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师的较量

01.16年前

16年前，黄江一中就是国家级的重点中学了。黄江一中有两个风格迥异的老师，一个是黄老师，一个是文老师。

黄老师40多岁，面目和善，举止儒雅，书也教得中规中矩。文老师20多岁，思想解放，教学方法新潮，颇有一股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

高三年级一共有8个班，一班二班是重点班。黄老师是老资格的高级教师，学校自然把一班交给他把关。

那么二班的班主任让谁担当呢？就在学校领导权衡比较的时候，文老师主动请缨。但校长怎敢轻易地把二班交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

这个时候文老师说：李校长，我有绝对的信心带好二班。这样吧，我先给自己断条后路，如果明年的高考中，二班比不过一班，我引咎辞职——不是辞班主任这个职，是辞我的公职。于是，校领导破例让文老师做了二班的班主任。

02.开学了

两个班主任走马上任，按照惯例，第一节课是班会。

黄老师面目慈祥地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希望大家努力学习，把握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

当然了，如果高考失利，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们照样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二班的学生走进教室时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座位都被指定了，座位上贴着写着姓名的纸条，教室前排放着一辆轿车模型，后排放着一辆自行车模型。

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定，文老师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家，突然他指着最后一排和最前一排的两个学生说：余强、林可，请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余强骑着自行车，和开着大奔的林可在高速公路上相遇，那么，谁应该让给谁路？余强和林可都直溜溜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

因为高速公路是为汽车修建的，你，余强一个骑自行车的没有资格在这条路上奔跑。

显然，骑自行车的是在高考中的失败者，开大奔的是高考中的胜利者！

当然，如果你想坐到前面，离这辆大奔近点，你就必须战胜一个个对手，让他们灰溜溜地坐到后排的自行车旁边。

03.高考

一晃，两个学期过去了，高考如期来临。

高考结果出来后，黄老师蔫了，文老师笑了：二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一班，全班56人，55人达线，惟有余强一个人名落孙山，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有32个人，而一班虽然也只有高超一个人落榜，但达重点线的只有20个人。

但黄老师还是不服气，他忧郁地望着文老师说：一切都还没有完，几年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文老师冷笑一声说：我坚信，二班的学生在校园里可以打败一班的学生，走到社会上，依然可以打败他们，因为我传授给他们的是一种理念。

04.11年后

他和黄老师已经忘记了当年约定的比试。可那届学生毕业10年的聚会，又让他们想起曾经的较量。

相聚的日子里，二班的毕业生大出风头。不少人都是开着大奔来的。林可已官至副县长，陆彩霞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梅林读了博士后，也专程从美国赶过来。

而一班最大的官杨柳，是某报社的编辑部主任，发小财的有几人，真正意义上的大款一个也没有，不少同学是骑着自行车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

05.16年后

时光如流水，一晃5年过去了，又到了同学们聚会的日子。

二班的学生中，有三个人没有来，一个是林可，身为副市长的他，现已被拘留审查。第二个是陆彩霞，她因为窃取另外一家公司的核心技术机密触犯了法律，进了监狱。最后一个是余强，连个大奔的司机也没有混上，他焦虑他愤恨，终于他的精神崩溃了，住进了精神病院。

一班有两个人没有来，一个是杨柳，年初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记者，因为曝光一个黑社会团伙，被人暗杀，以身殉职。

第二个是高超，去年，德国一家自行车制造公司看中这个技术精湛的修车匠，高薪聘请他去了德国，做高级技工，天高路远，他实在没有时间飞回来聚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聚会散后，文老师仿佛老了10多岁，他垂着头坐在那里，乱发遮盖了他苍白的脸。

黄老师坐在他的对面，无声地望着他，沉默了一会儿，黄老师说：文老师，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英雄，平和的生活和工作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状态。

我更想说的是，英雄不是建立在将对手踩在脚下的基础上——英雄不是打出来的。

文老师抬起头，已是泪眼婆婆。

选自《2019小小说》，有改动，作者贾邵春。

黑骏马（节选）

张承志

那时，父亲在这个公社当社长。他把我驮在马鞍后面，来到了奶奶家。

“额吉！”他嚷着，“这不，我把白音宝力格交给你啦。他住在公社镇子里已经越学越坏了。最后，居然偷武装部的枪玩，把天花板打了一个大洞！我哪有时间管他呢？整天在牧业队跑。”

