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月大师

老舍

①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②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④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⑤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⑥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⑦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⑧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⑨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⑩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民主世界

老舍

在我们的这个民主世界——金光镇——里，要算裘委员最富于民主精神。

“没有法治的精神，中国是不会强起来的！”这句话，差不多老挂在他的嘴边上。他处处讲“法”。他的屋中，除了盆子罐子而外，都是法律书籍，堆得顶着了天花板。那些满印着第几条第几款，使别人看了就头疼的书，在裘委员的眼中就仿佛比剑侠小说还更有趣味。他不单读那些“天书”，而且永远力求体行。他的立身处世没有一个地方不合于法的。他家中人口很少，有一位太太一位姨太太两个儿子。他说，按法律上说，他不该娶姨太太。于是他就自己制定了几条法律，用恭楷写好，贴在墙上，以便给她个合法的地位。

裘委员这点知法爱法的精神博得了全镇人士的钦佩。有想娶姨太太的，必先请他吃酒，而把他自己制定的姨太太法照抄一份，贴在门外，以便取得法律的根据。

这样，裘委员成为全镇上最得人缘的人。假若有人不买他的账，他会引用几条律法，把那个家伙送到狱中去的。他的法律知识与护法的热诚使他成了没有薪俸的法官。他的法律条款与宪书上的节气（按：系指历书上的二十四节而言），成为金光镇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虽然裘委员的威风如此之大，可是在抗战中他也受了不少委屈。看吧！裘委员的饭是平价米煮的，而饭菜之中就每每七八天见不着一根肉丝。鸡蛋已算是奢侈品，只有他自己每天早晨吃两个，其余的人就只能看看蛋皮，咽口吐沫而已。说到穿呢，无冬无夏的，他总穿着那套灰布中山装；假若没有胸前那块证章，十之八九他会被看作机关上的工友的。这，他以为，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假若法律上定好，委员须凭证章每月领五支鸡，五十斤猪肉，三匹川绸，几双皮鞋，他一定不会给国家丢这份脸面的。

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是住处。镇上的房子太不够用。依着裘委员的心意，不管国家怎样的穷，不管前线的士兵有无草鞋穿，也应当拨出一笔巨款，为委员们建筑些相当体面的小洋房，并且不取租钱。可是，政府并没这么办，他只好和别人一样的租房子住了。

凭他的势力与关系，他才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两间竹篾为墙，茅草盖顶，冬寒夏热，有雨必漏，遇风则摇的房屋。不平则鸣，以堂堂的委员而住这样的猪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员搬来之后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气吼净，他开始布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都挤住一间，好把另外的一间做为客厅和书房。他是委员，必须会客，所以必须有客厅。然后，他在客室门外，悬起一面小木牌，写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两位太太与两位少爷。他们轮流当值，接收信件，和传达消息。遇有客人来访，他必躲到卧室里去，等值日官拿进名片，他才高声的说“传”，或“请”；再等客人进了客室，他才由卧室很有风度的出来会客。这叫作“体统”，而体统是法治的基本。

他决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几条法律，首要的一条是：“委员住杂院得不交房租”。

房东是在镇上开小香烟店的，人很老实。他有个比他岁数稍大的太太，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也都很老实。他们是由河北逃来的。河北受敌人的蹂躏最早，所以他们逃来也最早。那时候，金光镇还没有走红运，房子地亩都很便宜，所以他们东凑西凑的就开了个小店，并且买下了这么一所七扭八歪的破房。金光镇慢慢发达起来，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房子，虽然是那么破，也就值了钱。这，使裘委员动了气。他管房东叫奸商，口口声声非告发他不可。房东既是老实人，又看房客是委员，所以只好低头忍气吞声，不敢索要房租。及至别的房客也不交房租了，他还是不敢出声。在他心里，他以为一家三口既能逃出活命，而且离家万里也还没挨饿，就得感谢苍天，吃点亏又算得什么呢。

裘委员看明白了房东的心意，马上传来一个小流氓：“你去向房东说：房子都得赶紧翻修，竹篾改为整砖，土地换成地板。我是委员，不能住狗窝！要是因为住在这里而损及我的健康，他必受惩罚！这些，都有法律的根据！此外，他该每月送过两条华福烟来。他赚钱，理当供给我点烟。再说，这在律书上也有明文！他要是不答应，请告诉他，这里的有势力的人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无论公说私断，都没他的好处。我们这是民主时代，我不能不教而诛，所以请你先去告诉明白了他。”

