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因而它也具有主观意志所不能改变的规律。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过制造出来的新城，但这类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并不是简单地依靠砖堆石砌，乃是因为它遵循了城市成长的自然秩序，顺从了历史潮流的要求，因而它可以吸引人们凝聚在自己周围，方才不断成长。

历史地看，城市发展的自然秩序是吸收的，而非扩张的。物有本末，城市的发展壮大，不是因为它吞噬了村庄，而是因为人们因城市的魅力而到来。历史上我们有很多新区是成功的，而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新区是不成功的。其最根本的区别在哪儿？我们知道，早期的新区甚至只是一片荒地，而现在的新区却是建起高楼大厦来招徕顾客，为什么反而后者吸引不到人？其实，无论是早期的政策洼地，还是如今的创新高地，新城区吸引人靠的是改革和优化的力量。城市的规模通常只是噱头，粗放地扩大城市规模无济于事，并不能带动资源和人才的自然聚集，一个城市的成熟是不断锻造内在的过程。

动态地看，城市的发展是分化的，而非同质的。城市的本质在市，不在城。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不是房子，不是马路，不是饭碗，而是它的分工，它的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城市产生的基本逻辑就是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市场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地拓展，各种要素、资源开放、流动，以达到更加充分、更有效率的利用。如果离开了市，离开了更充分的市场化和市场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没有现代化意义的城市。从这点来说，搞城市化的关键，不是建城，而是成市，但市场并不能简单地制造出来。

结构地看，城市的发展是致密的，而非宏大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它的路网会很密，商业和服务设施会到处分布。这样的城市因为有密度，所以生活起来就比较便利。未来的城市化要从扩张型、铺展型变成内生型、紧凑型，不能只从尺度上看城市，更要从密度上看城市。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密集还是稀疏。所以，城市化要终止单纯“摊大饼”，要把能更好地配置资源的紧凑型城市作为目标。

最后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的，而非器质的。城市发展一定是围绕着人进行的，城市的成长与人群的聚集是同一过程。因此，一个没有以人为基础的城市是没有根基的。城市的基本作用，是能够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生活和发展的机会，保障其市民的权利和财富。忽视民生而把钱拿去装点门面的城市，只能是冷冰冰的钢铁水泥骨架，等待它的必然是人们弃它而去。在我国的一些城市中，建筑物的豪华程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但市民并没有多少获得感。相反，一些城市管理者却在以城市形象为理由剥夺市民的机会，比如规定不能搞出租屋，不能摆小摊，不能从事各种低端服务业。实际上这种发展路径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城市应该具有包容性地来提供各类机会，富人到城市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穷人到城市也应该有机会。城市的发展是各类群体共同集聚的结果，城市的目标也应该是让每个群体都生活得更好。

（摘编自陈恒《城市成长的自然秩序》）

海绵城市是我国现如今积极推广的可以充分解决城市雨洪问题的新型建设模式。所谓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城市就像海绵，在雨季时对雨水进行吸收，在旱季时放出水源，对城市的温度和湿度加以调节，让城市充分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应对城市旱涝灾害。海绵城市将吸收、蓄存、渗透、净化、释放、利用有效结合，以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目的。

在过去的城市管理模式中，雨水会流入下水道，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在旱季时面临用水短缺的困扰，在雨季时存在道路积水的问题。而海绵城市则有效利用了城市江河湖泊与绿地植被甚至是蜂窝型大孔渗水地砖来对雨水进行吸收，能充分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能缓解旱涝问题，减轻城市污染，加快城市化进程。

海绵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城市湿地，城市湿地是城市的净化器，能够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调节城市气候并保护城市生态平衡。城市湿地指的是城市中人工形成或天然形成的浅水地带，如沼泽等，湿地、海洋、森林被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现如今我国很多城市都建有人工湖，其具有净化环境与蓄水排水的作用。其次，是绿地广场，它是专门用来保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丰富的植被，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战气，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此外，还能涵养水源，实现生态循环。再次，是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必须要有良好的渗水性，要有利于雨水的排泄，防止城市内涝的形成。城市要完善下水道系统，保证井盖牢固安全，用透水透气的材料来建设城市交通道路，减少旱涝灾害。最后，是城市地块内部。

