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先民,恐怕和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一样有着大略相同的发展路径,先是采集狩猎,再是游牧和畜牧,然后过渡到畜牧和农耕,并且萌芽了手工业。说到根,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时代很长。这正是人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正是在农耕时代,人类开始有了些闲暇和冥想,在主观思维发展和客观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深思自己身与心的关系,也即灵与肉的关系。农耕社会特别是原始农耕社会,一个人是种不了地的,需要多人合作,甚至需要整个部落一起上,这就培育了以“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俗语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质是对现实与未来之间关系的揭示,中国人秉承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由此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农耕历史、人类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人很难成为“完全自主的个体”。无论是从佛教的因缘说还是从我国的儒家学说都可以看出,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交界点上。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不够发达(或者说丢失得比较早,后世缺少记录),因此有些中外学术前辈说中华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与其说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不如说西方文化是“晚熟”的文化。因为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农耕文化,决定了我们及时地进入了“唯物”的阶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尧舜时起就是“以人为本”的。任何文化都处在前代文化的下游,流淌着上面流过来的水,再不断注入无数小溪的水,形成浩浩荡荡的大河。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
长期的农耕生活孕育发展了中华文化。好与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不能关起门来说,应该在比较中认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农耕生活是极其宝贵的一段,它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核心最适于人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续。工业化、后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些理念,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经常违背自然、违背规律。而以人为本的农耕文化,却一直教诲子孙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质,珍惜自然。
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要求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炎帝文化的研究。炎帝是我们的始祖,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把炎帝为我们开创并定型的农耕——不仅仅是种作物、尝百草,更重要的是农耕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当成养育中华文化的襁褓、摇篮。同时,要将研究成果化为最普通、最简单、老少咸宜的语言和形式,告诉子孙后代:我们要秉承炎帝不畏艰难困苦、团结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也就是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理念。这有助于我们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选自201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小题1】关于农耕时代与农耕文化,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农耕时代出现在采集狩猎、游牧、畜牧时代之后和手工业时代之前,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 |
B.农耕时代是人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相比之下,中华民族的农耕时代很长。 |
C.农耕生活的文化核心最适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续,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是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
D.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是从尧舜时开始形成的,它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一直教诲子孙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质,珍惜自然。 |
A.中华先民在农耕时代有了些闲暇和冥想,他们在主观思维发展和客观环境变化的刺激下,开始深思自己身与心的关系。 |
B.中华文化特别重视“和”,强调以“和”来处理人际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形成与农耕生活要求众人合作的特点密切相关。 |
C.我们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及时地进入了“唯物”的阶段,这导致中外学术前辈公认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
D.农耕生活是养育中华文化的襁褓和摇篮,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俗语中就可以看出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
A.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交界点上,很难成为“完全自主的个体”。 |
B.任何文化都处在前代文化的下游,今天的中华文化就处在前代农耕文化的下游,农耕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
C.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人们为了牟利经常违背自然、违背规律,与农耕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完全背离。 |
D.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承农耕文化的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建设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作者的愿望和期待。 |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牲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与西方不同,中国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精神医学的核心思想。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
