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选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对待传统街区，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别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别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紫禁城内最著名的水源便是金水河，为了与天安门外的外金水河区分，也被称为内金水河。当你穿过午门，走入太和门广场，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自西向东流满的金水河。与几乎笔直的外金水河不同，皇宫内的金水河呈现出柔美的弧线，若登上午门城墙俯瞰，会发现这弧线仿佛一张长弓，而河上的5道飞虹就像5支蓄势待发的箭。5座金水桥不仅极具美感，也传达着统治者对仁、义、礼、智、信的精神追求。

古人营造宫殿在选址上会考虑风水问题，一般会选择背山面水的位置建造皇宫等重要建筑。虽然可以从风水角度闲释出很多有利于国君、天下的选址理由，但实用因素不可或缺。水，使是要最优先考虑的。自然水源如果难以直接利用，人们便会开河凿渠将水引入宫城，这种规模的引水工程早在汉代就出现了。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白虎是四象神兽之一，代指西方，文中“经大内”的白虎水使是金水河的源头。这条宫廷内唯一的河来自北京西北部的玉泉山，西方属金，金生丽水，“金水河”之名由此得来。

这条河从紫禁城的西北流入，笔直向南流满，河水西面是太监居所，河水东面则是内宫墙，一墙之隔便是后宫嫔妃的寝宫，这段金水河仿佛一扇屏风，将后宫与宦官居所分开。

若展开一张故宫地图，我们会看到金水河经过笔直向南的河段之后，河水特向东流，河道也风格大变，从西到东可谓九曲十八弯，第一个大弯就是从武英殿前绕出一条弧线，这座宫殿在明清时期曾做过皇帝的外朝便殿，一国之君在此斋居、召见大臣、会见宗亲，虽然远离中轴线，但其地位颇为尊贵。明末，1644年春，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兵败山海关，六月初在武英殿仓促举行称帝典礼。清兵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最初也是在武英殿处理军政事务。今日的武英殿早已没有了军政大事带来的紧张和喧嚣，如果你来到门前有河流过的武英殿，踏上紫禁城中最美的断虹桥，一定会感受到这里因水而生的清凉和宁静。

绕过武英殿，流至太和门广场的金水河，是人们最热悉的一段流域，但你可能并不知道，明代时，这里并非如此沉静肃待。那时，金水桥下栽种荷花，盛夏之时也有莲花映日、鱼观荷叶的生机炒趣。

金水河进入故宫东区之后，走向更加曲折，据说这种设计除了能给皇宫增加美感，还有更重要的消防考量。明朝宦官刘若愚的《明宫史》记载：“是河也，非谓鱼泳在藻，以资游赏，又非故为曲折，以耗物科，盖恐有意外火灾，则此水赖焉。”明代天启六年（1626）武英殿失火，就是凭着“金水”将火扑灭。清代太和殿、太和门、乾清门等地也都发生过火灾，在没有灭火剂的古代，自然只能依赖这流过大内的白虎金水。

（选自《百科知识》2019.4.28）

热爱生命

蒙田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光阴”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加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语）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为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是受中医历史文献的启发，而中医学史正是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分支。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史的应用价值。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深刻认识科技史的应用价值，加强中国科技史研究，努力实现“古为今用”。

中国科技史主要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其发展规律。作为文理交叉的学科，科技史研究既有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又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理学大类。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看，科技史与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研究的也是历史，只不过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历史。然而，科技史研究因为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又与一般的史学在“古为今用”上有着明显区别。

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察往知来、古为今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主张史学要有实用性、应用性。毕竟，“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一成不变地重演，史学的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指的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不是拿历史来硬套今天的事。但科技史由于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一面，其中就包括特殊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因为自然科学是反映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能经得起科学实验的检验，具有客观性，并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领域以创造价值。与自然科学一样，科技史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可见，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主张的“古为今用”有着明显的应用性，强调发掘其应用价值，这不同于一般史学的“古为今用”。

