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人治”和“法治”相对称。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η。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說，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学、日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统治的所谓人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写作上的从小见大

周国平

①世界文学宝库中，有许多名篇是通过描述日常小事阐明大道理的。即使是那些宏大叙事的巨著，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占据大量篇幅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人在一生中也许会遭遇大事，但遭遇最多的还是日常小事，不论伟大与平凡，概莫能外。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从小见大是一项重要的功夫。

②怎样做到从小见大？要在平时练就“见”的眼力，还需在写作时如实写出所“见”。

③大道理往往寓于小事之中。如何从小事中发现大道理呢？“功夫在诗外”，陆游此言说出了写作的普遍真理。意义只向有心人敞开，你唯有平时就勤于思考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又敏于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才会有一副从小见大的好眼力。泰戈尔从一朵野花看到了造物主创造的耐心，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如此写道：“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同样的一朵野花，一个对宇宙和生命的真理毫无思考的人看见了，是什么感想也不会有的。

④而写作不是写作时才发生的事情。平时生活中，心灵始终要保持一种活泼的状态，如同一条浪花四溅的溪流，所谓好文章不过是被抓到手的其中一朵浪花罢了。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生活中每遇到触动我的心灵的事，不论悲喜苦乐，随时记录下来，包括由之产生的思考。越是使我快乐或痛苦、感动或愤怒的事，我越不轻易放过，但也不沉溺其中，而是把它们当作认识人生和人性的宝贵材料。这样做的结果是，久而久之，我感到小与大之间的道路是畅通的，从小见大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⑤当然，具体写作时，是要有技巧的，但技巧并不复杂。对所写的这件小事，要抓住它真正触动你的情境和细节，这实际上是小和大之间的关联点。要对这关联点着重加以描述，尽可能写得准确、细致、具体、生动，让读者感到，你被触动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此情境中同样会被触动。这样的描述，己经隐含大道理了。对于从小事中体悟到的大道理，需作画龙点晴的表述，语言要简洁，切忌长篇大论；要质朴，切忌豪言壮语；最好还要独特，切忌陈词滥调。最佳的效果是，读者从你所描述的“小”中己经隐约见出了“大”，而在读到你的点睛之句时，仿佛刹那问被点破，发出会心的微笑。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

费孝通

西洋社会有些像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适，因为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用这譬喻是想使我们具体一些地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活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家庭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俗语“一表三千里”，就是这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这是生活上的互助。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节选自《乡土中国》，首次出版于1948年，有删改）

波兹曼的诅咒

周国平

②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③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悠久传统。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文字是抽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⑤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   娱乐   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⑥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兹曼认为，赫香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观，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消费=享受?

周国平

①我讨厌形形色色的苦行主义。人活一世，生老病死，苦难够多的了，在能享受时凭什么不享受?享受实在是人生的天经地义。蒙田甚至把善于享受人生称作"至高至圣的美德"，据他说，恺撒、亚历山大都是视享受生活乐趣为自己的正常活动，而把他们叱咤风云的战争生涯看作非正常活动的。

②然而，怎样才算真正享受人生呢?对此就不免见仁见智了。依我看，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而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介入高消费能否促进繁荣的争论，因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事，和人生哲学无关。 我也无意反对汽车、别墅、高档家具、四星级饭店、KTV 包房等等，只想指出这一切仅属于消费范畴，而奢华的消费并非享受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③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 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如同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④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苏格拉底看遍雅典街头的货摊，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呵!”一个稍有悟性的读者读到这个故事，都不禁要会心一笑。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⑤那么，难道不存在纯粹肉体的、物质的享受了吗?不错，人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也是很喜欢享受，为了享受也是很需要物质手段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 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⑥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充实，是一种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①我一直以为，门联最见老北京的特色。这种特色，成为了北京的一种别致的文化。国外的城市里，即便有古老宏伟的建筑，建筑有沧桑浑厚的门庭，但它们没有门联。就像它们的门庭内外有可以彰显它们荣耀的族徽一样，北京的门联，就是族徽一般醒目而别具风格。有据可考，北京最早的门联出现在元代之初，元世祖忽必烈请大书法家赵孟頫写了这样一副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当然，这样的帝王门联，是悬挂在元大都的城门之上的。我这里所说的门联，是指一般人们居住的院子大门上的那种。但我相信彼此只有地位的不同，其形态与意义，是相似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北京院落大门之上的门联，是忽必烈门联的□□而已，就像皇家园林变成了四合院里的盆景。