(摘编自刘雅芳等《简论中国哲学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影响》)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系统的精神医学认识和理论,这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
B.《内经》中的形神一体观和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确立了中国古代早期中医医学的观点。
C.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哲学思想在调节人的心身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
D.“心”的概念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存在于中医精神医学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人的疾病观。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先肯定中医精神医学的存在,接着阐述中国哲学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意义,最后论述一元哲学观对精神医学的影响。
B.文章主要运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等论证方法,增强论述力度,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也丰富了文章内容。
C.文章第三段运用冯友兰的观点和白居易的诗句,论证了以儒、道、释为主干的中国哲学对人的心身的重要作用。
D.文章最后一段指出“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是中医精神医学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主要运用在临床医学上。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荀子》提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突出了“心”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否认心身一元哲学观。
B.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因此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
C.儒道释学说蕴藏着不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往往采用三家思想来提高自我的精神境界。
D.中国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心灵成长,提升心灵境界,从而起到心理治疗效果。
“共享书店”:形式不重要,好坏交由市场
7月16日消息,即日起,在合肥三孝口书店,只需用手机下载“智慧书房”APP,注册并缴纳99元押金,扫一扫书后面的条形码就可以直接把书带回家。7月16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旗下合肥三孝口书店以全球首家共享书店的身份正式亮相。共享书店模式的启动,实现了“由买书到借书”、“把书店变成自家书房”、“由个人阅读到共享阅读”的重大转变。。
只能现场翻阅或购买,不能借阅带走,这是书店与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合肥三孝口书店的共享规则,则是打通了书店与图书馆的区隔:只要下载APP,交99元押金,即可把书带回家阅读,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还回就行。从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角度,这种规则,倒确实是契合了“共享理念”的实质。同时,看完即还,无需为囤书而烦恼,也满足了时下不少人的“断舍离”态度。 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办卡和借阅,其实也都比较方便了。但相对来说,共享书店,因为其属于商业性质,在书的更新效率和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优势,相信能给人与一般图书馆不一样的借阅体验。
抛开共享概念不谈,三孝口书店的最大特点,其实体现在书店服务人员从过去的销售身份变身为用户的专属阅读顾问,以“给读者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精准化的阅读服务”为目的,给予人们更为专业的阅读指导。专属阅读顾问,这一点,在目前绝大多数的民营书店和公共图书馆,都属于比较稀缺的服务,若能够借此形成特色,必将增加书店的吸引力和卖点。但问题在于,专属阅读顾问要能够真正提供专业的阅读指导,要求可不低,是否能实实至名归,还需要市场检验。
为了鼓励阅读、传播阅读,共享书店还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只要根据规则完成阅读任务,即可获得充值押金的返还。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书店的APP将自己拥有的书籍在“智慧书房”的虚拟空间内进行管理,通过写书评、晒书拍等方式进行评论和交流,实现“以书会友”。这些延伸服务,是致力于增加书店与读者的互动频率,并扩大阅读的社交功能,这与时下一些民营书店所主打的社交体验,其实有着殊途同归之效。
其实,对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而言,书店具体的经营模式到底是怎样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店内所提供的书的质量到底如何,是否能满足特定群体的阅读口味,能否引领一种有质量的阅读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共享书店也好,传统书店也罢,只要能够给人带来良好的阅读和消费体验,都值得肯定。
事实上,书店作为一种市场化机机构,它经营的好坏,评判权最终还是在市场和消费者手上。明晰这一点,其实不必要太在意书店的形式,市场自然会会给出最客观的答案。
(光明网2017年7月18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共享书店打通了书店与图书馆的区隔,契合当下流行的共享理念,其明显的优势会给人带来与一般图书馆不一样的借阅体验。
B.共享书店的专属阅读顾问给读者提供了个性化、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指导也更为专业。这种服务,对当下大多数的民营书店和公共图书馆而言,属于稀缺服务。
C.共享书店推出“阅读奖学金”制度的目的是通过相应规则来鼓励阅读、传播阅读。
D.共享书店推出众多延伸服务是为了增加与读者的互动频率,扩大阅读的社交功能。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论述了“共享书店”较于传统书店与图书馆具有的优势。
B.文章认为读者可以通过共享书店的APP在“智慧书房”的虚拟空间内管理自己的书籍,实现“以书会友”。作者以此来证明“共享书店”在社交体验上与一些民营书店殊途同归。
C.文章通过对“共享书店”特点的介绍,目的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共享书店”这种形式并不重要,书店经营的好坏最终会由市场来评判。
D.文章针对当下出现的“共享书店”这一新兴事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摆现象一一讲特点----析本质,论述思路清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并不关心书店的经带模式,因比“共享书店”对他们吸引力不大
B.继多种共享形式之后,共享书店的出现说明我国共享经济在不同的领域逐渐有了新的尝试。
C.如果像“共享书店”一样将书借阅带走,书店与图书馆的区别就不再明显。