今天，对于科技史所蕴藏的实用知识和应用价值，我们要深入研究、认真挖掘、合理开发，以更好为社会创造价值。如冶金史研究，湖北荆州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埋藏2000多年依然寒光耀目、刃薄锋利。一些专家经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采用了一种“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这种工艺在当代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科技史研究促成了科技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科技考古学已被列为科技史的分支学科，这是科技史应用研究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科技考古研究可直接指导文物复制、修复和保护。如对曾侯乙墓编钟等的复制，无不参考利用了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我国科技史研究的应用价值还表现在对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目前我国已确立了多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包括人类在与环境长期协调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种养方式生态高效，鱼和稻形成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已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诸如此类形式繁多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景观、传承传统技术知识、发展可持续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支撑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知识，正是我国科技史的知识系统。

（节选自王星光《深究中国科技史的应用价值》）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为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的翅膀

最近，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发布“当古窑址遇上AR新科技”产品，游客只需在动设备上下载专门的APP，现场扫描导览图，就能再现800年前的龙窑烧制场景。通过数字技术，让古窑址“活”起来，如今，文物正通过科技手段获得“重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许多文化资源——无论是语言、文字、风俗、传说，还是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正面临着流失乃至失传的危险。如何把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数字技术的诞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当前，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正在全世界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我国文博事业与非遗传承要想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抓住数字化机遇，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

数字技术的最大好处是突破时空界限和物理限制。博物馆的藏品本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走出“深闺”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实是，博物馆的展馆面积、服务人员等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参观者的需求，也不可能把所有展品-股脑全拿出来展览。如何解决博物馆有限展馆面积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采集文物或展品的数字信息，打造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就能使观众足不出户而遍游天下。特别是未来VR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可能与人的视觉、触觉等深度融合，各种以前只能近观而不可把玩的珍贵展品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在虚拟中触摸，实现全方位、沉浸式、交互性地参观。这就在实地参观之外创造了替代性选择，对于扩大受众群体、保护文物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数字技术还可以提升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现在不少博物馆在展品和展厅里设置传感器，收集观众停留时间和是否拍照等行为数据，以此作为改进展览的依据。法国卢浮宫用蓝牙传感器采集观众参观行为数据，分析短期停留和长期停留的参观者的不同参观模式，为治理馆内拥堵提供决策依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观众对有文字的展品、图版、成套的文物更感兴趣，驻足时间明显更长。大数据分析具有准确、客观、简便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提升效率。

目前，我国文博与非遗领域应用数字技术的成功经验不少，比如“数字敦煌”“虚拟圆明园”等，但与观众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些数字博物馆点击率很低，对非遗的记录还停留在录音录像的初级阶段。应当看到，当前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在故宫的参观者中，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人已经习惯于从数字化世界中汲取知识。文物与文化遗产“进驻”到数字化世界里，才能赢得青年人，让历史延伸到更远的未来。

我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工作极其繁重，因此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数字化进程。只有跟上数字化的时代潮流，才能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摘自《人民曰报》）

①纪元前后，世界有两个中心：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在那里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亚里（在埃及的尼罗河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在东方，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建成了一个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看从小兴安岭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和高山组成的天然屏障，只有一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中华国由秦入汉后，开始向西北扩张，一直扩张到中亚。于是，两个世界中心——长安和罗马，借助丝绸之路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沟通。此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建，而中华帝国则由秦汉、隋唐、宋元，一直到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思想一贯，则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②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那么后来的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再也没有复原，而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的世界帝国。长安再次成为世界之都。于是，四邻番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贵族、大食的商人教士、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和睦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吐蕃的马匹，阿拉伯的鸵鸟，天竺的孔雀，波斯的铜器，爪哇的犀牛，高丽的贡纸，井然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相安礼拜。作为帝国之都的长安，有世界胸怀与气象。

