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文学性”的缺失
杨 早
①网络小说的内容受制于读者,订阅数或点击量、月票或榜上名次,对于一部网络小说的生死,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②理解了网络文学机制,就能理解网络文学的世界为何如此繁盛,又如此荒凉。一方面残酷的竞争让众多作者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去吸引读者并留住他们。作者不敢冒犯读者,但又生怕他们产生审美疲劳,因而新的作品既要有新的招式,又不能太过陌生。比如“历史军事”一类的作品几乎全都基于“穿越”(“穿越”可以给读者一种熟悉感或关联性),但“穿越”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从“单穿”到“双穿”“群穿”,甚至上万人、上亿人的“穿越”。“穿越”的目标也不断扩展,把中国历史“穿”得千疮百孔后,小说作者的目光又转向日本、美国、欧洲。另一群作者则将“穿越”目的地设为某个架空的朝代或外星系,总之既花样翻新又满足读者需求。这就是所谓“类型化+爽文”。
③“类型化+爽文”,意味着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已成规范的契约,作品如何开端、发展、转折及收尾,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军事必须热血,“穿越”必然王霸,坏人嚣张必须打脸,“种田”必须穿插“宅斗”,主流读者的阅读期待必须满足,其后才是作者个人才能的发挥。由于连载的特点,每日的更新中,要给读者几个“爽点”,结尾要设下“钩子”,这都在写作的技术考量范围内。
④从传统小说的角度审视网络小说,会觉得这些类型看上去缤纷多彩、千变万化,但叙事方式的多元化严重欠缺。几乎没有哪一部网络小说敢于使用大规模的倒叙、插叙、蒙太奇,更谈不上语言操练、文体试验与诗性叙事。整体观之,商业资本控制下的网络文学,一切服从于故事,情节不惧重复,调动所有元素,只求抓住读者。
⑤但事实上,在资本的控制下,在“IP热”的背后,网络文学的位置相当尴尬。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显然不是主流的艺术形式,影视、电子游戏等娱乐形式的吸引力与吸金力都要比文字大得多。
⑥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曾经被视为对传统文学机制的“逃离”:没有办法在传统文学机制中依序上升的文学青年,借助网络的力量展现自己的才华,赢得关注、支持与资源。然而,资本力量足以将逃离变成另一种陷落,文学的独立性并不因为离开传统文学机制就变得更强,相反,资本力量压迫下的职业写作,可能会受到更全面、更细微的控制。而如果批评界与研究者只是盯着那些热门“IP”,用商业的逻辑来选择批评对象,那么,网络文学的批评者只会成为资本力量的合唱队,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只会成为商业案例的分析师。
(有删改)
【小题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层次。【小题2】结合全文的内容,分析“网络文学的世界为何如此繁盛,又如此荒凉”这句话的含意。
【小题3】如何理解文末“网络文学的批评者只会成为资本力量的合唱队,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只会成为商业案例的分析师”这句话?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总体来说,微信对文艺生态的重塑,目前还处于这种“几”“微”的状态,并且影响人类未来文艺生态建构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从现状来看,在微信平台上,目前能体现大众文学创造力的信息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多佳句而少完篇”。一方面,碎片化有助于解构社会文化权力的垄断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类文学创造力的整体提升,也需要某种程度的“聚合”,而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微信“分享主义平台”也有望成为大众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平台。
从历史角度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学创作的专业化,一方面,确实对大众的文学创造力形成一定压制,但另一方面,专业化也使本来碎片化、弥散化的文学得以聚合、强化和提升。当然处于文化更加民主化的今天,我们再反观人类文学史,就不能再过分夸大专业精英作家的作用:最早的口传文学总体来说是由大众创造的,掌握文字的文化精英的书面创作,显然对大众口传文学如民谣等有所吸收和聚合。当代“互文性”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聚合性”的强调,事实上,精英作家个体真正所谓“原创性”的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中国文学史来看,词、曲等文学体式,本出自民间大众,文人使之雅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使民间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过程;再如明清文人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更能体现民间大众文学的聚合——这对当今如何利用微信平台聚合大众碎片化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当然,文学创作真正的“专业化”,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并且“专业化”完成之后又走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发展之路。市场或资本积累(集聚)具有更强的“聚合”冲动,并且也具有更大的“聚合”力量——对于物质生产和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生产来说都是如此,在市场框架下,人类物质生产得以大发展,文艺生产同样得到了大发展,但是,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总是在矛盾、对立中扩张、发展的,这造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分裂,对于文艺生活来说,又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裂。“生产者”往往是专业人士,普罗大众主要是文艺产品单纯的“消费者”,大众本身所固有的文艺生产力、创造力相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重大时代意义,就在于将会使这种分裂状况有所改观,从而使文艺整体生态也将有所改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对于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者来说,只有不囿缚于当下现实而具有长时段的历史通变观,才能“极数知来”,从而获得洞察“几”“微”的“先见”之明。
(选自刘方喜《文学性·碎片化·分享主义平台:微信的技术文化哲学分析》,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微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微信对文艺生态的重塑,目前还处于“几”“微”的状态,但它是影响人类未来文艺生态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
