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道德

（法）古斯塔夫·勒庞

①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过于多变和冲动的群体显然不能被认为是有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优点，如舍己为人、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我们则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②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是从群体犯罪的角度去研究。看到他们如此频繁地犯罪，心理学家们都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③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什么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残忍与破坏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个人独处时，要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而一旦加入了某个群体，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通常，我们不能向同类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只好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但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什么不同。

④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可以表现出忠诚、勇于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多少群体为了信仰、主张和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只言片语而英勇就义！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惟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那些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献出生命，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⑤ 即使是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也如此，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严格遵守道德原则。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里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⑥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当然不是一条永恒的规则，然而它却是一种常态。甚至在远没有我刚才提到的情形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也能看到。我曾说过，在戏剧中，人们都希望主人公高、大、全，一般也可以看到，一场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

⑦所以，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无私、顺从和绝对献身于或虚或实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这样做，也许是无意识的，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眼前的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选自《乌合之众》，有删节)

   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他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于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字句有“出处”并不等于诗歌有出路。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境”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至于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已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布莱希特①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⑥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⑦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日报》）

①从我国绘画史上看，历唐以后，从五代至宋，元，山水画高度发展，画论也相应地开始触及山水画的特殊艺术境界问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一节中，曾有关于“意”的说法，但没有涉及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宋代是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山水画理论也日趋形成。杰出的山水画家郭熙，在山水画的创作和鉴赏中，开始具体地阐发了“意”这一概念，并说“境界已熟，心乎以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可以看出郭熙已经接触到山水画意境范畴的问题。元代山水画，在主观意兴表达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但在画论中都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意境”的概念。至明代笪有光，才在其所撰的《画筌》中，第一次使用了“意境”一词。他不仅发展了荆浩的“真景”说而提出“实境”、“真境”、“神境”论，而且还对郭熙所触及到的“意”与“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发挥，已经论述到山水画“境”范畴的一些问题。可以说，山水画意境说，是从笪有光开始正式提出的。以后明、清两代画论中，对意境范畴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阐发，构成了我国古典山水画论中的意境理论。

②在山水画的具体创作时营造什么样的意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精心地构思、立意，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才能有的放矢。构思是指作者孕育作品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它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其主要任务是将生活素材在头脑里加工成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它包括立意、选材、确定表现形式等，其核心内容是立意为象，即确定作品表现的主题，而主题内容各式各样，有的简古，有的奇幻，有的秀美，有的苍老，有的淋漓，有的雄厚，有的情逸，有的余味……不论何种意境的营造都需经历一个以情观景、触景生情、寄情于景，最后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奇妙境界的过程。当然要想达到最高境界，除了作者必须具备的绘画技巧外，还要有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功夫在诗外”的修炼和积累。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提高构思，立意能力的根本途径。

③纵观历代名作，留白成了创建意境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山水画在意境层面上的另一个升华。创造画之意境的手法有很多，运用这些手法是为了加强空间境想的感染力。留白就是造成这种感染力的手段之一，它留给观者再创造的空间。宋代的扇画中空白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以上。如《秋林水鸟》《岩关古寺》，前者画的水畔一角，既没画水，也没有交待对崖，作者画的是山岫一隅，既没有画远山，也没画云雾，但使观画者并不感到缺少什么，反而能产生远远超出画面的联想，画是空间艺术，在动态和静态的描绘中多以动中求静，静中求动，一直在生着，动着，在谐和而有规律的状态中活动着，使画面产生美学上的价值和观赏性。留白成了山水画的一种特殊语言，山水画在平远、深远、高远的空间建构中，不自觉的使留白成了创设趣味和意境的重要元素。

把小说当成生产思想和储存思想的工具，相信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如果人们要表达思想，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直接写成理论文章不是表达得更直接、更明确吗?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小说是人们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在日益开闭的公共话语空间里，小说家应该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应该通过小说直接参与到对社会，人生进行理性的思索中来。另一方面，小说作为观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体把握复杂性的独特优势。