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首先，建构下沉式绿地结枃。很多城市的绿地设计项目结构都比道路路面要高，这些绿地设计项目结构应用条石分割绿化带和道路，这种管理结构与绿化管理模式对雨水的流动与利用非常不利。新型绿化海绵城市结构采用下沉式绿地结构来有效控制并集中管理调蓄容积，达到蓄水和净水的目标，借助湿地、生物滞留设施等进行集中处理，保证管控要求和管理维度的贴合度。其次，建构绿色屋顶项目。绿色环保屋顶的社会价值较高，按照实际需求有效分析其荷载情况，从而对基质基本深度进行初步判断，保证屋顶结构能够实现最优化。此外，采用屋顶项目绿化措施，能实现城市园林绿化产业创新观念与模式的优化。最后，建构园林绿化草沟。对地表沟渠内的绿色植被系统进行升级处理，有效建构排水系统，以保证雨季水源的有效收集，提高其涵养与净化水源的能力，保证城市有效排水。

建立海绵城市系统，要充分融入新型城市理念，顺应保护生态平衡的发展趋势；还要掌握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对海绵城市建设政策加以利用，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好的服务。

（摘编自李春岭《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技术等问题探讨》）

智慧之书

余光中

①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

②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实，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识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食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

③朱光潜说他拿到一本新书，往往选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我要买书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能斥为形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所以文字不好的书，不读也罢。有人立刻会说，文字清楚的书，也有一些浅薄得不值一读。当然不错，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浅薄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无可久遁。倒是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某些哲学家之言便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哲学家，我也只能称为有分量的哲学家，无法称为清晰动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也就不能怪读者可能“目无作家”了。朱光潜的试金法，颇有道理。

④凡是值得读的智慧之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再三诵读。古人所谓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辞上的夸张。“一目十行”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那本书不值得读，二是那个人不会读书。精读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那当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读，那就是以该书或该文为评论、翻译或教课的对象。要把一本书论好、译好或教好，怎能不加精读？所以评论家（包括编者、选家、注家）、翻译家、教师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读者，被迫的精读者。这种读者一方面为势所迫，只许读通，不许读错，一方面较有专业训练，当然读得更精。经得起这批特殊读者再三精读的书，想必是佳作。经得起他们读上几十年几百年的书，一定成为经典了。普通的读者呢，当然也有他们的影响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读者的“意见领导”。

如何破解泛娱乐化造成的困境

王林生

①近段时间以来，娱乐泛化引发的乱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在看集些娱乐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时，尤其能感受到泛娱乐化给我们带来的喧嚣与浮华。

②在这里，“泛娱乐化”指的是消费主义时代，娱乐性的文化快餐大行其道，日常生活的娱乐化、娱乐生活的日常化正成为当下的常态，以至于严肃被消解，整个社会成为了娱乐对象。

③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形式浮华、内容空洞的产品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它们仅仅满足于吸引眼球，不求人多加恩索，表现出低劣化、庸俗化、模式化和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当此类泛娱乐化的文化产品霸屏之时，低俗的恶搞、庸俗的搞笑、媚俗的卖弄、拙劣的表演等无底线娱乐现象就会充斥各种媒介，以明星轻佻浅薄提高收视率，靠娱乐八卦新闻博人眼球，戏读历史、消解崇高、宣扬暴力成为常态，娱乐变得没有节操。

④这样的所谓娱乐，早已偏离了正常的娱乐形式和娱乐范畴，滑向价值的空心化和表现的极端化。实际上，学界对于泛娱乐化现象的警惕与批评已持续多年，特别是世纪之交时，随着消费文化的渗透，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一种现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弭，人们惊呼注重感性的娱乐已经打破审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成为资本追逐的游戏，乃至进入到资本运作层面。然而，这种理性的声音一次次被资本浪潮所淹没。

⑤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娱乐”二字原本包含在人类天性之中，是人类日常休闲生活的需求。然而随着资本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二者结合成为一种以资本为依托的文化产品，纯粹以迎合市场和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此时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内容的公共服务属性就会被遗弃。在娱乐日益走向泛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产品“非道德性神话”的观念一直或隐或显。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产业效益被尊奉为至上法则。诚如美国经济伦理学家理查德·T·德·乔治所言，在“非道德性神话”观念的指引下，“他们不愿将其道德化，他们讨厌伦理学家的无聊说教，当然他们也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用石头砸对手的玻璃窗，这一观念的本质含义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根本就是两码事。”

