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有时也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所传达的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②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呢？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③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拿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④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 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就诗的停顿而言，一般来说，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来说，一个词牌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⑤有的人要说，不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⑥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但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有删改）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是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著，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引言相关内容是：公元前549年，晋国执政范宣子向鲁国大夫叔孙豹请教何为“死而不朽”时说：“我先祖从舜、夏、商、周以来，世袭贵族不辍，这就是不朽吧？”叔孙豹回答：“这只不过是世代为官受禄，并非不朽，鲁国贤臣臧文仲去世已久，但他的话还在流传，所谓不朽，当如是!我听说‘人生最高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如果能在其中一点有所建树，流芳百世，虽逝犹生。”

叔孙豹把这种不朽观用立德、立功、立言加以界定(即“三立”或“三不朽”)，并对世俗观念予以清晰的价值导向，体现出可贵的文化自觉。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对“三立”阐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立”把人生价值标准精确定位，使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大我”而获得精神永生，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对后世影响深远。常有人以“三立”或“立三”为名，即取此意。历代英雄豪杰以不同方式唱响人生成功的这“三部曲”，共同谱写出华夏文明史，如孔子、孟子、范仲淹、王阳明等。

王阳明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融道德、事功和治学为一体，光大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军事家，他出奇制胜，屡平叛乱，成为有气节、有担当的保国功臣而功德圆满。作为思想家，他集“心学”之大成，立论认为：“致良知”就是“明明德”，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的过程。知行合一既是“明德”之本体，又是“明德”之功用。“明德”是本心的德性，这意味着“明明德”需向内求，发明本心，使自身德行主体建立起来，就会自觉自发地“仁民爱物”。诚如后人在王阳明故居用楹联对他一生的总结：“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德、功、言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本前提，而立功、立言是立德的自然结果。儒道释虽然各自要旨表述有异，但都以立德作为根本。“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本义是遵循自性本心，顺应自然之道，彰显人伦价值。具体而言，“德”涵括仁义、诚信、温良、恭敬、礼让、谦和等美好品行。

“三立”是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三种根本途径，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即人生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个人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而应为群体着想，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前人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人要活得有意义，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三立”虽非易事，却是人人宜做之事。能否做到“三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职位高低和能力大小，平凡人也可以做到。“三立”在当代简单地说，即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就是树立德行的榜样。这就要求修养身心，尊道贵德，劝善行善，俯仰无愧。作为员工，忠于职守。作为晚辈，孝敬长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爱成人。“立功”就是建立成功的事业。这不局限于宏图大业，只要用心做事、造福他人，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岗位都可以建功立业。“立言”就是创立切实的言论。这要把立德立功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升华，给人启迪和激励。我们当立世界潮头，通古今之变，发时代先声，多出精品力作，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赵建永《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秦孝公的历史难题“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是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治道运行，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厉行法治以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图强所带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秦一扫寰宇，统一六国的基础，但令人不解的是因法而兴的大秦帝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对此，历代史家大多都将“以法为本”看作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秦法条目繁多，法网严密，繁如秋荼，密如凝脂，严刑峻法将百姓的尊严和自由剥夺殆尽，恶法视民为草芥，可畏却不可信。缺乏道德滋养的秦法让官与民都感到窒息和绝望，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又将法的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失期，法皆斩”点燃了大泽乡起义的烽火，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最终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面前土崩瓦解。

秦法残暴而至覆亡让之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以法为本”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虽也都注重修法订律，但更加强调德的作用，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法律的价值导向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法律的态度从用法总揽一切，变成倾向于“无争无诉”，老百姓不渴求用法律来伸张正义，总把实现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人而非制度上，一部部体系完备的法典远远比不上人们对“明镜高悬”的渴望，世人对法律的崇拜远远低于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法治的信仰变得虛无不切实际，知法、懂法逐渐变成了官的专利，而老百姓只有单纯守法的余地。没有被全民所信仰的法律至多是条条干瘪的规矩而非治国安邦的重器。一旦律法废弛，人亡政息，总免不了江山易主，黎民涂炭。

历史证明，破解“秦孝公难题”答案在于我们能否丰富法治的内涵，能否用道德的养分让人与法、法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包容的互动，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法律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须臾不可分离的工具。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可以发现，单纯的知法、懂法、守法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真正成为全民的信仰和追求，这才是破解秦孝公难题的应有之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说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是我国揭开法律神秘面纱、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开端，那么由“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反思则让我们认识到良法之治和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只有全社会都能做到对良好法律秩序有足够的敬畏，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能让“秦孝公难题”得到彻底破解。

（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汤勤福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人民日报》（2016年3月25日）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嬗变。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大博物馆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文化遗产“用户体验”，利用诸如VR技术、虚拟空间技术等生成逼真、实时、三维虚拟场景，强化展览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和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文化精神。故宫博物院等富集文史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基于传统文化“IP”，通过与游戏、动漫、影视、文学以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器物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人们争相体验的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截至2017年底，故宫文创产品已突破10000种，文创产品收入达15亿元。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最终呈现出既具备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的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韩愈论道德修养

韩愈认为统治人才需要具备德与艺两方面的条件。从两者的内在关系看，德是艺的思想基础，艺是德的体现手段。德是比艺更为根本的条件。如文学写作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道德修养是文学写作的根本前提，“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因此要像古代伟大作家一样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以道德修养为根底，才可能有光辉的文学作品。韩愈在教育实践中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

韩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性，基本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准则。五项之中最主要的是仁、义两项。仁、义是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人有没有道德，其区别就是看他存仁义或弃仁义。仁义并非高不可攀的目标，只是实行对人类的博爱而已。道德教育以仁义为核心，有道德修养的人，必定是“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

韩愈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前人的道德修养理论，总结自己的修养经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养要则。“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主张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协调自己与别人的关系。要协调关系，对自己的要求应当全面而严格，以鞭策自己不懈地提高道德修养；对别人的要求应当宽松而简单，别人也就乐意为善或改过从善。而现实的情形恰好相反，一般人对别人的要求苛责严厉，对自己的要求则很低很少。他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做了分析，认为根源是怠和忌，怠者对自己没有要求，不能提高品德修养；忌者害怕别人的品德修养获得高度评价，而对别人进行诋毁。韩愈关于责己和待人的思想，是孔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思省自勉”，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从主观上提高认识，需要个人认真深入地反省思考。他在《进学解》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德行的成就在于认真深思，毁坏就在于放任自弃。因此应当经常与道德规范进行对照而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不合仁义规范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当感到后悔，防止再犯。他认为在道德面前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不成为君子，便落为小人，一切都取决于自己。“贤不肖存乎己……存乎己者，吾将勉之”，要在主观上保持一种上进心，勉励自己成为道德修养高的人。“知过能改”，韩愈认为对待过错也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过错不仅是已经表现出来的言或行，没有表现出来的心思不也正是一种过错？他说：“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有些人犯了过错已有认识，对改正错误持什么态度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较积极的态度应是勇于改过，改过是为了不再有过，应该受到赞许。

（摘编自《中国教育思想史》）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1)我们的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2)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让道德腐败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3)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是超越了狭隘理智的信仰!

(4)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太太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5)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捡到几千元钱后上交了，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答应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有毛病”。

(6)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好行为也很难。

(7)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8)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9)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10)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的”最流行的通称。

(11)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12)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学校，便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13)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