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学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生活，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节选自王魏《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①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②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③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④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⑥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⑦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犬儒：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

①犬儒是个外来词，人们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要更完整把握它，就需要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②犬儒派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像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

③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也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在大白天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④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没有物质财富是多么的美好，而对自己的家乡依依不舍或悲悼自己亲人的死亡是多么愚蠢。德勒斯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超脱”到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了。还是这位德勒斯，当富翁送给他一笔钱时，他收下了，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或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倒显得我把金钱太当回事了。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像又有些无耻。

⑤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那一个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对世俗观念满不在乎的同时，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的批评精神也就变成了他们对善良、德性、理想的怀疑与无情嘲弄。

⑥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走向绝望，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学界一般认为美学是以美、美的本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其实，我们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可以更加宽泛一些，不仅要研究作为审美客体的美，同时要研究审美主体的美感，尤其应该辩证综合地研究主客体之间即人与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并以此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关系”的动物。马克思从来不离开人单独地谈论世界的客体性，他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世界双向、历史的生成关系，生成“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同样，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也是在实践中生成和建构起来的。审美主客体，从宏观上说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就个体而言，则是在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即审美关系的展开过程中双向互动、相互生成的。

我们研究美学，不应孤立地研究美的固定本质或者美感的固定本质，而是要研究人和世界之间动态的审美关系。这个审美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审美活动，这二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比如自然界的美，并不是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于那里的。如果离开了人，就没有所谓自然，当然也就无所谓自然的美或不美。研究审美关系，必然包括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历史生成。人类的审美是从无到有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固定不变的。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时，生存都成问题，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和美感也是从无到有的。总之，审美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在审美关系的历史生成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人作为“关系”的动物，一生下来就存在于和世界之间千丝万缕、各式各样的关系网中。当然，大量的、基础的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关系，较高层次的则是精神生活方面的关系。而在众多精神方面的关系中，审美关系又是处在最高层次里的一种。具体来看，审美关系有以下特点：一是主要通过主体的五官感觉来和世界建立关系，它所把握的对象也具有形象性与直觉性，所以是一种感性直观关系。二是集中体现为情感体验关系，不同于纯粹理智、理性、认识性的关系，情感体验是贯穿此关系始终的核心因素。三是超越外在功利欲求的精神自由的关系。四是人作为一个整体和世界发生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关系。一方面，主体的各种心理要素，包括情感、直觉、感知、想象、理智等都是融合在一起并全身心地投入对象的；另一方面，对象同样是整体地呈现在主体面前，主客体之间呈现整体性交融。在人与世界发生关系时如果同时出现以上四个特点，审美关系就会从其他种种复杂关系中脱颖而出，日常生活中的主客体也同时生成为审美的主客体。据此，我们可以说，美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

（摘编自朱立元《美学聚焦人与世界审美关系》）

关于“文学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定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为此费了许多纸张和脑力。衡量这些定义是否靠谱，还是要回到“情”上来。有了“情”，才有文艺；越是情深意长，艺术性就越强。

关于情感的传达，在美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说，被称为“传达说”，提出者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众多不朽名著的大作家，曾尝试回答“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他写道：“艺术是一个人通过某种外在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受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受所感染，也体验到它们。”托尔斯泰的观点有非常大的影响，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关学史都要提到。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与那些职业关学家们，与学院理论家和批评家们讲的不一样。作家心中要有理想的读者，将情感诉诸文字，向这些读者倾诉，而接受者以自己的方式，与作者进行沟通，分享这一份情感。

有人指出，文学不过是一种生产活动。这是有道理的，他说出了在市场经济下文学存在的状况。文学研究者一般将文学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文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创性”或“经典性”文学作品，另一类是“类型文学”。“类型文学”是诸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这些小说都有一些吸引读者的手段，例如侦探小说提供智力游戏的快感，科幻小说用于实现对未来猜想的科学等。“类型小说”受市场经济的支配，所以只需将一些套路固定下来，把握其中的要素，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地生产，形成固定的消费需求。