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认识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论往往难以统领这个复杂的世界。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采取抽象的方式，把世界活生生的细节抽象成一个个概念，把世界上各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爱打呼噜的人和爱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个“人”字，而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过去崇拜抽象思维时，会认为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没有意义，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细节，这些血肉，对于认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这时候就显出了小说思维的长处，小说是作家构建的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同一个形象，因为读者条件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小说形象也是一种意义符号，但它是一种能指远远大于所指的意义符号，这一特点更好地吻合了人们对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小说用形象来思维，就是一种有血肉的思想，就带来了小说思想性的神奇性和无限可能性。

昆德拉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他很欣赏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就因为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被作家的思想所震撼，他感叹说：“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昆德拉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小说在总结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家应该成为思想家，但同时作家又不能代替思想家，相反。作家经常要从思想家那里吸收思想资源。因此，作家和思想家自现代社会以来逐渐结成了最亲密的联合阵线，作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就将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的程度。思想家提出了新的思想，小说家将血肉赋予了各种思想，同时也就更加深化了思想。

小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表达思想。铁凝曾把这种小说的特殊表达称之为”思想的表情”，她说：“小说必得有本领描绘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才有向读者进攻的实力和可能，”“思想的表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是像思想家那样直接宣讲思想，他不过是在描绘思想的表情；一般的读者阅读小说也只是在感受思想的表情，而不再去追究思想本身；但批评家要做的工作则是对隐藏在表情背后的思想进行阐释，甚至应该将小说中的思想激活，使其变得更加丰富。

（摘编自贺绍俊《小说：为时代生产和储存思想》

文艺作品问题，究其根本是创作问题，而创作之核心是作家艺术家的境界问题。观当下创作境域，眺审美远方所亟，艺术创作须回答好追“典”与离“典”的问题。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仪式之美感。观此字，上为“册”，表示先贤之著；下为“奉”，表示恭敬捧持之意。无疑，“典”作为范本与至高，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存在，自然成为艺术模仿中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对象。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观文艺创作问题，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定典“格”；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事实上，历代文艺遗存中，有不少是随意之作或为“下作”，甚至就是糟粕、垃圾，根本没有效法意义。君不见，当下唯所谓名家是瞻者多矣，而拜倒在各类文艺“官阶”之下，竟将“位”作当“范本”、视“高标”，是为典型的不知典，也属追典之大祸害。

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八大、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询，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询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许多艺术大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自然，追典难，离典更难。追典是学研，离典是结果。追典让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努力，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选自《艺术创作取“高”行远》）

论陶渊明对自我的体认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适性，也就是让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样本真存在，让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什么样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不违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谁，要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难以确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装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样子，因而，任真适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落实在对自己生命真性的体认上，正是从这一角度，卡西尔断言“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

不过，“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只是指二者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并不能分为前后两截，人总是随着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越来越成为自我。人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审视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认识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出仕的过程也就是他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矫厉”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他才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在本性。

陶渊明对自己青少年时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时他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此诗中陶渊明是那般志大气雄而又豪侠莽撞；有时他又写自己“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诗中青年诗人又是那般闲静淡泊，超然世外。前后诗歌所描绘的好像是两个陶渊明，陶渊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马上做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对自己根本没有形成一副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早期形象勾画的相互出入显露了他对自我认识的矛盾。

自己给自己勾画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参照系，“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①。陶渊明对自我认识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冲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进退出处的左右摇摆。老来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所谓“东西游走”指游宦四方。年少时从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念于家里。从仕时也有想摆脱事务而求自适自在的志向，曾表达了自己是为时势所激被驱上了游宦羁役。所以他有“心为形役”的苦恼，而心与身的冲突与分裂，更让他产生了害怕失去此生的焦虑与不安。