白头发的奶奶高兴得笑眯了眼。她扔给父亲一个牛皮酒壶，然后亲热地把我揽进怀里，啧地一声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亲得头皮那儿水滑滑的。我使劲挣出她油腻 的怀抱，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身边，于是慢慢蹭到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一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旁边。她望望我，我望望她；她笑了，我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打听道。

“索米娅。你是叫白音宝利格吗”她的嗓音甜甜的，挺好听。

父亲喝足了奶酒，微醉地扶着我的肩头，走到外面去抓马。我快活地跑着，捉住父亲的铁青走马，使劲解着皮马绊。

“白音宝力格！”父亲一把扳过我的肩头。我看见他满腮的黑胡子在抖着。“孩子，从你母亲死掉那天，我就一直想找这样一个人家……你该知道我有多忙。在这儿长大吧，就像你的爷爷和父亲一样。好好干，小牛犊。额吉家没有男子汉，得靠你啦。要像那些骑马的男人一样！懂么？”

“骑马？”我向往地问，“我会有自己的马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答道：“当然。可是要紧的是，你不能在公社镇上变成个小流氓。”

这样，我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我学会了拾粪，捉牛犊，轰赶春季里的带羔羊；学会了套上犍牛去芨芨草丛里的井台上拖水；学会了用 自己粗制滥造的小马杆套羯羊和当年的马驹子。草原那么大，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玩得痛快。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父亲骑着铁青走马下乡时，常常来看我，但我已经不愿缠他，只要包门外响起牛犊偷吃粮食或是狗撞翻水桶的声音，我就立即丟开父亲，撞开门出去教训它们。有时父亲正在朝我大发指示，我听见索米娅在门外吆牛套车，立即就冲了出去。

当我神气活现地骑车在牛背上，驾着木轮车朝远处的水井进发的时候，回头一望，一个骑铁青马的人正孤零零地从我们家离开。不知怎么，我心里升起一种战胜父亲尊严的自豪感。我已经用不着他来对我发号施令了。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挺直身子，顺手给了犍牛一鞭。

十四年前是羊年：我和索米娅都十三岁了。

十三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头，过年的时候，奶奶给我和索米娅都穿上用牛粪烟熏得鲜黄的、花边鲜艳的新皮袍。我们套上牛车到处去串门，因为是我们的本命年，所以牧人们照规矩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礼物。索米娅高兴地数着自己的礼物，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花手巾、瓷茶碗。而我，却不免开始有了一丝感慨：在这样重要的节日，我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牛车去串门。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索米娅安慰我说：“别急，会有的。奶奶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牛放。那时你就有整整无匹乘马啦。”

“哼！两年！”我愤愤地朝她喊道，“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

没想到，事情变化得那么快。

春天，清明前几天的一个夜里，刮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风雪。整夜我们都缩在皮被里，挤在奶奶身边，倾听着嗷嗷的风吼声、包顶咔咔的摇晃声和分辨不清的马群的驰骤。奶奶不安地拖长了声说：“唔，马群被风雪抓跑啦……唔，怀驹的骒马要死啦……”

第二天清晨，奇迹出现了！

我和索米娅使劲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后，突然看见，在我们包门外站着一匹漆黑漆黑的马驹子。远处依然在刮着白毛风的雪坡上，隐隐可以望见一匹黑骒马的僵尸。

我们惊叫着，又牵又抱地把马驹拉进了包内。它害怕地睁着泪汪汪的眼睛，四肢弯曲着，靠着毡墙打颤。炉火烤化了它身上冻硬的毛片，愈发显得漆黑闪亮。

奶奶连腰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袖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怀里。她一下下亲着露在她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絮叨叨地说着一套又一套的迷信话。她说，这黑马驹很可能是神打发来的。因为白音宝力格已经到了骑马的年龄。白音宝力格是好孩子，是神给她的男孩，所以神应该记着给白音宝力格一匹好马。如果不是这样，有谁见过骒马在风雪中产驹冻死，而一口奶没吃的马驹子反而能从山坡上走下来，躲到蒙古包门口呢？她还说，她一辈子见过多少马驹子，可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看来，把这马驹子养活喂大，是神打发她这把老骨头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事啦……