然而，文学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走向类型化与内在于文学中的反类型化冲动之间摆动。这种反类型化的内在冲动背后的动力源，在于表现和传达真情实感的需要。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如果没有作者深入人心深处的描写，就只是一个情欲泛滥而自取灭亡的类型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从一个出轨女人最后走投无路自杀的滥俗故事，成为感动世界的杰作，这些都是由于情感溢出了故事本身，点石成金，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并不独占语言。各类人文学科，各类社会和自然科学，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述自身的内容。但是，文学在使用语言时，与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只用语言表达意义。比如，科学的语言陈述某种规律和道理；法律的语言为人的行为提供规范，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与此相反，文学要用语言凝聚情感。

文学的语言是要有温度的，这种温度，是人的体温。文学要把作者的体温传递出来，使接受者感受到其中的炙热或者温暖。托尔斯泰所讲的那种情感，放进文字之中，使接受者也能感受到情感，这就是体温的传递。文学是人学，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那种将人当作类来研究的人学，不是体现在统计数、一般心理规律、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作为个体情感体验，展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学。作家写出的作品，是传情达意的，是有温度的作品。

（摘编自高建平《文学艺术就是要传情达意》）

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如今100多年过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其中重要的文化精神是儒释道合一，这三家共同特点是顺应自然。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天地人三才中，人类因为有分辨能力具有特殊性，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有能力也应该全面认识自己，通过认识自己在万物中的地位规范自己。中华文化根本特点是自觉和自律。自觉就是认识到人类跟万物不同，成己成物；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种自觉和自律总结为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而西方到了近代才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有了理性智慧的发生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片面性，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寻找。上世纪末，肯·威尔伯对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思维模式做了全面反思，认为西方二元思维造成人类的灾难痛苦。“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开始同意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现代物理的两个基本论点，反映出东方人的世界观’。”这两个基本论点就是钱学森先生经常提到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在其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进入现代社会，西方重举新人本主义大旗，为的是将人从财富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伴随科技高速发展，人们更容易被“物”蒙蔽，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生态破坏、沉湎于虚拟世界等等，都在剥夺人们对幸福的感觉。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即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确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20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还在继续调整，但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文化正主动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当前西医在治疗病患中，借鉴中医方法，在标准化、流水化之外，因人因地不同对待。所以，我们要深入发桩，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从基础教育做起，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选自楼宇烈《重新认识东方智慧》，2018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正在我国不少城市迅速开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从实践来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是在网络安全方面。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8年发布的第十三期《网络安全信息与动态周报》报道，该周境内被篡改网站数量为746个，境内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约27.8万个。这些数字反映出网络安全方面的巨大隐患。不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贸然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带来更大隐患。二是政策法规方面。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大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争议。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现有政策法规以适应并规范新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可能出现无序状态。三是在数据共享应用方面。部分智慧城市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依然存在较大困难，数据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统一的合作规划和行动框架，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要求还不相适应。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让城市运转真正具有智慧，更好服务城市居民。

上述问题提醒我们，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加强规划和引导，健全城市治理安全等级和风险预估机制。设立城市治理安全等级，能够有效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范围，确保城市治理的有序性，帮助城市管理者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科学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健全城市治理风险预估机制，是为了预防人工智能“越界”风险，将人工智能可能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危害和相关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法规。智慧城市建设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涉及的领域广泛而具体，应通过政策法规明确各方权责，保证智慧城市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发展方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政府不能唱独角戏。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人工智能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积极性，让企业开发出更多有利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科学合理地运用多种方式来引导企业发展。

（节选自《让人工智能更好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

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当前书法发展遇到的问题在于，书法发展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全民还在使用汉字，却在短短几十年中大多忘却了书法----如何用毛笔写字。因为文宇与书写断裂，造成书法作为国民基本文化素质的缺失，对汉字整体认识的缺失，继而造成了对书法史论的误读、误解，以及对中国文字、文化发展的误读、误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題。在此情况下，书法的传承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删节）

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理性信念所具备的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崇尚理智，就会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但是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伽利略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

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和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非常有益。

批判和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展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

（刘大椿《论科学精神》刊登于《求是》2019年9期，有删改）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