③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的影响，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的大山被翻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将大唐文明远播到吐蕃与波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由中国而朝鲜、日本，由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基本形成。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东南亚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共同的价值基础。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摘编自彭艳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07月08日）

宣纸，中国书画的千年密码

王章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离不开文房四宝，在众多的手工纸中宣纸堪称“文房之首”。吴冠中大师亦说过：“我国历代书画家对于宣纸的溺爱是令人吃惊的。”并感叹道：“如果没有宣纸，中国书画将是怎样的面目呢？”

西方绘画注重用光影、色彩等手段，倾向于写实，而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则是以线为主、点皴为辅，特别注重用墨，虽只是黑白，却能“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利用破墨、积墨、泼墨等技法共同建构出中国画的神奇世界，这一切都建立在“纸上调墨”的基础上，宣纸神奇的润墨性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

宣纸的主料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在显微镜下可见宣纸青檀韧皮纤维纤长且均匀，细胞壁密布着特有的皱纹，纤维横向可滞留笔痕、墨粒，纵向又导引水墨沿着皱纹沟槽向外渗扩成浓淡递减的墨阶。晚清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中便称“宣纸纸性纯熟细腻，水墨落纸如雨入沙”，在这个意义上，宣纸也是艺术品的创作者。燎草的细纤维与檀皮交织成网状的协调结构，受水墨后不发翘、不起毛，画笔与这样的纸碰撞真是风生水起，而其他纤维如棉、桑皮、构皮等则没有皱纹或皱纹较少，且纤维分布规律性差，一经挥毫即可判别优劣。宣纸与中国书画血肉相融，是绘画风格演变的“幕后推手”。

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开始兴起，粗笨的简和昂贵的丝帛并不适用，纸品质的提高成为社会迫切的需求。及至南北朝，纸已逐步成为文人墨客的密友，梁武帝还写下了咏纸之诗——“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唐朝盛世更是强力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在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出现宣纸的说法，“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一次的亮相意味深长，它标志着宣州所造之纸作为当时最好的艺术用纸之一步入了历史殿堂。宋代以降文人写意画开始流行，并在以后数百年间日益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这类画风对一笔一画的深浅浓淡、渗透润化都极其讲究，生宣的独特润墨性被时代青睐，得到大量生产及应用。明清传承，浙派、吴门派、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等一大批书画大师将宣纸和书画的血脉进一步紧密相联，宣纸声名大振，逐渐形成“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局面。可以说，到了清朝，宣纸在漫长的竞争中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书画舞台，皇帝也喜欢用它挥毫泼墨，朝廷修《四库全书》用的也是宣纸。这一切都让宣纸在清乾隆时期达到了今天“只能继承而难以超越”的巅峰成就。

宣纸的神奇不仅在于它看起来“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而且其寿命几乎是所有纸中最高的，有着“纸寿千年”的美誉。其百折不损、历千年而如新的品质实在让人惊叹——欧洲几个世纪前的一些壁画已开始龟裂脱色甚至破旧不堪，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早已产生了“图书自毁”危机，而我国许多珍贵资料和书画因用宣纸而安然无恙，安徽省博物馆珍藏的南宋张即之写经册距今已有约800年历史，细观纸面仍是光滑洁白，完好如初。

传统手工宣纸的制作复杂繁琐，足有一百多道手工工序。且耗时漫长，有“片纸两年得”之说，堪称传统手工纸中制作最为繁复严格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宣纸制造也曾引入化学漂白和机械制浆加工等工艺，将部分工序生产周期缩短为几天。特别改用化学漂白剂后只需百十小时即可得到“白皮”。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化学漂白使纸张呈酸性，极易早衰，而机械打浆对纤维的损伤更大，有研究者认为化学漂白和机械制浆可能会使“千年纸”只能“健康存活”几十年，润墨性也差了许多。正因如此，今天用传统手工工艺生产的传统宣纸虽其价格比普通书画纸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仍供不应求，而一些质量更为优秀的明清古宣更是价格不菲。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