B.从现状来看,在微信平台上,目前能体现大众文学创造力的信息虽“多佳句而少完篇”,但数量并不在少数。 |
C.微信“分享主义平台”可以聚合、提升大众碎片化文学,它的这种作用与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关。 |
D.如何利用微信这一平台聚合大众碎片化文学,可以从文人使词、曲等文学体式雅化的过程中获得重要启示。 |
A.文学碎片化有助于解构社会文化权力的垄断性,不过人类文学创造力的整体提升也需要某种程度的“聚合”,微信将在这种“聚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
B.文学创作的专业化,对大众的文学创造力形成了一定压制,但也使本来碎片化、弥散化的文学得以聚合、强化和提升。 |
C.精英作家个体真正所谓“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文化精英的书面创作,很多是对大众口传文学的吸收和聚合,所以不能过分夸大专业精英作家的作用。 |
D.文学创作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真正的“专业化”,之后又走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发展之路,到了微信时代“专业化”又将被“大众化”取代。 |
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给别人听,而是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学有吟诵,其他国家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组成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停顿,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诗发展出七言诗。
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绝”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
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是就作者还是就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调子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小题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吟诵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而默读就不能体会和了解作品的内容和情意。 |
B.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诗人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熟于吟诵后,诗人的诗会随着声音自己“跑”出来。 |
C.中国古文明没有中断过,是因为文字不同。我们的象形文字是单音独体,表意较为稳定;当时代、语音等条件发生变化,拼音文字就会丢失其蕴含的东西。 |
D.吟诵较为自由与灵活。比如吟诵《关雎》,读者可以因时间、心境的不同,自我调控吟诵的快慢,但是吟诵音调的高低要一致。 |
A.文章开头两段先阐述吟诵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接着对吟诵的概念、目的、基础做了具体的论述。 |
B.三、四两段分别阐述了中国诗歌便于吟诵与象形文字单音独体的特点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吟诵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 |
C.五、六两段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吟诵及其传承做了具体阐述,强调了吟诵重在传达个体的感受,吟诵的传承不可急功近利。 |
D.文章围绕“吟诵”,采用横向展开的方式,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方面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紧凑,论证严密。 |
A.吟诵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有利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从而使读者对作者与诗歌情意有了了解,也使读者更容易把握读诵的节奏平仄。 |
B.中国象形文字的每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语言的节奏基础是两字一停顿,中国吟诵也是如此。 |
C.吟诵不是按照一个调子唱,它不死板。它可以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表现出来。 |
D.中国诗歌的吟诵看似很简单,其实富有变化,很微妙,我们不能轻视它。它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对于这一工作,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 |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节选)
袁行霈
①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包容。
②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些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我们引为骄傲的山西应县木塔那样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辽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开辟了我国南北海运航线;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④我们还可以以战国和唐代为例进一步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战国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只体现在统治者的包容性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上。孔子有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这说明社会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儒、释、道三家并用;政府机构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重视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等等。仅以政府的将军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数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都曾远离故国在唐朝任职。
⑤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节选自《新华文摘》,有改动)
【小题1】下列对“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的解说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A.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许多文化遗存除了散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外,还散布在全国各地。 |