陶渊明认识自我的途径是在个人生存的困境中来审查自己存在的根基，在身心分裂时体认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一次次踏入仕途后的烦恼痛苦，一次次在官场中的怅惘失落，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被压抑、政治地位受到威胁、同僚的排挤，主要是由于官场的气氛、人事的羁绊与自己的心性不合，屈己从人便造成了自己的身心分裂。陶渊明用了十几年“东西游走”的光阴，经过行迹的出处不定和精神的痛苦矛盾，终于对自我获得了异常深刻的体认，用漫长的生命旅程换来了一句沉甸甸的感叹——“聊复得此生！”

（选自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有删改）

诗使万物变得可爱

[英]雪菜

①诗的确是神圣之物。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同时又是知识的圆周。它包含了所有的科学都要涉及的东西，是一切其他思想体系之根和花朵。倘若没有诗，那么什么能成为我们尘世的安慰，什么又是我们对天国的希冀呢？诗不是推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不能说：“我要写诗。”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这样说。

②创作状态中，心灵的力量是内发的，而我们的天赋无法预见它的来去行踪。即使这种力量能长久保持它原有的纯洁和力度，谁也无法预测它的结果将如何伟大。然而创作一旦开始，灵感亦渐消失；因而，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值得夸耀的诗篇，可能只是诗人最初构想的一个淡淡的影子。有人声称最优美的诗篇产生于勤奋和学习，我愿求助于当今最伟大的诗人对这一点作出评判。创作上的埋头苦干以及作品的精雕细刻，一向为评论家所称道，然而，我们这样的理解更为正确：这不过是提醒作家注意灵感袭来的瞬间，在没有灵感之时，作家就得用这种传统、常规的手法对灵感的空白进行补缀，这是人的诗歌天赋本身的局限所造成的一种必然。弥尔顿在分段创作《失乐园》之前，早已有了作品的整体构思，这一点，我们有诗人本人的话语为证，因为他曾说缪斯^注已向他“口述”了这首“未曾预想的诗歌”。

③诗是最快乐、最美好的心灵在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刻留下的记录。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心中常有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的造访，它们总是不期而至又不辞而别，然而总是无以言喻地使我们的心头升腾起快乐与庄严。在它们的消逝带来的遗憾和惆怅中，我们依然能感到快乐，这快乐已融入了我们的本质中。缪斯的到来，仿佛一个更为神圣的天性渗透到我们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脚步好似一阵掠过海面的风，当波浪平静之后，它也消失了踪影，只剩下层层细沙铺满寂静的海滩。这一切以及类似的情景，只有情感特别细腻、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能体味到。处于这种状态下，人的心境容不得任何一种低级粗俗的欲望。在本质上，美德、爱情、友谊、爱国主义等炽热的感情正是与这些快乐的感情相联的，只要这些感情存在，自我就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诗人不仅是感情细腻的精灵，而且能够体味到这一切，他们还要饱蘸这来自天国的瞬息即逝的颜色来渲染他们所体味的一切。一个单词，一个笔触，在写景或抒情中都会扣向人们沉醉中的心弦，从而在那些曾体验过这些情感的人们当中，唤醒那沉睡的、冰冷的、埋葬了的往昔的意境。就这样，诗能使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得到永生。它捕捉到飘入人生阴影中的转眼即逝的幻象，用语言或形式来点缀它们，然后，把它们送往人间，给人类带去快乐的喜讯。

④诗使万物变得可爱。它使美的东西锦上添花，使畸形的东西变得美丽；它使狂喜与恐惧、悲伤与快乐、永恒与变幻缔结姻缘；在它柔和的压力下，势不两立的事物变得彼此相容。在它的光芒照耀下，每一种形态的生活都获得一种神奇的同感，变成了它所呼出的灵气的化身。它揭开了世界平淡无奇的面纱，露出赤裸的酣眠的美，这美就是世界一切形象的精神。

（选自《西方文论选》，有删改）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