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教育业广义知识付费的概念，本文中的“知识付费”主要指将知识信息加工为产品、服务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售卖的行为（即狭义的知识付费）。互联网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采集、被发布、被传播，消费者面对的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是，面对海量信息，人类的思维模式还远未达到能够自如接收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心理，被称为“知识焦虑症”。同时，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都会加强这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往往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学习意愿。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需要被有效利用以获取知识信息。目前知识付费领域主要分为内容平台与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前者提供专业生产或用户生产的内容供消费者购买。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普通用户也能够以自身掌握的知识实现变现。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则是为内容平台或有菱现需求的自媒-A提供技术支持。相比传统的出版业与教育业，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知识付费领域因其参与方减少，制作周期大幅缩短，因此内容生产者的获利周期也随之缩短。此外，知识付费能够为内容生产者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助其扩大收入规模。

中国网民课外／工作外付费学习形式使用情况调查表

2014-2019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预测

（摘编自《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

据有关数据，某知名知识付费产品在2016年10月单月收入超过1800万元，达到峰值。有观点认为，知识付费实则是在满足人“好像是在获取知识”的虚荣。有用户认为，买了一门课之后，才发现这门课的内容没什么深度。报道显示，上述知名知识付费产品除在2017年3月和下半年开学季成绩有回升外，其他时段的单月参与人数和单月收入都在下滑。

（摘编自胡宁、张均斌《知识付费，2018年将是怎样的姿势》）

2016年以来，知识付费呈火爆趋势。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超过5000万，但据了解，当下，消费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持续学习和付费的用户少之又少。在知识需求方   面，终生学习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为知识付费的习惯有待形成；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的内容或方法不对路，学一次就不想再学了。

在互联网刚刚普及之时，多数内容是免费的，为知识付费似乎是天方夜谭。而现在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按服务使用来收费。其实，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高级的业态。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

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中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给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如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姜奇平《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注）①悬车古代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 ②牒中国古代官府来往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材料一

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聚力。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愿意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形成了包括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截至日前,首届高峰论坛达成的具体成果落实率达到100%。

当前,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一带一路”这条机遇之路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畅。

（摘编自《朋友多了路好走:“一带一路”,越走越宽》,光明网2019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多数评价较理性正面,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负面性评价,比如“环境破坏论”等。

破坏环境论主打“生态牌”,攻击“中国将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攻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水电项目造成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破坏,使沿线国家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其突出特点是高举“环保牌”,以“绿色”为幌子,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都将“绿色”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积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逐渐从国际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的追随者成为引领者。

(摘编自《债务陷阱?分裂欧洲?破坏环境?有关“一带一路”评论的谬误》,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上,与会嘉宾从能源、金融、人文等角度为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成就显著。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中国“绿色方案”也被“随身携带”。“中国多个进出口商会针对对外投资建立社会责任指标,如中国推行钴矿开发环保标准,确保矿业活动在国内外的可持续性。”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认为,该举措能促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让“一带一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与会代表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和旨在各国努力消除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清晰,但实现步骤仍需集纳各方智慧,攻克难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能源,“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也在于能源。如何化挑战为机遇?“据世界银行预测,仅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若2030年前要实现低碳能源的转型,每年需额外投资约为800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如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可在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国梅说。

“‘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议程都很振奋人心,但若无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目标只能是美好愿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对推动生态文明的根本性问题做了解读。“2030年议程中的17个目标没有一个是陌生的,但为何没有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文化、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和新发展理念正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正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文霭洁表示,该部门将发挥桥梁作用,将中国的资源、技术对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生态文明理念带去。

(摘编自张斐晔李盛明《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四: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得到多家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支持,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绿金委负责人说,据估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其间若能更多考虑绿色和可持续因素,将有效缓解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压力。另一方面,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较粗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还须采用绿色金融手段,从投融资前端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严控污染性和高碳投资。”这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推动绿色投资》,中国青年网2019年4月13日)

2017年10月9日，是第48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透露了一个重磅信息:“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一；全球快递业务增长中,中国贡献了四成。”据了解,顺丰、中通等6家企业成功改制上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业务规模已进入世界邮政前三强,创造了中国服务业和世界邮政业发展的奇迹。

随着快递行业体量不断增大,如何优化快递末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了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在中国邮政集团上海邮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周焕德看来,快递末端建设还存在不少的短板:“网点分布不均现象较为突出,末端网点建设水平不高；表现在标准不统一、配套设施不完备、功能分区不科学；快递企业对基层网点建设重视不够,对网点硬件建设和服务软实力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有删改)

(数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有删改)

高速发展的现代物流业，呼唤更精细的现代治理,而法治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根据相关规定,“收寄快件未查验寄件人身份并登记身份信息,或者发现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不实仍予收寄”,快递公司就要遭罚。

一个产业遭遇的问题,不是靠行业自律或市场竞争就能完全得以解决,尤其离不开法律法规的规范约束。条例重点关注物品寄送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直击快递业发展的隐患和瓶颈。要落实“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快递运单”,既需要整个快递业为数据“加把锁”,也呼唤管理部门在监管上“站好岗”。从数据流通环节看,只有尽快实现信息数据的“总对总”共享,才能确保实名信息数据在快递公司总部与邮政总局之间单向封闭流动。其实,从手工分拣到快递机器人,从几日达到当日达，国内快递业从未停止自我升级的步伐;从一家独大到多家放开经营,行业改革一直在路上。只不过，当一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超人们的预期之时,注定要求治理的脚步也相应加快。

(有删改)

日本快递企业只有21家,且每年快递业务量的92%都集中在大和运输、佐川急便、日本邮政三家快递企业,这些快递企业无论是从营业网点的深度、广度，还是企业的设施设备、各级转运中心都有很大规模，这为企业打造统一的、标准的服务质量,快速而高效干支线运行和一体化的管理提供了支撑保障。反观我国,几千家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的公司都小规模,快递行业的各种资源都碎片化,在这样的现状下要使整个行业高效、快速、低成本运行的难度很高。

在日本,日本邮政专攻普通邮件业务,大和运输等民营企业专攻小包裹业务，DHL等外资企业专攻国际包裹业务,佐川急便等物流企业专攻综合物流业务,整个市场是“差异化竞争、专业化经营、合作化发展”战略。从单个日本快递企业成长历程来看,其业务开拓也是一直专注于专业化方向的客户消费心理、行为习惯,从而实现多样化、高质量的快递及相关的运输服务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以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及范围经济性效益。反观中国,数以千计的快递企业均提供标准快递服务,造成整个行业在价格上的肉搏,陷入“谁先涨价谁先死、谁不涨价谁等死”的怪圈。中国快递行业应充分挖掘快递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合理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挖掘行业新的赢利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