②说起北京的门联能够兴起，和老北京城的建筑格局有关。老北京的建筑格局是有自己的一套整体规划的。从紫禁城到左祖右社、四城九门，一直辐射到密如蛛网的街道胡同，再到胡同里的大宅门四合院，再到四合院的门楼影壁屏门庭院走廊，一直到栽种的花草树木，都是非常讲究的，是配套一体的。而作为老北京最具有代表性特征的四合院，大门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给人看的一张脸，所以叫做门脸儿，自然格外重视。老北京四合院大门，皇帝在时，是不允许涂红色，都是漆成黑色的，只有到了民国之后，大门才有了红色。所以，现在如果看到那种古旧破损的黑漆大门，年头是足够老的了，而那种鲜亮的红漆大门，大多是后起的暴发户。

③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一般都是双开门，这不仅是为了大门的宽敞，而是讲究中国传统的对称，这就为门联的出现和普及提供了方便，门联便也就成为了大门的一种独特的组成部分。这种最讲究词语和词义对仗的门联，和左右开关的对称大门，正好剑鞘相配，一拍即合。在老北京，这样的四合院大门上，正如西洋人穿西装一定要戴领带一样，是不能没有门联的，门联内容与书写水平的高低，体现着主人的文化，哪怕是为了附庸风雅呢，也得请高手来为自己增点儿门面——你看，提到了这个门面的词儿，北京人，一贯是把门和脸放在一起等同看待的。

④在门联中，一般人家或着意家庭，“河内家声远，山阴世泽长”；或期冀水光山色，朋友众多，陶冶性情——“林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但更多的还是讲究传统的道德情操——“门前清且吉，家道泰而康”，讲的是做人清白；“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讲的是心地品性。前者直截了当，后者比兴抒怀。

⑤将门联作为自己的名片，让人一眼看到就知道院子主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北京门联的一个特点，一种功能。比如卖酒的：杜康造酒，太白遗风；看病的：杏林春暖，橘井泉香；洗澡的：金鸡未唱汤先热，玉板轻敲客远来；剃头的：虽为微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能够将门联既作得有学问，又能够一语双关，道出自身的职业特点的，是这类门联的上乘，也是更为常见的。“义气相投裘臻狐腋，声名可创衣赞羔羊”，一看就是经营皮货买卖的，是户叫义盛号的皮货商。“恒足有道木似水，立市泽长松如海”，一看就是经营木材生意的，而且将自己的商号含在门联的前一个字中，叫恒立。能够让人驻足多看两眼，门联就是他们的漂亮而别致的名片。

⑥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仅仅是老北京门联的一小部分了，不知还有多少精彩的，已经和我们失之交臂。仅就我听说的，原广渠门袁崇焕故居就有：自坏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大外廊营京剧名宿谭鑫培英秀堂老宅有：英杰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奥峤显辰钟故里，蓟门风雨引灵旗。海柏胡同朱彝尊故居的古藤书屋有：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有：新诗日下推新彦，会客花间话早朝……当然，再往前数，在曾朴的《孽海花》里，还记录着保安寺街曾经有过的一副有名的门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此门联民国时还在，曾经让朱自清先生流连颇久。自然，那都是前尘往事，显得离我那样的遥远了。

⑦有一阵子，我迷上了门联，胡同串子似的到处乱串，像寻宝一样地寻觅门联。因为我心里隐隐地感觉，这样的门联，也许快要成为“夏季里最后一朵玫瑰”了。真的，在越来越多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拆迁下，在越来越多的高楼挤压下，我觉得这样的门联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要看以后得去博物馆看了。在唯新是举的城市建设思维模式下，大片的老街巷被地产商所蚕食，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似乎要比四合院更有价值，却不知道没有四合院的依托，北京城还是北京城吗？没有了四合院，那些存活了近百年的门联，上哪儿去看呢？那些同欧洲房子前的雕塑和族徽一样，是北京自己身份的证明呀。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为了伸手摘取自以为是的东西，轻而易举地丢弃了最可宝贵的东西。

⑧老北京的门联啊！

——肖复兴《北京的门联》有删改

空敞地和老地方

肖复兴

①城市最早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因此市场就是城市最早的空敞地，现在的新名词叫做公共空间。欧洲城市的广场，大多都是由这样的市场演变而来的，所以，在欧洲哪怕再小一座城市里，也会有很多的大小不一的广场，这些广场成为了人们今天的休闲之地，抬脚就到，方便而实在。

