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三：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小草，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最为令人感叹的，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昂首挺胸，傲然挺立。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面前显得苍白逊色。它们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巅峰，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诉说，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拼搏。有时，一株松柏，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由此，它们才能迎击暴雨的侵袭，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一片土地。

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找最艰苦的环境。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锤炼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林夕《石缝间的生命》）

材料一：

一边是众多买不起正规抗癌药患者的治病需求，一边是走私仿制抗癌药面临的刑罚风险——一个售卖保健品的小商贩，在情与法的矛盾中，会如何抉择？

将于6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因触及抗癌药昂贵的国情现实，展现我国推进医药改革的显著成就，引发强烈关注。7月3日点映两小时即取得4798万元票房，成为当日全国票房冠军。影片导演文牧野介绍，《我不是药神》根据我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经历改编，主人公程勇本是一个保健品商贩，为交房租、抚养儿子，冒法律风险为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走私仿制抗癌药“格列宁”，因售价比同类正规进口药便宜很多，被患者称为“药神”，却触犯了正规药商的利益，也遭到警方的追查……

近年来，我国抗癌药物的需求日益增大，但患者面临正规进口药昂贵的现实。陆勇是无锡一名慢粒性白血病患者，曾长期购买印度仿制的抗癌药，2014年因“销售假药罪”等被公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次年公诉机关撤诉，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法律案件。

影片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说：“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吧。”

程勇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2015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取消；201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药价有望进一步降低。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7月5日）

材料二：

（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很多人一边看《我不是药神》一边擦眼泪，估计还会一边骂这药怎么就那么贵，谋财害命啊！医药界人士听到这个话，估计多半会摇头，并感叹“真是两难”啊。如果药价下降，对患者利好，但是对制药公司来说，没有利润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动力去研发药品，将来或将无药可用；如果药价不降，医保来埋单，国家财力有限，降了这个药，其他疾病群体利益就被“挤出”，究竟给谁埋单好？如何降价、怎么降、降幅多少，这需要政府、制药公司、医保、医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时，各国对全球创新专利药的政策差异，也影响着价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创新专利药，背后是一场制药公司的豪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研发周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许失败的临床试验，只为了“赌”其有效、特效，换来20年的专利保护期，实际上等到新药上市后，基本只剩七八年专利期。业内有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豪赌”：“第一片药生产出来需要花费10亿美元。”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并从研发、生产、采购、支付、使用全链条，为高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铺平落地路径。一边要首创，一边要高质量仿制，前方的路还很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

材料四：

《我不是药神》在引起公众关注的层面上功不可没，但国家对抗癌药的关注并非由电影而发。“这几年，国家慢慢把癌症看作慢性疾病管理起来，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抗癌药的新政策。”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肺癌专家吴一龙说。

2018年1月30日，国际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由全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合力完成的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报告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稳步上升，但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普遍较高，而中国仍然较低。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病人说：越便宜越好，应该像印度那样仿制进口抗癌药。肿瘤内科医生说：新药越多越好，再加上标准的联合治疗手段。制药业人士说：发展国产创新药，保护创新，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说：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以及社会公益等众多渠道，解决患者的用药问题。

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癌药？答案看似非常简单：安全、有效、便宜、多样。吴一龙说：“这个简单的答案，其实非常难。”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

老根底子

刘亮程

李家门前只有不成行的几棵白杨树，细细的，没几个枝叶，连个麻雀都不愿落脚。尤其大一点的鸟，或许看都不会看他们家一眼，直端端飞过来，落到我们家树上。

像鹞鹰、喜鹊、猫头鹰这些大鸟，大都住在村外的野滩里，有时飞到村子上头转几圈，大叫几声，往哪棵树上落不往哪棵树上落，都是看人家的。它不会随便落到一棵树上，一般都选上了年纪的老榆树落脚。老榆树大都长在几个老户人家的院子里。邱老二家、张保福家、王多家和我们家树上，就经常落大鸟。李家树上从没有这种福气，连鸟都知道那几棵小树底下的人家是新来的，不可靠。

一户人家新到一个地方，谁都不清楚他会干出些啥事。老鼠都不太敢进新来人家的房子。蚂蚁得三年后才敢把家搬到新来人家的墙根，再过三年才敢把洞打进新来人家的房子。鸟在天空把啥事都看得清楚，院子里的鸡、鸡窝、狗洞、屋檐下的燕子窠、檐上的鸽子。鸟会想，能让这么多动物和睦共居的家园，肯定也会让一只过路的鸟安安心心歇会儿脚。在大树顶上，大鸟看见很多年前另一只大鸟压弯的枝，另一只大鸟踩伤的一块树皮。一棵被大鸟踩弯树头的榆树，最后可能比任何一棵树都长得高大结实。

