花，尤其是度曲吟唱之举频频进行。在情景交融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园林所提供的良辰美景、审美情趣和应时节俗方面的满足。

昆曲艺术与园林艺术的必然结合，能使人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思想净化的双重审美效果。昆曲鼎盛时期也是苏州园林艺术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更是苏州文化艺术和商业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由此可见，昆曲与园林水乳交融，相依相存，成为园林文化的延续和衍化，使苏州园林从更高层次上发挥了它在审美领域中的多功能作用，变“静态”艺术为动静结合，显示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地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总是与当地的水土风情和人文底蕴息息相关。昆曲和园林，都发轫于具有广采博取兼容特性的太湖文化（吴文化），昆曲将文学、音乐、歌舞、美术、雕塑、武术乃至杂耍技艺融汇兼容于同一载体，与园林艺术共具幽雅、细腻、抒情、婉约的艺术风格。

欣赏苏州园林，需要进入一种“虚境”。无比皎洁的月光，在宣纸一般的云墙上，将摇曳的树影筛成动人的水墨，也许就在此时，又添了一声青蛙自荷叶上跳入水中的响动。欣赏园林之境，不是用很细微、很淡然的心态，是无法进入角色的。

欣赏昆曲，又何尝不是如此。要知道，昆曲唱演和欣赏的最佳形式，从来就是粉墙花影，笛箫鼓板，三五知己，花前品茗，梅下饮酒，箫竹盈耳，拍曲应和，情兴倍添。昆曲清唱和表演艺术，在它的形成阶段并非剧场艺术，而是园林里的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坛呈现新气象，许多诗人积极探索诗歌创新，好的诗歌也时而涌现，新诗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曾几何时，诗歌却逐渐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为什么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而却在迅速衰落？

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之一：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有关方面还没有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新诗作者的提升和培养等问题，做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不仅如此，有的报纸杂志还对诗歌的这种衰落现象推波助澜，不做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一些诗歌编辑喜欢编发云遮雾罩、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大学“权威”教授还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歌作者失掉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怪圈旋涡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衰落得最为严重？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今天我们何以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需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发出“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练，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保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恐怕不能老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今天，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新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做出不懈努力。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由大学和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专业队伍，联手进行研究攻关；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普及；三是报纸杂志，尤其是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繁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做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桑士达《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①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②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

③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④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摘自《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有改动）

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期）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客观的描写对象，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和思想，却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北宋画的“无我之境”由于不使用语词，因此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全的《大岭睛云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都客观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但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圭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但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是在对对象的真实描写上，还是在抒发主观情感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以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了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七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显示了它在整部《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从表面上看来，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它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要借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斥鴳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没有能力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翱翔，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月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寿命较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物、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受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处理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论中国古代隐士——以陶洲明为例

张梦秋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能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