B.除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的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外,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
C.契丹族建立了精美的山西应县木塔,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新罗的崔致远曾在唐朝任职,作者列举这些例子意在证明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
D.中华文明的演进是多种文明因素按照“以华夏文明为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相互作用”的模式进行整合的过程。 |
A.我国社会的包容性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代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等不同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的局面。 |
B.孔子有弟子三千,同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且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致使当时社会的包容度很大。 |
C.作者认为,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唯有包容文明才能不断壮大。由此可见,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所有鼎盛阶段都很大的包容性。 |
D.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文学艺术的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说明唐朝文明的包容性在思想、艺术等很多领域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在唐代诗歌中就可见一斑。 |
古代阴阳论
阴阳的观念比气的观念出现更早,西周初年已经出现,最初是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易经》中则把阴阳作为整个世界中的两种基本势力或事物之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著名的古代阴阳论的论断见于《易传》之《系辞》,《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阴阳的对立分别与交互作用,是宇宙存在变化的普遍法则。《说卦》把阴阳普遍化,《庄子》中已经有阴阳生成论。
在西周末期,已把阴阳的观念和气的观念结合起来。庄子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把阴作为阴气,阳作为阳气,这样就产生了“二气”的观念。《易传》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不仅提出气分阴阳,也同时强调二气相感。荀子也这样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认为阴阳的对立互补是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根源。
汉代以后,阴阳的观念成为中国哲学根深蒂固的基本特征。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汉代思想当中,阴阳、五行、四时都是天地之气的不同分化形式形态,同时阴阳与五行、四时、五方、五色、五味等有高度的关联性,由此发展出一套关联宇宙图式的建构。除了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外,五行之间也被理解为相生相克,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主张:“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新儒学哲学家尤依赖于《易传》的阴阳哲学而不断发展阴阳的世界观。如宋代理学家邵雍言:“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哲学上是指阴阳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冲突对立,而是感合、相互吸引和配合。清代的戴震说:“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把“道”理解为阴阳二气流行不已的过程。
先秦《管子》中早有对阴阳作用的认识:“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把阴阳看作自然世界各种现象变化推移的动力和根源。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宋代理学家朱熹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所以,阴阳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此构成的动态的整体变化,是中国人宇宙观的普遍意识,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
宇宙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阴阳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条件,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世界及其运动。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成互补的,而西方人则强调二者的冲突。”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如何处理各种对立面的关系,中国文明的古老阴阳平衡思维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仍然有其普遍的意义。
张载在谈到对立面关系时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立、冲突甚至斗争的结果,最终必定是相反相成、协调配合,走向和解,对立中求统一,化冲突为和谐,使整个世界不断焕发蓬勃的生机。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先秦时期的思想中,阴阳被解释为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普遍法则及根源,它也是自然世界各种现象变化的动力。 |
B.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阴阳是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它先于气的观念出现。 |
C.汉代思想中,认为阴阳、四时、五行等形式形态是由天地之气分化而来,并且四时、五行与阴阳之间关系密切。 |
D.宋代一些思想家认识到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冲突对立,而是构成了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变化。 |
A.宇宙是一个整体,各种物体相互联系,有阴即有阳,有阳才有阴,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世界及其运动。 |
