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墙的修筑是渐进的过程。许多城市城墙的修筑和不断加,最直接的意义是使城市少遭或免遭战火的破坏,保存了江南城市的发展基础,这也是江南城市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五代时,钱缪驻扎杭州后,修筑城墙七十里,建城门十座,使杭州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城墙的修筑能确定城市的范围。江南城市城墙的修筑,使城市范围得以圃定,同时一些城市数次修筑城墙,也促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面积的大小,能说明城市容纳的人口数量,城市街道、桥梁、河道的布局状况,及其相应的城市工商服务行业的发展程度。在没有修筑城墙之前,城市的发展是无序和杂乱的,城市是不固定的,一些城市主要依靠子城而向外散状弥漫式地发展。一旦修筑了城墙,城市范围就确定下来,城市就会在一定的区域内有序地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管理者能根据城市的大小和形状,合理地规划城市内的街道、坊里建设。修筑城墙时,根据地形特点,江南城市往往在四面修筑數量不等的城门,城门外接重要的交通线路,内与城内的街道相通,城内外的交通紧密连接在一起。江南城市都会建数条路面较为宽阔、方向是正南北或正东西的主干道通向主要城门。与主干道相连的是深入坊里的小街小巷,方向也都是正南北或正东西。可以说,城墙的修筑对城区内的建设有较大影响,城墙修筑后,城市的物质形态会更加完善,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会受到直接影响。

城墙的修筑保证了城市的安全,使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江南城市的城墙使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清晰起来,城市比农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大大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相应地使城市工商服务行业迅猛兴起,城墙内人们的财富快速聚积,从而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城市服务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江南各大城市迅猛发展。

城墙的修筑使城市商业经营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唐代江南城市实行市制,许多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城墙修筑使城区面积有所扩大,人口数量增加,囚而迫使市场的规模也要扩大,以保证城市生活用品的供应。于是,在主要街道或者城门内外以及居民聚居区,新的小规模的经商场所越来越多,渐渐演变成一片片的商业街巷,成为城市中新出现的繁华的商业区域。

总之,城墙修筑是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墙修筑的不断完善,既是江南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推动了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张剑光、邹国慰《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当下，文化作为一种塑造和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软力量”，开始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密切关联，形成合力。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这是要通过“破坏”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文化创意产业即是这种新合力、新生产函数、新组合的一种核心体现。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机构成，如今又迎来了新的起点。

作为一种构建和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手段，文化创意产业自诞生伊始，就是构建全新国家形象、刺激国家经济升级的重要力量。1994年，澳大利亚发布了第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强调发展实践，以便建立创意国家，更好地表现澳洲文化与澳洲特色，进而实现澳洲认同，扭转持续下滑的经济和国家形象。1997年，英国明确提出“创意产业”，以此作为国家新政执行的政策导向，以塑造全新的国家形象。201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创意产业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第二，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国家形象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海外发展的无形力量。专业人士以SWOT态势分析法，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对内部条件因素和外部机会因素的量化对比分析，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采用W－T战略，即“减少内部劣势，回避外部威胁”。

在中国国际文化形象国际传播战略中，实施文化创意产业W－T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培养高端产业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立多层次“文化＋”“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在高校科研院所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注重对人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推动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文化新业态高端人才。加强国际高端产业人才引进，实施配套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更多的具有优秀国际创意产业人才来华工作。提高文化资源利用率，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挖掘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注重对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文化创意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和品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塑造和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利用好互联网技术，挖掘IP价值，以优质的版权资源吸引消费者。抓牢“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尊重版权，既要维护知识产权，也要懂得获得“授权”。

（摘编自陈小龙《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

中国园林之中西互映

一位法国诗人说“我很爱野趣弥漫的国林。”这恰当点出了西方与中国国林的差异,后者毫无野气息。中国园林实非旷地一块,而是分成走廊和庭院,是房屋而非植物在那里起支配作用。中国园林建筑是如此洒脱有趣,以至即使没有花木,它仍成为园林。在西方园林中,风景成分比建筑重得多,偶现一座房屋亦是赫然独立。树木、花草和泉池之间的关系比它们与房屋的关系紧密得多,尽管人们也曾努力按建筑方式甚至对称轴线布置它们。

罗马是欧美园林的源泉,尤以台地和林木为最佳,这皆为地形和气候的慷慨赋予。花坛、雕像阶梯和小瀑泉布局规整,高大粕树排列森严。然而,尽管有众多軸线和重复,意大利园林借助于层层台地,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使人惊奇。这也是中国园林存在的原因之一。走进蒂沃利的艾斯泰庄园,穿过昏暗的走廊和大厅,眼前豁然出现一片无比壮丽的风光。在罗马园林中,层层升起的台地具有相似的空间的境界。而在诸如法国的平坦地面土的园林,这出人意料的因素尽失,尺度扩大更增强其单调感。

中国园林从不表现宏伟,造园是一种亲切宜人而精致的艺术。中国园林很少出现西方园林常有的令人敬畏的空旷景象。即使规模宏大,中国园林也绝不丧失其亲切感。但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园林,只有星期日的拥挤人群才能驱散荒凉气氛。中国纪念性建筑甚至居住建筑都含有对称性,然而在园林布局中全然不用,因为决定的因素是寻求悠闲而不是理性。

中国园林并非大众游乐场所。西方园林令人钦佩地用纵横轴线和十字道路解决的交通问题，在此全不存在。因为游人是“漫步”而非“径穿”。中国园林的长廊、狭门和曲径并非从大众出发,台阶、小桥和假山亦非为逗引儿童而设。这里不是消遣场所,而是退隐静思之地。

诚然,中国园林是一种精致艺术的产物,共种植物却常不带任何人工痕迹。那里没有修剪整齐的树篱,也没有按几何图案排列的花卉。欧洲造园家在植物上所倾注的任何奇特构思,中国人都融于园林建筑中。虽师法自然,但中国园林绝不等同于植物园。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工修剪的草地,这种草地对母牛具有诱惑力,却几乎不能引起有智人类的兴趣。高高的柏树排成大道,被修剪的黄杨形同鸟兽,受控的泉水射向定高。这一切似乎是“大自然的两笔”。尽管如此,西方园林从未成功地消除其荒漠气息。

中国园林旨在“迷人、喜人、乐人”,同时体现某种可称为蒙蔽术的东西。我不想武断地说,游人都完全明白其被蒙蔽,一旦忘却“园”而沉湎入“画”,游人就不再感受到尘世沉浮的烦扰。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诗铭唤起他的想象,美景激发他的好奇。的确,每件景物都恰似出现在画中。一座中国园林就是一幅三维风景画,一幅写意中国画。

一个人游历中西两类园林,会受到完全相反的两种情感作用。人们在离开弗拉斯卡蒂和蒂沃利时,对意大利园林的生动、壮观和纪念性无不留下强烈印象,中国园林不使游人生畏,而以温馨的魅力和缠绵拥抱他。身后的门戛然关闭,他方从一个愉快的梦中醒来。

(摘编时题目有改动)

①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②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③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观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④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⑤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⑥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细菌

[美]刘易斯·托马斯

①我们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量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疾病通常是由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因为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界线。

③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对人类有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注]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一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像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④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如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等。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大。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致命的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待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待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⑤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如果没有根瘤菌，豆科植物的根瘤就不会形成。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⑥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像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⑦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

（选自《细胞生命的礼赞》，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