②在我国，广场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的。我们当年的市场，现在一般成为了宽敞的街道，比如北京的猪市、菜市，成为了如今的珠市口大街和菜市口大街。在老北京，公共空间，除了遍布京城的这些露天的大小市场，再有的就是寺庙，清康熙年间，北京城里有寺庙1200余座，即使到了清末民初，还有800余座，大多藏在胡同里，有的一条不长的胡同里就有两座庙，比如我童年居住家旁的小观音阁胡同，就有观音阁和弘福寺两座庙。我国是一个泛宗教的社会，这些庙所起的大多是公共空间的作用，是让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有个聚会碰头的场所，有点儿像是现在的会所。老北京，公园不是百姓所能够享用的，它们属于皇家的园林，市场和庙宇，便是普通百姓一室外一室内的两大主要公共空间。它们的长处，在于就在百姓的身边，实用，又便于出行活动。

③之所以说□谈□，是因为如今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渐渐失去和忘却了这样实用和方便于群众的两大功能。我们更重视广场的建设，而且有越建越大的趋向。那样的广场，只具有政治的意义，可以是一道丰美的佳肴，并不是百姓的家常菜，因为一般百姓不会经常能够到那里一顾的。我们也更重视一般花园的建设，但那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为点缀用的。于是，我们如今的城市空间，大多为几大公园所取代，比如我常常在天坛公园里见到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很多人是乘坐了公共汽车，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没有办法，因为它们居住的附近，没有可以供大家活动的公园或别的场地。而在国外，无论原有的还是新建的社区，都必要拥有自己的公园，比如我那年去美国芝加哥这座城市，便有100余座这样的公园，我住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而在我住的街区里，几乎走不远，就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公园，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里街坊一般。

④我们的城市建设寸土寸金，似乎恨不得将所有的空敞地都盖起可以出售的楼盘，便无形中挤压了公共空间的位置，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群众的公共利益便这样理所当然地受到损害。真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多一点的空敞地，当然，这些空敞地，不是像我们这里荒废着等待着继续盖楼盘好卖个大价钱的空敞地，而是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百姓自己的公共空间。

⑤在城市里，特别是古老的城市，和空敞地对应的是老地方。如今，越是古老的城市，老地方越少，因为老地方的破旧衰败，都被拆迁盖成了新楼盘，唯新是举的城市建设思维，让老地方只成为了图书或展览中的老照片。而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处可寻。

⑥去年在美国，我碰见一对上海夫妇，他们四十来岁，出国打拼十多年。他们对我格外不解地说：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北京读的，那时大学旁边有一些冰淇淋店、咖啡馆、书店之类的，晚上同学们都喜欢到那里去，我们的恋爱就是在那些地方开始的。可是，前年回北京，再找那些老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家都找不到了，都拆了，盖起了高楼。他们感慨地说：一座城市，怎么也应该保留一些老地方，让人过多少年，还能够找到，在那里怀怀旧。

⑦城市化建设飞快，却没有想到有些老地方的价值，不仅在于地方的平方米的单价，而包含着历史的痕迹，城市的记忆，和人们的感情。别说北京，连上海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都易地了，现在，到哪里还能够找到老地方，还真的成了问题。

⑧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先生，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之为城市布局中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曾经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成为了传统，说得多好，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着历史一道，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带有感情色彩独到的传统。可惜，在商业利益面前，这样的传统已经断档。

⑨失去了空敞地的城市，会像是沙丁鱼罐头，人们会在密麻麻的水泥丛林的高楼大厦中，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⑩失去了老地方的城市，会像是没有星星点缀的夜空，城市会失去历史的记忆，人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选自2012年6月4日《文汇报》有改动）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郑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几十年来像一根名笛，不知被多少人吹响。

历史上的周瑜雅擅音律，即使喝了酒之后，仍然可以辨岀乐工弹奏的音乐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的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真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倜傥的周郎哪里料到自己竟掉进了弹琴素手甜蜜的陷阱。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首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要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等戏曲，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一次，哪来的故事呢！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一点。“正确”，只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误，于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个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的差错而滑移岀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绎岀一连串荒唐幽眇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些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探究的奧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打开“伏魔之殿”又比潘多拉打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殿，到了右廊后一所去处，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写有“伏魔之殿”四个字的牌额，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条，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诱惑，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撞进去，搬走石龟，最后又掘起一块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在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要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因此便有了多位花仙被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大部分的人间故事吧！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打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兴有的。就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个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了一块没被补天的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不是叛逆，是可以被谅解的小过小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字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后，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待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交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错，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岔路。岔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岔路可以是另一条大路的起点，包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的美丽情节。

（有删改）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杜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與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