房东得到通知，决定把房子卖出去，免得一天到晚的怄气。 

裘委员请来几位“便衣”。房东住在小香烟店里，家中只剩下太太与十三岁的男孩。便衣们把房东太太打了一顿——男人打女人是我们这个小民主世界最合理的事。他们打，裘委员在一旁怒吼：“混账！你去打听打听，普天之下有几个委员！你敢卖房？懂法律不懂？混账！”

打完了房东太太，便衣们把他十三岁的男孩子抓了走。

“送他去当壮丁！”裘委员呼喝着。“混账！”房东急忙的跑回来。他是老实人，所以不敢和委员讲理，进门便给委员跪下了。

“你晓得我是委员不晓得？”裘委员怒气冲冲的问。“晓得！”房东含着泪回答。

“委员是什么？说！”

“委员是大官！比县太爷还大的大官儿！”

“你还敢卖房不敢？”

“小的该死！不敢了！”

“好吧，把你的老婆送到医院去，花多少医药费照样给我一份儿，她只伤了点肉皮，我可是伤了心，我也需要医药费！”

“一定照送！裘委员放了我的孩子吧，他才十三岁，不够当壮丁的年纪！”房东苦苦的哀求。

“你不懂兵役法，你个混蛋！”

“我不懂！只求委员开恩！”

“拿我的片子，把他领出来！——等等！”

房东又跪下了。

“从此不准你卖房，不准要房租，还得马上给我翻修房子，换地板！”

“一定办到！”

“你得签字；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我签字！”

这样，委员与房东的一场纠纷就都依法解决了。这也就可以证明我们的金光镇的确是个民主世界呀。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

四世同堂（节选）

老 舍

在东四牌楼附近，他找到了鞋铺。

瑞全怀疑他是否找对了地方。再看看匾上的字号与门牌，他知道并没有找错。他告诉自己：只有这种地方才适于作暗中进行的事体。他走了进去。

屋中相当的暗，而且有一股子潮湿的，掺夹着臭浆糊与大烟的味道。他嗽了一声，没有人答理他。他说出暗号：“有双脸鞋吗？掌柜的！”

里面有了响动。他耐心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的门吱的响了一声，出来个又高又瘦的人，口中正嚼着一口什么东西。他像个大烟鬼。

瑞全知道，在日本的统治下，吸鸦片是一种好的掩护。他掏出那副风镜来。在风镜的遮挡里藏着他的很小的证章。他取出证章，叫瘦子看。而后，他低声地说：“我来拿钱。”瘦子翻了翻眼：“什么钱？”

瑞全知道事情不妙。“你弟弟拨来的！”

“我，我没有弟弟！”瘦鬼把口中的东西咽净。“没有……”瑞全的黑眼珠盯住那个又黄又瘦的脸，他猛地往前一扑，一手攥住瘦鬼的右腕，一手掐住脖子。

瘦鬼，虽然那么大的个子，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从未被瑞全扣紧的嗓子里发出急切而声音不大的央求：“放开我！放开！”

瑞全稍把手扣紧一点：“你一嚷，我就掐死你！”

瘦鬼舐了舐嘴唇，看了瑞全一眼。“好，我实话实说！有那么一笔钱，我接到了。可是，可是，叫我给用了！我没生意，我得吸烟，没钱！我知道，你跟我的弟弟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我可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并不是坏人，可是，哼，四年了，四年在日本人脚下活着，连神仙也得变成坏蛋！”

他去找地下工作者的机关，一来是为报到，二来是看看能否借到一辆自行车。

快走到目的地，他放慢了脚步，把一切思索都赶出心外。他必须小心，像鼠儿在白天出来那么小心。他忘记了一切，好使他的每一根汗毛都警觉，留神。

街门开着呢。他不便敲门，而大模大样地闯进去。一个小院，四四方方的包着一块儿阳光，使他感到温暖。他不由地说出来：“小院子怪可爱！”