⑥因此，在资本掌控娱乐，而娱乐又要娱乐化一切之时，更需强调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内容的公共服务属性及其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互联网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对一切文化产品和文化信息的传播比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渠道都更为迅速，更为广泛。这也就意味着，娱乐化的内容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公共性。忽视了这种公共性，谋利而弃义，娱乐为资本利润所驱驰，则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⑦应该说，抵制泛娱乐化现象，提高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产业向高质量转型发展，并不单是某一两个演艺明星、综艺栏目、媒体行业、法律法规的责任，更有赖于一个良好文化创意氛围的营造。这需要在政府监管、市场运行和大众消费之间构筑良性的互动体系，才能有效深耕土壤，培育经典，不让颓废的、抑郁的、空虚的、低俗的文化价值观念乘虚而入。

（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影院之内火爆到影院之外。有人“入戏太深”,跟电影中的科学设定较起真儿，我们不妨找科学家们来科普一番，然后再回味这部电影，定会别有一番意思。

《流浪地球》中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行星发动机，帮助地球离开太阳系。这就得说说让地球离开太阳系需要多少能量了。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分析：地球要能够摆脱太阳的引力势能束缚，所需能量可以计算得到，大概是2.65×10³³焦耳。而2017 年全球总发电量大概是25571 TWh，大约合9.21×10¹³焦耳。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阶段全球所有的发电量都用来推动地球离开太阳，需要连续工作2.88×10¹³年，即近29万亿年。

总之，带着地球去流浪，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行星发动机要承担这一任务，那得无比厉害才行。而且行星发动机实现上述任务所运用的重核聚变技术，从现代核物理知识来看目前没理论和实现条件，只能出现在科幻中。

（摘编自《“流浪地球”靠谱吗？》）

材料二：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女士曾经说过，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什么都可以写，不用害怕发生矛盾”。

但是许多作家会在写作时精心研究物理或者计算方面的最新发展；有些作家为了配合故事情节，会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产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在1966年发表的小说《劳卡诺思的世界》中首次出现了一种名叫“安塞波”的超光速通讯设备，该设备可让相隔天文距离的人之间进行即时通讯）；还有的作家则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去见证人类的不幸命运，以便引发社会舆论。

有时候，一些看似怪异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的能力，让那些拥有科技知识的读者能够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设想。例如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儒勒·凡尔纳（1828-1905）在1865年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利用光能推进宇宙飞船的想法。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研究用于太空飞行的太阳帆。

（摘编自《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塑造未来？》）

材料三：

科幻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十分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幻相对于科技的超前地位。今天许多科学的新发现，在几十年前的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不少科技的进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科幻的启迪、促进。正是科幻领先于科学的这段距离，造就了科幻文学的“惊异感”，构成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最大魅力。

但今天，科幻正在，甚至已经被科技赶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吴岩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科幻文学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则认为不要夸大科幻文学的转现作用。科幻作品不可能走在科技前面，因为它们的所有科技元素都来自现实的科技知识。如果说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那么科幻则注重创造出一种既震撼、又有美学空间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当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感和灾难。

(摘编自《当科技进步超越了想象 科幻文学的价值何在？》)

材料四：

（资料于《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阅读调查》）

诗使万物变得可爱

[英]雪莱

诗的确是神圣之物。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同时又是知识的圆周。它包含了所有的科学都要涉及的东西，是一切其他思想体系之根和花朵。倘若没有诗，那么什么能成为我们尘世的安慰，什么又是我们对天国的希冀呢？诗不是推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不能说：“我要写诗。”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这样说。

创作状态中心灵的力量是内发的，而我们的天赋无法预见它的来去行踪。即使这种力量能长久保持它原有的纯洁和力度，谁也无法预测它的结果将如何伟大，然而创作一旦开始，灵感亦渐消失；因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值得夸耀的诗篇，可能只是诗人最初构想的一个淡淡的影子，有人声称最优美的诗篇产生于勤奋和学习，我愿求助于当今最伟大的诗人对这一点作出评判。创作上的埋头苦干以及作品的精雕细刻，一向为评论家所称道，然而，我们这样的理解更为正确：这不过是提醒作家注意灵感来的瞬间，在没有灵感之时，作家就得用这种传统、常规的手法对灵感的空白进行补缀，这是人的诗歌天赋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一种必然。弥尔顿在分段创作《失乐园》之前，早已有了作品的整体构思，这一点，我们有诗人本人的话语为证，因为他曾说缪斯^注已向他“口述”了这首“未曾预想的诗歌”。

