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五九”即1915年5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老马

臧克家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1932年4月）

鸭的喜剧

鲁迅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①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没有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

“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谐……”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小科斗子②。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子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适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

“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③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处蛙鸣的时候，小鸭也已经长成，两个白的，两个花的，而且不复咻咻的叫，都是“鸭鸭”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满积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

（本文写于1922年，选自鲁迅小说集《呐喊》）

注：①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诗人，童话作家，世界主义者。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我国。②科斗子：小蝌蚪。③俄罗斯母亲：俄罗斯人民对祖国的爱称。

超 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不轻易和人打招呼，也永远没得到过一封信。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便坐在书桌旁边。偶然疲倦了，拉开帘幕望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何彬偶然答应几句：“人和人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腿摔坏了，每夜呻吟。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走到门边，却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时，忽然想起绳子忘了买了。他打开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进屋去了。

累了两天了，何彬闭上双眼，又想起了深夜的病人——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微微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屡屡清香，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

……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下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航船中的文明

朱自清

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

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杭，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 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坚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的于下午六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

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弁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儿，——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忝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班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得，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顽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 “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徒然的了。呜呼，是谁之咎欤？

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那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孰知不然；我知道她“来了”，是在听见她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她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暮色，第三要怪—— 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两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憾焉”，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孰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致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她说，“男人女人都是人！”她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她，她仗着她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的说了那句话。她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的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喙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饱饫了诸位“批评家”的宏论，也不要鸣了罢。“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名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 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

“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得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五六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刺刺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做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①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

有的沉吟的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的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的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妇者，服也”，这原是她的本行呀。只看她毫不置辩，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她确乎是“服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卫道”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风矣！

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粲然可见了——于是乎书。

1924年5月3日

[注]①原注：“一块儿”也。

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历来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两派，一派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争辩就是在文艺思潮史中闹得很凶的形式和内容的争辩。依内容派说，文艺是表现情思的，所以文艺的价值要看它的情思内容如何而决定。侧重内容的人往往从这个基本原理抽出两个其他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题材的重要。所谓题材就是情节。他们以为有些情节能唤起美丽堂皇的联想，有些情节只能唤起丑陋凡庸的联想。第二个结论就是文艺应含有道德的教训。读者所生的联想既随作品内容转移，则作者应设法把读者引到正经路上去，不要用淫秽卑鄙的情节摇动他的邪思。

形式派的标语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说，两个画家同用一个模特儿，所成的画价值有高低；两个文学家同用一个故事，所成的诗文意蕴有深浅。从此可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单拿图画来说，一般人看画，都先问里面画的是什么，是怎样的人物或是怎样的故事。这些东西在术语上叫做“表意的成分”。近代有许多画家就根本反对画中有任何“表意的成分”。看到一幅画，他们只注意它的颜色、线纹和阴影，不问它里面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故事。假如你看到这派的作品，你起初只望见许多颜色凑合在一起，须费过一番审视和猜度，才知道所画的是房子或是崖石。这一派人是最反对杂联想于美感的。

就广义说，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但是我们通常所谓联想，是指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联想大半是偶然的，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武昌人，你也许特别欢喜崔颢的《黄鹤楼》诗；假如你是陶渊明的后裔，你也许特别欢喜《陶渊明集》；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特别欢喜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减）

静

沈从文

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与北生倚在朽烂发霉摇摇欲堕的栏杆旁，数天上的大小风筝。晒楼后面是一道小河，河水又清又软，很温柔的流着。河对面有一块碧绿的大坪，上面还绣得有各样颜色的花朵。大坪远处，可以看到好些菜园同一个小庙。菜园篱笆旁的桃花，同庵堂里几株桃花，正开得十分热闹。

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两个人一句话不说，望着远处。小孩子快乐得如痴，女孩子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母亲，大嫂，姐姐，姐姐的儿子北生，小丫头翠云。一群人中，就只五岁大的北生是男子。他们要去的地方被围困了，过上海或过南京的船车全已不能开行。

他们不能前行但又不能再回去，因此照妈妈的主张，就找寻了这样一间屋子权且居住下来，打发随来的兵士过宜昌，去信给北京同上海，等候各方面的回信。爸爸是一个军部的军事代表。大哥也是个军官。

母亲原是一个多病的人，到此一月来各处还无回信，路费剩下来的已有限得很，身体原来就很坏，加之路上又十分辛苦，自然就更坏了。

想着母亲的病和一直没有消息的爸爸，岳珉的眼神落在了外面的河上。河中有一只渡船，懒懒的搁在滩上。常常半天还不见一个人过渡。守渡船的人，这时正躺在大坪中大石块上睡觉。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

“为什么这样清静？”女孩岳珉心里想着。这时节，对河远处却正有制船工人，用钉锤敲打船舷，发出砰砰庞庞的声音。还有卖针线飘乡的人，在对河小村镇上，摇动小鼓的声音。声音不断的在空气中荡漾，正因为这些声音，却反而使人觉得更加分外寂静。

岳珉到房里去时，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静静的如一个死人，很柔弱很安静的呼吸着，又瘦又狭的脸上，为一种疲劳忧愁所笼罩。母亲像是已醒过一会儿了，一听到有人在房中走路，就睁开了眼睛。

岳珉望到母亲日益消瘦下去的脸，同那个小小的鼻子，女孩岳珉说：“妈，妈，天气好极了，晒楼上望到对河那小庵堂里桃花，今天已全开了。”