B.阴和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容,都会朝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但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
C.张载秉承阴阳二气说,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对立面,有对立必有冲突,最终只能靠和解去解决冲突。 |
D.世界就是由各种矛盾组合而成的统一体,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可以从中国古代阴阳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
A.自汉以来,中国思想家们在谈及阴阳时,从来不是把阴阳作为一个割裂开的概念,而是把阴阳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 |
B.汉代董仲舒认为,五行是与阴阳并行而列的观念,而宋代周敦颐则认为,五行是阴阳变化而产生的结果。 |
C.中国文明讲对立双方的互补,西方文明则强调二者的冲突,是因为其对阴阳关系理解的角度不同。 |
D.先秦《管子》谈及阴阳作用,主要着眼于自然变化,后人发展其学说,认为阴阳构成了动态的整体变化,这种观念对中国文明有重要影响。 |
章回小说的体裁惯例、叙事结构和美学典范在明代即已大备。众所周知,在章回小说诞生之前,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尚无大型的长篇叙事虚构作品,这意味着明代作家没有现成的文学技巧和叙事结构可以借鉴。在此关头,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艺术给了明代文人诸多启示和灵感。而历史事实证明,明代文人大多具有独特而典雅的建筑趣味。
在结构上,中国古代建筑与明清章回小说都体现了一种组合艺术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群”;而且,为了适应各种功能上的需要,它们还可以不断地重复这种组合,从而形成更大的结构性的“群”。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无论是作为“空间艺术”的中国古代建筑,还是作为“时间艺术”的明清章回小说,其实都是一种利用一定的结构“单元”而进行多重组合的艺术。
从整体上观察,中国古代建筑的“院落式”结构与明清章回小说的那种特殊的组合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人类为了满足对建筑空间的需求,经常要扩大建筑规模。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建筑,其扩大规模的方式并不相同,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量”的扩大,即以单座房屋为基础,在平面上以至高空中作最大限度的伸展。西方的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又高又大的建筑物,取得了巨大而变化丰富的建筑“体量”。另一种是“数”的增加,即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中国古典建筑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包括座数极多的建筑群。这种“组合式”院落建筑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而不变,到清代的故宫,可谓达到了“组合式”院落建筑的顶峰。与西方建筑在单一围合空间中扩大体量一样,西方长篇小说也主要在一个情节框架内扩展篇幅;与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式”结构相对应的,则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所采用的“缀段性”结构,即小说由一段一段的故事连缀而成。
正因为注重“组合”,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以“院”而不是“间”为意义单位。在描述一个建筑群的规模时,中国古人一般不用“单座”的“座”,而是常用“几间几院”。“间”往往用于计算“单座建筑”的大小,其实就是最小的房屋计量单位。至于“院”,则是用来表示建筑群的概念,也是建筑最小的意义单位。几个“单座建筑”围绕一个中心空间从东南西北四方进行围合,就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建筑群——“院”,更大的建筑群则是多个“院”的组合和勾连。一些大型建筑群,看上去非常复杂,但只要我们抓住“院”这个基本单位,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其组合原则和设计理念。在明清章回小说中,与“间”对应的是“回”。“回”在章回小说中,就像“间”在古典建筑中一样,仅仅是一个“计量单位”,其作用性并不明显。在明清章回小说中,也存在一个类似“院”一样的意义单位。多个“院”构成“院落式”结构,而这正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有别于西方的典型特征。
(摘编自龙迪勇 《建筑空间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明代以前,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还没有大型的长篇叙事虚构作品,长篇章回小说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
B.明代文人具有独特而典雅的建筑趣味,他们从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艺术中得到诸多启示和灵感,使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发展得更加成熟。 |
C.作为“空间艺术”的中国古代建筑和作为“时间艺术”的明清章回小说,都是一种利用一定的结构“单元”进行多重组合的艺术。 |
D.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扩大建筑规模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建筑空间的需求,但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不同,其扩大规模的方式存在差异。 |
误读:创造性的文学阅读
随着二十世纪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不少人对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作者意图持怀疑态度,进而怀疑“正读”的可能性,“误读”正在成为意义解读的流行方式。
误读视阅读为读者对文本的修正、突破和创造。从读者和文本的关系看,一个被重构的问题决不能处于它原本的视域之中,读者的视域与问题总是超越文本,误读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不可避免的命运。从文本的意义结构看,优秀的文学文本尤其富有独创性和多义性,向读者的认知和推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无疑会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困难,从而形成读者对文本的误读。从文本意义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组合关系看,文本特别是优秀的或复杂的文本其意义具有无限性,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可供读者发挥能动性,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从读者的视角看,文学的虚构文本乃是一种反思的空间或媒介。读者可以对它一步一步进行探讨,却无法穷尽。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说:“给定文本的复杂性,语境的延伸性,加上阅读之势所难免的选择和组织,每一种阅读都可以说是片面的。阐释者可以发现一个文本中为早先的阐释者所忽略或歪曲的特征和含义。”故而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布鲁姆把误读绝对化,并把创造性误读作为文学解读的主要途径和文学意义产生的基本方式。误读者以自己的思想、意图、视界和心境阅读作品,便发现了作者没有发现的东西,因而这是对文本意义的一种重新认识。
