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在甲骨上一笔一画郑重地刻下字迹，它未被时光磨蚀，反在世界记忆中安放。2017年10月30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文明中共同的记忆。

虽然“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是常识，但在百年前世界并未对中国投以同样的敬意，因为缺乏文字史料，外国史学家在历数人类文明时，将中国当作了古文明中的小字辈，认为中国文明从周朝起算。而为《封神演义》提供不朽灵感的商朝，在外国人看来不过是神话传说一类，不足为信，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的购药，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有刻画的痕迹，似乎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经过研究，他认为这种文字来自商朝。因这种文字记载于龟甲和兽骨之上，便命名为“甲骨文”，中华一时为之震动。通过对”龙骨”的追索，中国考古学家认定在河南安阳附近必定有殷商遗址留存。1928年，中国开始发掘殷墟，除甲骨之外，还出土了铜器、陶器、骨器。在历次的挖掘研究中，逐渐得出了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结论。从此以后，商朝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不容置疑的真实历史。通过甲骨文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承认向前是延伸了5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仅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王懿荣先服毒后投井以殉国。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却没有使中华文明逃几乎被摧毁的厄运。一百多年后，现在的中华文明已经不是坚船利炮能摧毁的了。

文明的起源，承载于一片片甲骨之上。在甲骨文中，我们能看到祖先们的思维方式，从甲骨文上的记载能了解医学、祭祀、科技、生产生活、社会制度。这些事关文明起源、传统由来、文化特质的细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哪些东西被摒弃，从而发现中华民族文明的品格，发现文明何以从中原腹地向四周扩散，发现为何在五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之巅。看起来有些笨拙的甲骨文，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开端，像一个小火苗，在历史中摇曳，同时又在薪火相传。无论字形如何变化，火种没有变，文字的根基没有变。因为，祖祖辈辈传递的不只是文字，更是文字上承载着的经验、智慧、历史和责任。

(摘编自《唯一被解密的世界最古老文字在中国》)

材料一：

拼多多抓住的是中国市场消费分层的机遇。中国确实在消费升级，但这种升级并非步伐一致，总是有快有满。

数据显示，拼多多65%的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这些新入网的“小镇青年”对价格更为敏感。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一个愿意高价购买品牌产品的人，在购买纸巾、手机壳等小物品时，也会青睐拼多多上有品质保障的低价产品。

除了抓住需求端的差异化，拼多多的另一个优势是改造了供给侧。拼多多在利用平台积聚大规模需求后，直接与制造商对接，将减少的中间环节成本部分让利于制造环节，从而达到低价与品质的平衡。

在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拼多多模式给了制造厂商一个新的契机，即利用互联网平台，剥去批发商、代理商等分销环节，直接面对消费者。从这个角度看，拼多多不是在简单地拼价格，而是对供应链进行了一番大改造。

摘编自《聚焦差异化 优化供应链（各抒己见）》《人民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二：

调查发现，拼多多上有不少涉黄、涉暴力且涉违法的商品，包括开刃刀、伪基站设备、摩托车车牌及充气娃娃等。记者体验发现，随意发布一件商品就能成为商家，商品和个人信息完全无须审核。在媒体曝光后，拼多多在微博中发布公告称，拼多多高度重视，紧急排查，并启动全面、系统清理，关闭涉事店铺，下架违规商品。情节严重的店铺已被列入平台“黑名单”。

（摘编自《该管管“很黄很暴力”的拼多多了》，华声在线，2018年6月8日）

材料三：

阿里旗下拥有庞大的电商体系，淘宝、天猫便是其中一部分。后随着天猫商城成立，阿里的电商模式迎来升级。

实际上，天猫的出现与京东并非没有关系。2004年，在中关村练摊六年后，刘强东转型电商。原因就是他觉得线下的用户体验不好，而电商的体验远远超过线下，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产品，还有发票。从2007年开始，京东就借由资本的力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成为一个全品类综合性的电商公司。而刘强东一直坚持三个习惯：坚持正品、坚持低价、坚持好的服务。后来的故事就为大家所熟知了，特别是上市之后，京东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开启了与阿里的“互怼”模式。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欢喜冤家聚焦“五环内”，则被别人从“五环外”抄了后路！拼多多采用病毒裂变式营销，借助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依托于一直急于寻求变现之道的微信体系完成了其全新模式的流量收割。短短三年之后，拼多多成功上市，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阶段目标。不按旧规则出牌的拼多多由此获得了足以傲视淘宝和京东的超级加速度。