D.因为“共享书店”商业性质的属性,所以在书的更新效率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优势。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关,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群体兴奋的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 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它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 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掠货的想法,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 拉丁族群体和英国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1980年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小题1】下列对文中“群体中的个体”和“单独个体”之间的区别解释最恰当的一项是
A.“群体中的个体”是伟大的,“单独的个体”是渺小的。 |
B.“群体中的个体”是无意识的,“单独的个体”是有意识的。 |
C.“群体中的个体”是感性的,“单独的个体”是理性的。 |
D.“群体中的个体”是主动的,“单独的个体”是被动的。 |
A.群体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原始人也是一样,他们按照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的行为。 |
B.刺激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群体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群体可由最血腥狂热痴迷瞬间转为具有英雄气概,所以群体难以统治。 |
C.群体的强大力量,使得身在其中的个体变得没有思想、没有负罪感,极有可能做出杀人掠货等罪大恶极的举动。 |
D.同样面对战败,拉丁群体易怒,英国群体则较为冷淡,可见群体行为有可能表现得残酷,也有可能表现得怯懦。 |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郑和下西洋推动了瓷器生产、销售和技术创新,带来了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 |
B.原料本土化等因素使青花瓷发展进入新阶段,此时青花瓷与外来文化已无关系。 |
C.明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但青花瓷的风格表明当时社会比较开放和进步。 |
D.中外文明交融推动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从而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多元转型。 |
A.文章第一段通过元明两代瓷器的比较,论证了瓷器发展与审美观念更新的关系。 |
B.文章从民窑崛起、商业化和风格变化等方面论述了青花瓷成为世界时尚的过程。 |
C.文章论述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为中外交往推动明代社会转型的观点提供了例证。 |
D.文章提出问题之后,分析了青花瓷崛起的原因,并论证了崛起带来的影响。 |
现代师生关系:学习共同体
在现代社会中,教师和学生是相互平等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以学习为中心任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始于课堂,但又不止于课堂,它将课内的互动与课外的交流、线上的学习与线下的咨询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通过相互交流、彼此信任、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达成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目标。师生学习共同体是对传统的特别是师道尊严式的师生关系的扬弃与超越,是现代高等教育师生关系的集中表现,是现代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的本质要求。
教师是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引路人。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领者,是学生潜能的唤醒者,是教育内容的设计者,也是教育实践的推动者,是影响和决定学生成长成才的主导力量。我们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精心规划人才培养方案,营造适宜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
青年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教师的任务不只是匆忙地穿梭于课堂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道”——引导人生,要帮助青年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互联网时代,学生的思想较以往更加开放、活跃、自由,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同时,在这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学生需要的任何知识都可以通过查询、搜索快速获得,教师在学生知识建构方面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学生在知识建构中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由此,如何转变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有效学习的问题凸显了。很明显,让学生学会思考比学会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教师的责任已不仅仅是研究如何“教”,更要深入系统地研究让学生如何“学”,如何学得更好。
在师生学习共同体中,教师要加倍主动地去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要促使学生把学习视为第一要务,学校要建设良好的学风,支持和奖励爱学、勤学、善学的学生,特别要重视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近期上海市高校“中国系列”思政课走红,成为上海高校实实在在的热门课程。“治国理政”“读懂中国”“中国道路”“法治中国”“创新中国”等一批课程围绕当下青年学生最关心的国事,由授课教师和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思政课程”开始转向“课程思政”,曾经让学生昏昏欲睡的思政课成为学生追捧的精品课程,这在于课程内容回应了学生的现实关切,课程方式适合当代学生接受新知的特点。
只有每个教师都重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把教学视为第一任务,把教师作为第一身份,只有每个学生都勤于学习、热爱学习,把学习视为成长的第一需求,把学生作为第一身份,只有教师和学生在一个充满活力、生动活泼、奋发向上的学习共同体中如饥似渴地求知、孜孜不倦地探索,才能形成优良的学风,才能构建起大学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学生的成长成才才能从美好的愿景变为理想的现实。
(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代高等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教师要加倍主动地研究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
B.学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使其将来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