病人不说什么，微微的笑着。

“你咳嗽不好一点吗？”

“好了好了，不要紧的，人不吃亏。早上吃鱼，喉头稍稍有点火，不要紧的。”

这样问答着，女孩便想走过去，看看枕边那个小小痰盂。

病人忙说：“珉珉你站着莫动，我看看，这个月你又长高了！”

女孩岳珉害羞似的笑着，“我不象竹子罢，妈妈。我担心得很，人太高了，要笑人的！”

静了一会。母亲记起什么了。

“珉珉我作了个好梦，梦到我们已经上了船，三等舱里人挤得不成样子。”

其实这梦还是病人捏造的，因为记忆力乱乱的，故第二次又来说着。

女孩岳珉望到母亲同蜡做成一样的小脸，就勉强笑着，“我昨晚当真梦到大船。今早上喜鹊叫了半天，我们算算看，今天爸爸会不会有信来。”

“今天不来明天应来了！”

两人故意这样乐观的说着，互相哄着对面那一个人，口上虽那么说着，女孩岳珉心里却那么想着：“妈妈的病怎么办？”

病人自己也心里想着：“这样病下去真糟。”

姐姐同嫂嫂，从城北回来了，两人正在天井里悄悄的说着话.

病人在房里咳嗽不止，姐姐同大嫂便进去了。女孩岳珉在天井中看了一会日影，走到病人房门口望望。只见到大嫂正在裁纸，大姐坐在床边，想检察那小痰盂，母亲先是不允许，用手拦阻，后来大姐仍然见到了，只是摇头。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她上了晒楼，仍然在栏杆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

这时听到隔壁有人拍门，有人互相问答说话。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这样想到，心便骤然跳跃起来，忙匆匆的走到二门边去，只等候有什么人拍门拉铃子，就一定是远处来的人了。

可是，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

一九三二年三月作 （有删改）

岁月钟声

汪曾祺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当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钟，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校长对学生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但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到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的铃摇着摇着，钟打着打着，我们便长大了，便到了小学高年级了。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敬斋，张先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有删改）

隔 膜

作者：叶圣陶

照这样大的风，一点钟时候我的船可以进城了。

现在耳目所接触——风声水声和两岸景物——何等地寂静，闲适；但这个不过是给我个休息罢了，繁扰纷纭就跟在背后。

正像看影戏的时候，忽然放出几个大字，“休息十分钟”，于是看客或闭目养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于幻景的劳倦。

然而一霎时灯光齐灭，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现，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应付它了。

我想我遇见了许多亲戚朋友将听见些什么话？我因为有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遭逢而为预言。以下的话一定会听见，会重复地听见：“今天来顺风么？……府上都安好？……令郎一定聪慧可喜呢。……”我懒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时候也想不完。我一登岸，惟一的事务就是答复这些问题。

我忽然起一个奇异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既是差不多的，我对于他们的答语也几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将要说的话收在蓄音片上，彼此递寄，省得屡次复述呢？这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问题的次序若有颠倒，答语的片子就不容易制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满五点钟，已听了五回蓄音片，我的答片也开了五回。

现在我坐在一家亲戚的书斋里，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室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因为彼此的片子都开完了，没有了，倘若目光互对而没有话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难受，不相正视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颧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

他灵机忽动，想起了谈资，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拈着胡须说道，“你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他发这个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于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个乡村，升入中学的不到十分之二呢。”

我的两眼正对着他的面庞，表示我的诚意，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里的功课还不错么？”

“那里的功课大概还不错。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要花六七十元，一枝什么尺便需要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对于他的报销账也就渐渐地模糊了。

我现在又在一位朋友家里的餐室里了。连我一共是七个客，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后。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

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起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

众人齐入了座。谈话开端了，枝枝节节蔓延开来，我在旁边静听，只不开口，竟不能回溯怎样地推衍出那些话来的。越听下去，我越觉得模糊，只能辨知高低宏细的种种声浪里，充满着颂扬，谦抑，羡慕，鄙夷……他们不尽是素稔的——从彼此互问姓字可以知道，——偶然会合在一起，就有这许多话好讲。教我哪里能够？但我得到一种幽默的启示，觉察他们都是预先制好的蓄音片，所以到处可开，没有阻滞。

倘若我也预制些片子，此刻一样可以应用得当行出色，那时候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里。

那些茶客的状态动作各各不同。有几个执着烟袋，只顾吸烟，每一管总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几个手支着头，只是凝想。有一个人，尖瘦的颧颊，狡猾的眼睛，踱来踱去找人讲他昨夜的赌博。他走到一桌旁边，那桌的人就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待他转脸向别桌时，那人就回复他先前的模样，别桌的人代替着他现出似乎谛听的样子，间或插一两句话了。

一种宏大而粗俗的语声起在茶室的那一角，“他现在卸了公务，逍遥自在，要玩耍几时才回乡呢。”坐在那一角的许多人哄然大笑。说的人更为得意，续说道，“他的公馆在仁济丙舍，前天许多人乘了车马去拜会他呢。”混杂的笑声更大了，玻璃窗都受到震动。我才知那人说的是刚死的警察厅长。

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他们欲会见某某么？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

有几个人吐畅了痰，吸足了烟，喝饱了茶，坐得懒了，便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没什么留恋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1921年2月27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