南墙上放着一个木梯。他向梯子走去。他不敢马上进屋子，而必须在院中磨蹭一会儿，用耳目探听屋中的动静。

北屋的门轻轻地开了。瑞全用眼角撩了一下，门口立着个完全像日本人的中国人。

瑞全心中说：“糟了！”可是，他反倒有点高兴。这是战斗，不像刚才鞋铺中的那一幕那么闷气与无聊。

他转过身来，和那个中日合璧的，在战争的窑里烧出的假东洋料，打了对脸。

“干什么的？”假东洋料板着脸问。

“贵姓呀？你老！”瑞全慢慢地凑过来，满脸陪笑地说：“你是管房子的？我，三顺木厂的，来看看房。”那个假东洋货的眼盯住瑞全的脸，一声没出。

瑞全更凑近一些，把声音放低：“房东要三万！三万！”他吐了吐舌头。“好家伙，三万！才有几间小房啊！小院倒怪可爱，可是，怎么也不值三万哪！”说完，他搭讪着躲开。

“我得上去看看，三万！非仔细看看不可！”他又走到南墙根；把梯子搬起来。这时候，他看清小东屋的玻璃窗子上还有个人脸呢。

他上了房，细细地敲验砖瓦，检看房椽。把上面看够，他由梯子上爬下来，再细心地看墙壁，阶石，与柱子。一边看，一边嘟囔着：“木料还好，墙里可有碎砖！不值三万！”把外面都看完，他把梯子放回原处，而后到屋中去看。假东洋货的眼始终不错眼珠地跟着瑞全。

瑞全一共磨蹭了半个钟头。因为登梯爬高的，他的腮上发了红，鼻子上出了汗。用毛巾擦了擦脸，他出来坐在台阶上，有声无声地盘算：“屋进身太小！也别说，要盖新的，大概五万也盖不下来！”盘算了一阵，他高声地说：“辛苦了，你老！”而后依依不舍地、东瞧西望地向院外走。

看见街门，他恨不能一下子飞出去！他猜得出，这个机关是刚刚被破获，说不定全数的工作者已都被捉了去。被捉去的，他知道，就不会再生还。假若机关里的文件也落在敌人手里，他自己的秘密便已泄漏了一大半！

可是，他不能，万不能，因此而慌张。他轻轻敲了敲门垛子与街门，看看工料如何。而后，坐在门坎上，用毛巾扇了扇脸。这样耽误了一会儿，约摸着院中的人若是在后边监视他，必定已经看清楚他的不慌不忙，而且也相信了他是木厂子的人，他才伸了伸腰，慢慢立起来，走开。这时候，他的心才真要从口里逃出来；轰的一下，他全身都出了汗。

走出老远，他的汗才落下去。他开始觉得痛快。

谁说北平沉寂呢？哼，这比在战场上还更紧张！

看了街上，他觉得北平又和战前一样的可爱了！天还是那么高，阳光还是那么明亮，一切还是那么美。是的，这还是北平，北平永远不会亡！

（有删改）

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五九”即1915年5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

“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后来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睛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看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齐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一一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瑞宣听到房上有响动。他直觉的想到了那该是怎回事。他穿上了衣服。而后，极快的他推醒了韵梅：“房上有人！别大惊小怪！假若我教他们拿去，别着急，去找富善先生！”

屋门上轻轻的敲了两下。瑞宣问：“谁？”

“你是祁瑞宣？”门外轻轻的问。“谁？”

“是！”瑞宣的手颤着，提上了鞋；而后，扯开屋门的闩。

几条黑影围住了他，几个枪口都贴在他身上。一个手电筒忽然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闭了一会儿眼。枪口戳了戳他的肋骨，紧跟着一声：“别出声，走！”

瑞宣横了心，一声没出，慢慢往外走。

韵梅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便慌忙的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

两支枪阻住她的去路：“干什么？不准出去！”

她往后退了退。她的嘴干不过手枪。退了两步，她忽然的转过身来，小跑着奔了南屋去。她本想不惊动婆母，可是没了别的办法；她既出不去街门，就必须和婆母要个主意了。

正在这个时候，祁老人起来了，拿着扫帚去打扫街门口。

老人一拐过影壁就看到了那两个人，

“那个叫瑞宣的是你的儿子还是孙子？”

