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我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

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呢？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

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车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

茶马古道

今天人们所说的“茶马古道”，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而“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贸易形式，唐代文献中就已经有所记载。

到宋代，内地茶叶生产飞跃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在四川的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宋朝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呢?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除了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茶利收入补充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西南边境的安全。

那么，藏族为什么也很重视“茶马互市”呢?因为藏族非常喜欢饮茶。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外出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用煮过的茶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藏族平时食用肉、乳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藏族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东西，但茶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唐宋以后，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在“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治藏安藏之道。

到了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等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马匹的需求虽然减少，却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

“茶马古道”作为连接内地与康藏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终消失，但它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免疫系统不是天生的

①免疫系统的好坏到底和遗传因素有多大的关系？

②曾经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但是，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马克·戴维斯仔细分析了那些论文，发现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小孩子，这些孩子的免疫系统尚未经受环境的考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③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这个问题呢？戴维斯采取了一个最老套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研究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平均有50%的基因也是一样的，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实验材料。更妙的是，大部分双胞胎从母亲的子宫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从受精卵到少年时期面对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两个人在免疫系统成型期间所接触到的抗原是很相似的，这就又排除了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④戴维斯说服了78对同卵双胞胎和27对异卵双胞胎加入研究，分3次抽取了他们的血液，分析了其中200多项和免疫系统健康状况有关联的指标。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指标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和先天遗传没有太大关系。

⑤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打过流感疫苗，但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立刻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抗体，帮助他们安然度过流感高发期，有的人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抗体，质量也差，这样的人打了疫苗也没用，还是会中招。以前科学家们大都认为其中的差别源自基因，但戴维斯却发现一个人对于疫苗的反应程度和基因型关系不大，却和这个人以前曾经生过哪些病、接触过哪些病原体或有害化学物质，以及接种过哪些疫苗有关，甚至这个人的个人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也会影响到他对疫苗的反应强度。

⑥另外，免疫系统和环境的关联度会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平均下来，成年人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有75%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遗传有关。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只能检出四分之一的致病因素，另有四分之三的原因是基因检测测不出来的。

⑦戴维斯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5年出版的《细胞》杂志上。这篇论文特别提到了巨细胞病毒，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发达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感染了这个病毒，发展中国家甚至有90%的人都中了招。所幸这种病毒的毒性很小，只要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基本健康就不会发病。但是，戴维斯发现这种病毒会大大改变携带者免疫系统的状况，如果受试双胞胎其中一人感染了，另一人没感染的话，那么在他所测的200多项指标中有60%都会变得非常不同。

⑧有证据显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的人会对流感病毒缺乏免疫力，但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这样的人对于某些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反而更强了，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下定论说感染了这种病毒一定是好或者是坏。

⑨总之，这项研究表明人的免疫系统弹性很大，这是符合进化论的。人类生存的环境千变万化，必须有一套能够见招拆招的防护系统，否则这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

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和其它一切文艺形式一样，它具有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多重社会功用。但是，从历史上曲艺扮演的不同角色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看，由艺又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在自身娱乐大众和化育世风等“本体”功能之外，同时兼有传承历史文化和传播知识观念的“载体”功能，更有孕育文学体裁与戏曲剧种的“母体”功能。

比如，许多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与文化传统，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都是借助曲艺“说唱”的表演方式，传承下来或传播开来的；当今仅有几千人的赫哲族民族，基本上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生产和生活，唯可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动因与理由，就是继承和保护伊玛堪的“说唱”表演。再如，古人吟诵的诗歌和俗赋、演唱的宋词与元散曲，均是古代曲艺与文学一体发展的特殊产物；近代以来诸如评剧、越剧、吉剧和北京曲剧等等剧种的形成或创立，无不是在莲花落、嵊州落地唱书、二人转和单弦牌子曲等曲艺形式的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成的。凡此种种，均使曲艺功用远远超出了自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娱乐与审美范畴。从而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形成鲜明对照。可谓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从中国曲艺的自身发展来看，当今内地曲艺的曲本创作与表演实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与遗憾，其解决途径，有赖对自身艺术独有特征和多样功能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只有真正明白了曲艺是什么，曲艺的艺术优长和表演擅长在哪里，才不致将传统继承搞成抱残守缺，将发展创新弄成南辕北辙；才会远离戏剧化、歌舞化、杂耍化的迷误，避免“改行”式的“改革”、“创伤”式的“创新”和“革命”式的“革新”；进而改变创作表演“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段、轻长篇，重表演、轻创作，重技术、轻艺术，重演员、轻伴奏，重数量、轻质量，重包装、轻内涵，重宣传、轻实干”的跑偏路径。最终通过对于自身传统的深入学习和深刻继承，既返璞归真也返本开新，既礼敬传统也发展繁荣。

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去看，要想真正确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了然于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就有赖对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深刻传扬。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学习了解和继承弘扬，将自信建立在自觉、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才不会自卑、自虐和自残，才能够自重、自立和自强。

（摘编自吴文科《中华曲艺的文化形象》）

①流行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社会大众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流行文化在文化主体和文化功能上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它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具有娱乐性，在一定的时期内成为某些群体稳定的生活行为方式。

②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都是在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它是一种更显著的信息交流传播方式。在大众传播充分发展的情形下，流行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扩散，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流行文化中所利用的关键形式。从信息传播角度看，流行文化的形成是人类在信息传播互动中产生的某个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讯息元素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信息的传播互动被许多人迅速认同、模仿，并将其作为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文化行为或实体要被不同群体的人们所接受并形成流行，就要有更多受传者的需求基础。一条传播的讯息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各种需求，不同群体的成员才会进行记忆和实践，最终形成流行文化。

③大众传媒也会对流行文化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在人们平日的生活中，人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并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对象，人们正因此而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使得人们减少了选择各种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安排，干扰了人们对其他文化的选择。其次，大众传媒由于传递单一的文化元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大众传媒的即时消费性致使它不可以深度阐释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它把原先的理念和观点模糊掉。例如我们经常过度使用手机：造成不可摆脱的媒介依赖，难以摆脱；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和想法一定要从媒介中查找；更倾向于在虚拟的现实中表达自身观点并且逃避真实的社会交往。

④基于此种情况，流行文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难以引领新风尚，使得文化本该有的功能出现异化。而文化垄断、强势话语使流行文化开始出现西方价值取向。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利用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生活习俗、思考问题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对别的国家潜移默化地进行渗透。如日本的动画片《蜡笔小新》《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以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为中国观众所追捧，靠精彩的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轻诙谐幽默占领了流行文化市场，人们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动画片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因为流行文化拥有强有力的渗透力、感染力、同化力，先进且具有优势的文化会凭借流行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强有力的侵占和改变，从而使落后地区的流行文化出现异化、扭曲。

⑤大众传媒对人性的重新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个体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可以促进流行文化的合理发展。因此，把提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影响的整体脉络，不仅有利于文化的共荣，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摘编自刘馨政《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传播影响探析》，人民网2018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