我们家是黄沙梁有数的几家老户之一，尽管我们来的时间不算长，但后父他们家在这里生活了好几辈人，老庄子住旧了又搬到新庄子。新庄子又快住旧了。在这片荒野上人们已经住旧了两个庄子，像穿破的两只鞋，一只扔在西边的沙沟梁，一只扔在更西边的河湾里。人们住旧一个庄子便往西移一两里，盖起一个新庄子。地大得很，谁都不愿在老地方再盖新房子。房子住破时，路也走坏了，井也喝枯了，地毁得坑坑洼洼，人也死了一大茬，总之，都可以扔掉了。往前走一两里，对一个村庄来说，只是迈了一小步。

有些东西却会留下来，一些留在人的记忆里，更多的留在木头、土块、车辕、筐子、麻袋及一截皮绳上。这些东西十分齐全地放在老户人家的院子里。新来的人家顶多有两把新锨，和一把别人扔掉的破锄头，锄刃上的豁口跟他没一点关系，锄背上的那个裂缝也不认识他。用旧一样东西得好几年的时间。尤其一个院子，它像扔一把旧锄或一截破草绳一样，扔掉好几辈人，才能轮到人抛弃它。

老户人家都有许多扔不掉的老东西。

老户人家的柴垛底下压着几十年前的老柴火，或上百年前的一截歪榆木。全朽了，没用了。这叫柴垛底子。有了它新垛的柴才不会潮，不会朽掉。

老户人家粮仓里能挖出上辈人吃剩的面和米。老户人家有几头老牲口，牙豁了，腿有点儿瘸，干活慢腾腾的，却再没人抽它鞭子。

老户人家羊圈底下都有几米厚的一层肥土。那是几十年上百年的羊粪尿浸泡出来的，挖出来比羊粪还值钱，却从不挖出来，肥肥地放着——除非万不得已。那就叫老根底子。

在黄沙梁我们接着后父家的茬往下生活，那是我们的老根底子。在东刮西刮的风和明明暗暗的日月中，我们看见他们上辈人留下的茬头，像一根断开长绳的一头找到了另一头。我们握住他们从黑暗中伸过来的手，接住他们从地底下喘上来的气，从满院子的旧东西中我们找到自己的新生活。他们握着那锨，使那架犁时的感觉又渐渐地、全部地回到我们手里。这些全新的旧日子让我们觉得生活几乎能够完整地、没有尽头地过下去。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在《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关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①小小说在我国其实原来就有，外国也有。但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小小说比较流行，读者面很广，于是才把“小小说”当成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值得探索。

②小小说并非单指短小的小说。短小，只是它的外部特征。小小说仍然可以看作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短篇小说的一般特征，小小说都是应该具备的。但是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本质上既相近，又有所区别。小小说是短小的，从里到外都是小的。小小说作者所发现、所思索、所表现的只能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这个片断是别人没有表现过、没有思索过、没有发现过的。最重要的是发现。发现，必然就伴随着思索，并寻找合适的表现形式。文学创作都需要发现，但是小小说的作者更需要有“慧眼”，因为引起小小说作者注意的，往往是平常人易于忽略的小事。这种小事必须是天生得来的一块小小说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并非俯拾皆是。小小说材料的获得往往带有偶然性，邂逅相逢，不期而遇。并且，往往要储存一段时间，作者才能大致弄清楚这件小事的意义。写小小说确实需要一点“禅机”。

③小小说虽然不大可能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但可以有一点哲理，不过不能在里面进行完整的哲学的思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可以）。小小说的特点是思想清浅。半亩方塘，一湾溪水，浅而不露。小小说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朦胧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篇小小说发表了，创作过程并未结束。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得到思考的快感。追求，就意味着还没有达到。追求是作者的事，也是读者的事。小小说不需要过多的热情，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是会叫读者厌烦的。小小说的作者对于他所发现的生活片断，最好超然一些，保持一个客观者的态度，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小小说总是有个态度的，但是要尽量收敛。可以对一个人表示欣赏，但不能夸成一朵花；可以对一件事加以讽刺，但不辛辣。小小说作者需要的是聪明、安静、亲切。

④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菜，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不能写得很干、很紧、很局促。越是篇幅有限，越要从容不迫。小小说自成一体，所以也叫“微型小说”。小小说就像咫幅盆景，可以仿宏伟之自然。小小说就像宋人在扇子上画龙舟竞渡图一样，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要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中国画也讲究“计白当黑”。因为注意“留白”，小小说的天地便很宽余了。所谓“留白”，简单直截地说，就是少写。应该在写的时候就控制住自己的笔，每琢磨一句都要想一想——这样才能做到句有余味，篇有余意。

⑤小幅的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也需要精当的语言。古人论诗时说，七言绝句就像二十八个贤人容不下一个粗人。写小小说也应如此。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不要用一种半文不白的轻佻的语言。小小说当有幽默感，但又不是游戏文章。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如宋人所说的“恶硬语”’。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平易，但有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