诗是最快乐、最美好的心灵在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刻留下的记录。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中常有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的造访，它们总是不期而至又不辞而别，然而总是无以言喻地使我们的心头升腾起快乐与庄严。在它们的消逝带来的遗憾和惆怅中，我们依然能感到快乐，这快乐已融入了我们的本质中。缪斯的到来，仿佛一个更为神圣的天性渗透到我们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脚步好似一阵掠过海面的风，当波浪平静之后，它也消失了踪影，只剩下层层细沙铺满寂静的海滩。这一切以及类似的情景，只有情感特别细腻、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能体味到。处于这种状态下，人的心境容不得任何一种低级粗俗的欲望。在本质上，美德、爱情、友谊、爱国主义等炽热的感情正是与这些快乐的感情相联的，只要这些感情存在，自我就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诗人不仅是感情细腻的精灵，而且能够体味到这一切，他们还要饱蘸这来自天国的瞬息即逝的颜色来渲染他们所体味的一切。一个单词，一个笔触，在写景或抒情中都会扣向人们沉醉中的心弦，从而在那些曾体验过这些情感的人们当中，唤醒那沉睡的、冰冷的、埋葬了的往昔的意境。就这样，诗能使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得到永生。它捕捉到飘入人生阴影中的转眼即逝的幻象，用语言或形式来点缀它们，然后，把它们送往人间，给人类带去快乐的喜讯。

诗使万物变得可爱。它使美的东西锦上添花，使畸形的东西变得美丽；它使狂喜与恐惧、悲伤与快乐、永恒与变幻缔结姻缘；在它柔和的压力下，势不两立的事物变得彼此相容。在它的光芒照耀下，每一种形态的生活都获得一种神奇的同感，变成了它所呼出的灵气的化身。它揭开了世界平淡无奇的面纱，露出赤裸的酣眠的美，这美就是世界一切形象的精神。

（选自《西方文论选》，有删改）

（注）缪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女神的总称，文中代指灵感。

蓑衣，最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挡雨器具。在我国上古时期，人们为了抵挡风雨的侵扰，起初只能用野草裹住身子，以遮雨水，久而久之形成了蓑衣。《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记录了当时人们穿蓑衣的情况。“蓑笠，备雨服。”说明是充当雨具之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姓在下雨天，通常是身着这种草衣来从事劳作的。蓑和笠的关系，如同今日雨衣和雨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笠”的制作原料是竹子，而不是草。而且“笠”晴雨两用，既可避风雨，也可防烈日酷暑。

蓑草的表皮较光滑，本身又呈空心状，所以用来制雨衣，雨水不易渗透。其为贱物，轻易可得，在很长时期内，不分尊卑，外出遇雨，都穿这种蓑衣。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又发现了多种可用作雨衣的材料，但蓑衣并没有被淘汰，尤以农夫、渔人所用为多，历代诗文中有不少描写。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那首：“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比蓑衣进一步的雨衣，是用丝绢一类纺织品涂上油后做成的，称“油衣”、“油帔”。《晋书·桓玄传》：“(刘)裕至蒋山，使赢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

除蓑革、油绢外，古代雨衣还有用粗麻、棕丝等材料制成的。棕丝是棕榈树皮上的一种纤维，经加工整理，也可编织成雨衣，俗谓“棕衣”。唐韦应物《寄庐山棕衣居士》诗：“兀兀山行无处归，山中猛虎识棕衣。”与此类似的材料，还有油葵叶，也非常适宜制作雨衣。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中就有详细记载：“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这种雨衣仍以农夫、渔人所着为多。

明代后，雨衣的制作日益考究，所用材料也有多种。宫廷内臣所穿雨衣，据刘若愚《明宫史》记：“用玉色深蓝官绿杭触或好绢，油为之，先年亦有蚕茧纸为之，今无矣。有斗钵式者，有道袍式加褂者。御前大臣值穿红之日，有红雨衣、彩画蟒龙方补为贴里式者。”贵族男女的雨衣，则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取名为“玉针蓑”。

《红楼梦》中，贵公子贾宝玉就穿这种雨衣。第45回：“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

斗笠则是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讲究的以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上桐油。有些地方的斗笠，由上下两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中间夹以竹叶、油纸。“或大或小，皆顶隆而口圆，可芘雨蔽日，以为蓑之配也。”(《国语》)斗笠，又名箬笠，“楚谓竹皮曰箬”。有的斗笠，以葵叶铺陈笠盖，因而称之为葵笠。有的则以笋壳夹于竹篾中。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