C.只要课程内容回应了学生的现实关切,课程方式适合当代学生接受新知的特点,学生就能拓宽视野、陶冶情操。 |
D.师生学习共同体应该是充满活力、奋发向上的,教师立德树人,学生不懈求知,这样才能形成优良的学风。 |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教: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讲故事的人不一定是小说家,小说家在讲故事的时候,不像传统的故事讲述者那么依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 |
B.传统故事和早期小说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故事的口耳相传,后者则是作家创作加工后的游历见闻。 |
C.17世纪的欧洲流浪汉小说和部分中国古典小说,或在叙述形式方面,或在素材方面,都受到了传统故事的影响。 |
D.当小说家越来越依靠想象力虚构故事的时候,小说和传统故事在内容方面的差异使它们之间的关联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密。 |
A.传统的放事讲述人如果把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进行加工整理,就能形成一种和早期小说接近的文字,有些讲述人也会成为小说家。 |
B.现代小说家尝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会削弱小说的故事性。这将降低小说对虚构的依赖,小说的个人表达功能却会因此得到强化。 |
C.契诃夫不大认可“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对他们的做法评价不高,由此可知当时这股写作潮流与他的创作理念相悖。 |
D.现代小说的发展加剧了故事在小说中的衰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故事讲述方式也可能消亡。 |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信条,儒道释三家都有阐述,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比如,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到中医上,会认为人体本身便隐喻了自然界的组成元素,骨骼象征山脉,血液象征河流,穴位象征星斗,毛发象征草木等;而影响到音乐上,人们认为,一张古琴的部件组成里就分别代表着天地、山水、年月、龙凤等自然世界元素,而音乐中重要的美学观点更提出了“八音克谐”,也就是音乐演奏中的和谐美。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遍及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希望,天与物与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
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天,可以理解为大自然,人,就是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遵守同样的规律,这就是在精神上,在秩序上,在利益上,合而为一的统一体。这也是人与自然最稳定的相处模式,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彼此角力,而是供养与建设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样的和谐画面,在中国文化里,古人比今人体会更深,他们常常用很诗意的句子来描绘人与自然之间结成的美好情谊:
比如李白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当他在人的世界里缺少知音的时候,能与花香中的一轮明月对话成知己。如果人们不曾善待花间的芬芳、天空的清朗,人与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彼此相亲。想要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就要把自然当作人类的朋友去善待。
再比如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当他官场失意的时候,是自然里的一丛菊花、一帘远山,给了他心灵上的无限慰藉。在人情世故里孤独的诗人,却有飞鸟在夕阳西下时与他结伴还家,热闹了他不寂寞的归程。如果人们不曾珍护山间的鸟兽、田园的青翠,人与鸟就不可能有同路而归的自在。人想要与自然形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彼此欣赏,那就要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心灵一样去爱护。
如果说,古人把人体构造看作自然界山川河流的象征,那么,我们今人是否可以把自然界的山川河流看作人体骨骼与血液的延伸呢?倘若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人之于自然,便能够以珍爱生命之心,去尊重世间万物。
在当今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就是能够学习古人的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把大自然拟人化,去尊重它的健康状态,而它,就会还我们一份花落花开、云卷云舒的轻安自在。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小题1】下列对“天人合一”的相关阐释,正确的一项是
A.“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信条因被儒道释三家阐述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
B.“天人合一”对音乐的影响比中医深远,因为音乐中有“八音克谐”的美学观点。 |
C.“天人合一”的理念遍及中国文化各个领域,如人们希望天与物与人融合为一。 |
D.“天人合一”从今天的观点看,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供养与建设之间的和谐共处。 |
A.文章论述“天人合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提出尊重大自然的健康状态的主张。 |
B.文章通过对比、举例等论证方式,得出在“天人合一”上今人应该向古人学习的观点。 |
C.文章引用陶渊明的事例,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尊重自然,自然会还我们一个轻安自在。 |
D.文章在说理的同时,引入了大量的诗句,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又使文章富有诗卷气。 |
A.人与自然最好的相处模式是“天人合一”,共同遵守同样的规律,在精神、秩序、利益上合而为一。 |
B.李白之所以能够和花香中的一轮明月对话成知己,是因为他善待花间的芬芳、天空的清朗。 |
C.今人如果把山川河流看作人体骨骼和血液的延伸,就能够以珍爱生命之心去尊重世间万物。 |
D.人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就要有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不与自然彼此角力。 |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后者,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