自觉的误读是为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推动我们的再思考。大多数误读是非自觉的,即读者以为自己是在“正确”地阅读文本,其实已经不经意地把本人的视野和先见投入其中,并关注和自己的理解视域相关联的意象内容,从中汲取或生发出相应的意义结论。误读者一般倾向于从当代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和本人的理论需要出发向文本发问。从误读所得出的意义结论看,以对《红楼梦》的不同解读为例,有的是把文本意义域放大,如把它看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有的是将文本意义域缩小,如视它为曹雪芹的自传;有的是将文本意义域引申,如认为它描写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与斗争。其中,引申可算作误读的一种重要模式。引申主要体现为以复现为基础的但又带有创造性质的生发、转换。生发是在文本既有意义的范围内把意义的某一方面加以展开、扩大。越是内涵丰富的作品越具可开发性。意义的转换主要是针对意蕴深邃或带有晦涩性的作品。比如李商隐的诗《锦瑟》,有对亡妻的哀悼、对人生的自我感伤等多种解读,各种解读又各有其合理性和依据。这类作品由于作者有意淡化其生成背景的特殊性去追求能指的普遍性,虽然对其生成条件和创作意图的探究仍可以作为意义分析的某种路径,但因为作品意指的多值性早已超越了作者的原意,已经使得原初的创作语境和意图变得无关紧要。
作为创造性的文学阅读形式,误读还是应当以对文本相对确定的思想内涵的把握为前提,在文本所提供的一个大致限定的语境中去提问。此外,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必须是合理的。所谓合理,指这种解释不但在自身的阐释框架内具有自洽性,而且符合艺术的审美特性。误读总要以某种程度上的“正确阅读”为依据和目标,一旦阅读完全超越了文本,误读就变成了曲解。
(有删改)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布鲁姆之所以把误读绝对化,是因为给定文本的复杂性、语境的延伸性以及阅读的选择与组织,导致每一种阅读都是片面的。 |
B.因为误读者一般倾向于从当代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和本人的理论需要出发向文本发问,故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往往产生不同的认知。 |
C.非自觉的误读远远多于自觉的误读,且自觉的误读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能够推动我们的再思考,而非自觉的误读不可能产生这些作用。 |
D.误读不是随意解读,它要求以某种程度上的“正确阅读”为依据和目标,对文本意义进行合理的解释,否则就变成了曲解。 |
书院,是有别于私学与官学的一种文化、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到唐代已经得到充分与完美的发展,其制度基本定型,运作已臻于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官学与私学科举化的完成。于是,中国教育的现实——求功名利禄,与中国教育的传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面对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的倾向,一些坚守儒家价值观与理想的学者挺身而出,办书院以拨私学、官学之偏。
书院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士人大兴办书院之风,自觉地承担起化民成俗与传道(儒家之道统)的社会责任。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办学宗旨及院规等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书院反拨应举之学的鲜明特点:它强调的是人文与道统,它所要成就的是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伦与人格,而不是应科举而试的器用之才。
古代书院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它不是一种营利性的机构,它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突出了公益性的宏大格局。以宋代四大书院为例,他们的兴建或复建都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赠书与划拨学田的记载。但政府的支持仅此而已,书院日后的运营与维护、发展等,政府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完全靠书院自己的管理与经营能力。绝大多数的书院完全靠民间捐助和乡绅、官员及士人、商人们的民间集资捐助。
中国古代书院的公益性,除了表现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制度设定上,还表现在他对学员采用免费入学并予以资助的制度安排上。书院学生的伙食费一般是免费的,有的是发放伙食费。此外,还对学生发放一定的“膏火”(即津贴),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中国的书院,由私学演变而来,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传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道。儒学在汉武帝独尊之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主要是在民间传衍。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学说。但是经董仲舒的鼓吹,它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哲学。这以后的一长段历史中,儒学渐渐远离民间,成为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学问。于是,它逐步走向封闭和僵化。朱子在论说儒家道统的传承时说,自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统就中断了,指的正是这一现象。直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出,儒家的道统才又重新接续了下来,而朱子则构建了理学,从而使儒家的道统得以延续,一直到今天。
