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整理自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材料一：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为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传教士欲将西方伦理价值强加于“异教”文明的中国……尽管其宗旨是希望将中国基督教化，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就是一个推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推行学术性的传教与倾向于士大夫的策略，以天主教“合儒”“补儒”希望进而达到“超儒”，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方法，赢得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末清初中国曾一度出现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在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数学、音乐、语言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基督教在很多地方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因此在传教过程中出现了“礼仪之争”。1700年，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

——据骆利红《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论述》

材料二：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取得了在华传教、设学堂、开办医院的特权.晚清西学传播进入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吸收西学，参与译书工作，这一阶段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地遍布新式学校、创办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甚至政府创立译书机构，翻译大量的西方书籍，西学影响逐步进入基层。戊戌变法后，革命运动兴起，留日热潮骤起，社会科学类书籍大量被翻译传入中国，其中多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日本变法等内容的书籍。

——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