两种生产力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是社会意识、心理、关系等方面的文明发展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等浸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以某种有形无形的方式体现在产品中。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是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同样是产品生产过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电子时代智能生产力,显著标志是文化与经济、科技崭新关系的建立,其重要特征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随着传媒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科技化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影视出版、体育比赛,乃至广告娱乐、信息传播等产业,已越发成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文化进入市场、产业,渗透经济、科技、商品的要素,其本身已具有经济力、科技力,已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文化生产力代表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迅速发展,人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物质层次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因此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如人们对书籍、音像、艺术品的需求,对娱乐、旅游、信息与网络等服务的需求。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既有其独特的发生发展史以及对生产者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还受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
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文化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更多的国家民族认识到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文背景的发展没有灵魂。人类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还包括过上充实、满意、有价值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因此,文化作为发展手段很重要,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一次要地位。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核心的话题之一。
(原文有删改)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物质生产力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 |
B.文化生产力和“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成果。 |
C.庞大的文化产业集团的形成,说明文化已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说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D.和其他生产一样,文化生产也是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完成的最富精神性的生产,具有明显的特性。 |
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东亚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而伴随着农耕族群所建政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和“族群观”。
囿于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知和对皇权的崇拜,中国古人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天下”的范围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水平而扩展,“天下”也有理想化和现实化的差别。《诗经·小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理想化“天下”的描述,而史书中常出现的“大赦天下”,说的是现实化的“天下”,即皇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描述“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可以视为当今学者对中国古人理想中“天下”范围的现实理解,多民族国家中国就是在这一辽阔区域内自然凝聚形成的。
“天下”有理想和现实之分,“天下”的人群也有“夏”“夷”之别。较早创建政权的中原农耕族群,很早就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群凝聚的影响,并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礼记·王制》就记载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对不同族群的最早认识,这种认识明显有别于基于种族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划分的标准不是相貌、肤色等人种特征,而是生产生活方式,划分的标准属于文化的范畴。
“五方之民”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及对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演变为“夏”“夷”两大群体。在两大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西域的众多族群分为农耕和游牧,很明显是以中原地区被称为“汉”的族群与草原地区被称为“匈奴”的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为标准划分的。中国地理学者胡焕庸以黑河和腾冲为两端,将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虽然和司马迁的划分不完全吻合,但基本上也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
回顾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和所建政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人对族群的认识对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朝各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变夷”“以夷制夷”等政策都基于这些认识,同时这些认识也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凝聚和交融、中华民族初步实现的凝聚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论是称为“夏”“夷”,还是称为“农耕”“游牧”,在中华大地上互动的这两大族群的事迹几乎占据了古籍记载的绝大部分,它们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化,成为其共同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祖先。
(摘编自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人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这是因为他们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知水平不高。 |
B.“天下”有理想化天下和现实化天下之分,族群因而也有了“夏”与“夷”的区别。 |
C.中国古人对族群的划分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标准的,其和种族的划分标准不同。 |
D.司马迁和胡焕庸以相同的标准基本上将我国境内族群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