宋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担负起兴亡继绝的历史重任,而书院正是他们努力将儒学重新拉回民间的努力的一部分。元代以后,作为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再次成为官方哲学,但是,儒学却并没有再次走上脱离民间的老路,其中书院起了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元明清三代,书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思想学术的纽带。元明清三代的书院,除了继续保持着化民成俗的教育功能外,讲学与研究蔚为风气。这三代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书院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加之书院编书、刻书、出版功能的完善与强化,书院成了继承传统、推动学术、酝酿和产生新思想的重要孵化器。
(摘编自朱杰人《传统书院的当代复兴》)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书院是有别于私学与官学的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的兴起与科举制度在唐朝基本定型、科举制度的运作臻于成熟不无关系。 |
B.面对教育越来越功利的现实,宋代一些学者开始办书院承担起化民成俗与传道的社会责任,以拨官学、私学教育之偏。 |
C.古代书院不是营利性的机构,政府对它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书院兴建或复建完成后的发展完全靠自己的管理与经营能力。 |
D.古代的书院具有公益性,不但让学员免费入学,还会对学员进行资助,或给伙食费,或免其伙食费,还会发放津贴。 |
A.中国的书院,脱胎于古代私学,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传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道。 |
B.儒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只能够在民间传衍,直到汉武帝时才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从此成为官方哲学。 |
C.儒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变成了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学问,走向封闭和僵化,直到北宋五子出现后才改变。 |
D.书院在将儒学拉回民间这点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元以后朱子学成为了官方哲学,儒学却并未脱离民间。 |
A.古代绝大多数书院的经费靠民间捐助,书院本身没有稳定可观的收入,一旦得不到资助,就很可能影响其运营。 |
B.古代书院能够获得不断的发展,与古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对儒家价值观的坚守具有很大的关系。 |
C.元明清三代的书院既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又汇聚了民间力量,使民间的学术思想更加活跃。 |
D.元明清三代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往往都与书院有一定联系,这有利于推动学术发展、酝酿和产生新思想。 |
二元选择是指目击证人在辨认某人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时,做出“是”或“不是”的选择。做出“是”的选择,我们称为“指认”;做出“不是”的选择,我们称为“排除”。经事后验证,证人在指认和排除时都有可能发生错误。
研究发现:当证人把握十足地指认某人“是”犯罪嫌疑人时,事后证明他们的指认往往是正确的;而他们在犹豫不决中指认某人“是”犯罪嫌疑人时,事后证明他们的指认更容易出错,这样一来,无辜者也就更容易被冤枉了。不同的心理状态下,辨认的正确率是不同的,“指认”是这样,“排除”也是这样。
因此,司法部门在二元选择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不知道”选项,即设置“是”“不是”“不知道”三元选择系统,做出“不知道”的选择,我们称之为“无法判断”。使用三元选择系统后,证人的辨认结果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目击证人在两种选择系统中判断结果的数据,制作了下图。
【小题1】根据上述内容,上图括号内应填入的是“ ”。
【小题2】根据上图“错误的指认”这一组数据,推测司法部门采用三元选择系统的原因。
“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什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4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经艺”于子夏和鲁缪公敬礼子思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网罗“学士且数百千人”,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礼贤”机构。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当务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纵在“士”的手中。但当时的“士”都是所谓“游士”,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人数十分庞大,又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的势力。正因如此,当时衡量一“国”或一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节选自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有改动)
【小题1】下列选项中关于“士”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科举很早已在中国萌芽,“士”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被纳入行政系统的,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B.“士”的综合素质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最高的,他们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
C.“士”的原型主要是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这两大学派的倡导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 |
D.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等“战国四公子”及吕不韦等都拥有众多的“士”,这是他们政治及经济实力的表现。 |
A.“士”曾经是古代贵族中身份最低的一级,后来逐渐被各国国君所看重,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
B.春秋时期起,“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从而使“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文士”。 |
C.儒家学派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他们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社稷的珍宝,认为君主应该善待他们。 |
D.齐宣王重建稷下学宫,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礼贤”机构,受此影响,各地君主纷纷有礼贤之举,如魏文侯礼遇子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