（摘编自《电商变革前夜：阿里京东拼多多的围墙与野望》，中国经济网，2018年12月20日）

材料四：

拼多多的拼团社交购物模式，创造了电商神话。如今，拼多多的“弟弟”也来了。近日，记者发现一家名为“拼少少”的电商平台，已正式开始内测。不过，同样是主打社交电商的“拼少少”，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蹭热度的嫌疑。

据悉，在销售策略上，拼少少将引来一些品牌企业和中华老字号入驻。一些传统的中华老字号商品将走到拼少少的零售平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拼少少管理层希望通过拼少少平台，帮助200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嫁接新零售渠道。

（摘编自《拼多多“弟弟”来了  “拼少少”开始内测 蹭热度遭质疑》《法制晚报》，2018年10月1日）

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

刘火雄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1933年，他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年凭借《鼠疫》《局外人》等小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1935年，加缪秘密加入共产党，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加缪在给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求学之余，为了便于开展党务工作，加缪组织了劳工剧团。他改编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营救德国共产党人的短篇小说。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的硝烟笼罩欧洲大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他曾报名参军，但因有肺结核病史身体虚弱未果。加缪继续在山顶一间面朝大海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同时创作着“荒诞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 1942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先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局外人》开篇所展现的冷漠、虚无，至今令人震惊。“局外人”默尔索过失杀人，对法庭罗织的罪名淡然处之，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谬，也成为二战后一代青年的写照。

外敌入侵，加缪投身地下报纸《战斗报》，担任主编，为法国抵抗运动鼓与呼。加缪接连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他写道：“一个渴望生活的民族不应该等待别人给她带来自由，她得自己去争取自由。”“从巴黎少逃出一个德国人,便是向盟军战士和我们东部的法国同志少射一粒子弹。”

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加缪的贡献，当局给他颁发了一枚高于普通等级的玫瑰勋章。加缪则表示自己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二战过后，加缪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的《鼠疫》正式出版发行，销量突破十万册。《鼠疫》寓意了法西斯暴行肆虐与正义力量奋起抗争的趣旨。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证据就是，敌人虽未指明，但是，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人人都认出了它。”

缘于共同的爱好，加缪经常与萨特、波伏娃、毕加索等人相聚于咖啡馆探讨文艺、哲学问题和社会事件。萨特的戏剧《禁闭》排演时，曾邀请加缪担任主角。二战期间，萨特、波伏娃等也参与到加缪主编的《战斗报》中。加缪和萨特，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使得加缪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1951年10月，加缪酝酿、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这部有关政治、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题，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文章经萨特授意，由杂志社编辑执笔，长达二十多页，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加缪的《反抗者》展开批判。加缪随即回应，最终使得加缪与萨特分道扬镳。世人一直把萨特和加缪并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加缪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问题就像肺病一样折磨着加缪。从1830年开始，法国逐步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殖民统治。加缪在报刊撰文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他写道：“法国政府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对于那些被殖民当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缪也尽力展开营救，他参与过一百多起宗教救援案件。但这一系列活动让加缪陷入两难境地，加剧了他的“局外人”身份：“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1959年9月，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其可以在独立、联盟或者并入法国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对此，加缪颇为振奋。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

时光飞逝中，加缪的人生和作品逐渐凝结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坚硬的磐石。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加缪的精神就永存。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加缪，是一位典型的“黑脚”，即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有同样的感情，这使他在19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没有像萨特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站出来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主张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

（摘自《郑州晚报》）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诞生于这一时代的陶渊明，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读书闲居的青春岁月，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仕隐不定的中年时代，再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回归田园的晚岁光景，他不是没有挣扎，但正是这种反复，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正如《归去来兮辞》的结尾说：“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窺察了道德的堕落，却无力改变它，只好追求自我品性的完善；他亦洞见了末世的残朽，却无法挽授它，只好执念于自我人性的复归。诗歌史上的陶渊明，真醇、质朴、平静、洒落，为田园诗人不祧之祖；而从心灵史的角度观之，其价值愈加丰盈。他采菊篱下，悠然见山，心齐外物，超然无我，“质性自然”的个体认知与“得意忘言”的生命领悟泯然无间。体知自我、升华人生，而不求见知于人、矫饰炫世，也正是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内涵。所以，陶渊明的“东篱风致”不仅是对先秦道家“庄周梦蝶”的直觉，也是对古典儒家“为己之学”的冥合。陶渊明给给予了后代士子乃至中华民族丰富的心灵遗产。

（节选自倪晋波《陶渊明的民族心灵史意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