“长孙！”老人有点得意的说。

“他已经教日本人抓了走！我们俩奉命令在这儿把守，不准你们出去！听明白了没有？”

“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样呢？开枪！我决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孙子，凭什么？”在老人的心里，他的确要央求那两个人，可是他的怒气已经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挥。他的话随便的，无伦次的，跑出来。话这样说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来：“拿去我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唬我，我见过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你枪毙了我！来！”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天佑太太首先来到。韵梅，也跑了过来。两个妇人连扯带央告地把老人拉回屋中。

太阳出来了，天上有点薄云，而遮不住太阳的光。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看到那片片的明霞，她们觉得似乎像是在做梦。

天佑太太想起来一个好主意。她开足了速度往南屋走。在她的陪嫁箱子里，有五六十块现大洋，都是“人头”的。她只拿出二十块来。二十块，每人十块，就够收买他们的了。

立了许久，她打不定主意。为救儿子，她需冒险；可是白白冒了险，而再招出更多的麻烦，就不上算。正在左右为难，她听到很响的一声铃——老二瑞丰来了！天佑太太很快的向前走了两步。她必须教二儿子施展他的本领。韵梅也听到了铃声，急忙跑过来。

瑞丰他特别得意，因为他是以教育局科长的资格，去见日本天皇派来的两个特使。

接见的时间是在早九点。瑞丰后半夜就没能睡好，五点多便起了床。他仔细地梳头洗脸，而后穿上中山装。天还早，他要到家中显露自己的中山装，同时也教一家老小知道他是去见特使——这就等于皇上召见了啊，诸位！

家门开了。

“进来！”矮子命令着。

瑞丰没敢动．

瑞丰近来交结了不少特务，认识高个子。“哟，怎么回事？老孟！”

“抓人！”老孟板着脸说。

“抓谁？”瑞丰的脸白了一些。

“大概是你的哥哥吧！”

瑞丰往外退了一步，舐了舐嘴唇，勉强的笑着说：“呕！我们哥儿俩分居另过，谁也不管谁的事！我是来看看老祖父！”

“进去！”矮子向院子里指。

瑞丰转了转眼珠。“我想，我不进去了吧！”

矮子抓住瑞丰的腕子：“进来的都不准再出去，有命令！”是的，老孟与矮子的责任便是把守着大门，进来一个捉一个。

老太太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那两个人，而后咽了一口唾沫。慢慢的，她掏出包着二十块现洋的手帕来。轻轻的，她打开手帕，露出白花花的现洋。六只眼都象看变戏法似的瞪住了那雪白发亮的，久已没看见过的银块子。矮子老郭的下巴垂了下来；他厉害，所以见了钱也特别的贪婪。“拿去吧，放了他！”老太太一手拿着十块钱，放在他们的脚旁。她不屑于把钱交在他们手里．

矮子放开瑞丰，极快的拾起钱来。老孟吸了口气，向老太太笑了一下，也去拣钱。矮子挑选了一块，对它吹了口气，然后放在耳边听了听。他也笑了一下：“多年不见了，好东西！”瑞丰张了张嘴，极快的跑了出去。

老太太拿着空手帕，往回走。拐过了影壁，她和儿媳打了对脸。韵梅的眼中含着泪，泪可是没能掩盖住怒火。到祁家这么多年了，她没和婆母闹过气。今天，她不能再忍。她的伶俐的嘴已不会说话，而只怒视着老太太。

老太太扶住了墙，低声的说：“老二不是东西，可也是我的儿子！”

瑞丰跑出来，想赶紧上车逃走。小崔的车，和往日一样，还是放在西边的那棵槐树下。坐上车，小崔问：“先生，刚才你怎么到了家．可不进去？”

“瑞宣教他们抓下去了！”

“那么，咱们是上南海，还是……不是得想法赶紧救他吗？”

“救他？连我还差点吃了挂误官司！”瑞丰理直气壮的说。

小崔的脸本来就发红，变成了深紫的。又走了几步，他放下了车。极不客气的，他说：“下来！”

瑞丰当然不肯下车。“怎回事？”

“下来！”小崔非常的强硬。“我不伺候你这样的人！那是你的亲哥哥，喝，好，你就大撒巴掌不管？你还是人不是？”

（节选自老舍《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