晚雪尚未化尽，山野还是一片斑驳。每天，黑马驹喝了一小桶牛奶以后，常在柔软的草地上挺直脖颈，轻轻跃起，又缓缓卧下，久久地凝望着山峦和流云。我和索米娅在山坡上拾粪回来时，总喜欢鼓起腮，尖尖地打个唿哨；或者拖长声音喊一声“嗬——依——”黑马驹会像灵巧的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躲闪着它害怕的马莲草丛和牛粪堆，用那让人心疼又美丽无比的步法飞一般朝我们奔来。我们则扔下筐，帮它把弄脏的黑皮毛擦净，把歪了的红布护身符挂正，把我们省下来的月饼块、红糖、油果子，一块块地喂给它吃。远处，奶奶飘着一头银发，勤奋地忙碌着，挤奶栓牛犊，像是为着一项神圣的使命。小马驹加入了我们的家，我们四个愉快地生活着，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的无限乐趣。

《兵家列传》节选

文清丽

轮到二哥了，他厚厚的嘴唇仍紧闭着，黑红的皮肤使他显得比大哥年纪还大。

儿子握着手机说：“我搜了下，网上有二舅的事迹。二舅，你喝醉酒了上树唱秦腔，这事是真的吗？”

“网上东西，信不得。”大哥摆摆手。

抱着肚子靠在椅背上的二哥笑着说：“是真的。”

“怎么回事，二哥，给大家讲讲。”我说。

“那时我在兵站部当政委，要过春节了，到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兵站去检查工作。有个小战士想家，哭个不停。我把他叫到跟前劝了半天，他还是哭。我说你想家，我也想爹娘，你看你穿这么少，喝些酒，暖和。他喝了几口，话就多了，竟把我灌醉了。我摇摇晃晃走出院子，看到一棵杨树，在高原上种树可不容易。树长得那么高，那么俊，我不知怎么就喜欢得爬上去了。那晚月亮很圆，很亮，我想起了爹妈，就唱起当时在我们高原部队流行的歌曲：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儿却说这里是献身保国的地方……我在树上唱，官兵在下面唱。”

“这事不能写进书里，一个军职干部，喝醉上树，不像话。”大哥皱着眉头，打断了二哥的讲述。“我记得一九九八年春节前夕，西藏那曲、阿里、日喀则等地遭受了特大雪灾，大年初一，你带着一百零三台大吨位运输车，翻山越岭给灾区送去了千余吨救灾物资。山沟被雪填平了，公路被雪覆盖着，哪里是沟，哪里是路，只能凭借山的位置来判断。快到唐古拉山了，汽车发出沉重的喘息，后边的车辆陷进了雪坑，你与战士们跳下汽车，用脸盆、铁锹铲雪开道。饿了，大家就啃一口压缩饼干或嚼一口方便面；渴了，就吃一把雪；困了，就裹着皮大衣打个晚。五天五夜后，一百零三台车终于把物资送到了灾区。”

我低头记着，一抬头，二哥不知何时出了屋。二哥从屋外进来时，带进一股风，虽冷，却让人精神为之一爽。

姐道：“二哥是十六岁到青藏高原当兵的。刚当兵时给家里来信说，当兵太苦了，喝的水里面有虫，山上四季积雪，不能感冒，少氧气，嘴唇都发紫了，好多战友脱头发，掉眉毛，手指甲凹陷。如果得病，基本就没命了。爹让上小学的我写回信说，问你二哥是不是就他一个人当兵？要是还有别人，让他紧跟着队伍，拉着战友的后襟，就不会从山上掉下来。此后，二哥的信里不再提让家里提心吊胆的事了。”

“我无法想象二哥当年当兵有多苦。一九九九年，我跟随作家们到青藏高原采风，适逢二哥在格尔木大站检查工作，那时他是大校政委；规定到医院体检合格才能上线，我说我身体好，不用查。二哥当时脸就黑了，说：‘快去！上高原，可不是闹着玩的。’

二哥坚持送我们过了反应强烈、最难走的五道梁兵站后，再三叮嘱我不能跑，注意别感冒，一到拉萨马上给他打电话。车一过唐古拉，我头痛欲裂，想起了二哥说他们头疼就用背包带扎紧头，一试果然好受些。我们边走边吸氧，随行的一位作家哭着要给家人写遗书。到了拉萨，我给二哥打电话。三十年啊，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气温零下六摄氏度，大部分地段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一半的两千公里的青藏公路上，近二百次翻越‘生命禁区’唐古拉，哥呀，你是怎么过来的？二哥当时嘿嘿一笑说：‘难道你没有细看美丽的可可西里草原，没看到云彩下的楚玛尔河有多漂亮，还有那连绵起伏的雪山和湖泊，还有一辆辆的军车把物资运送到西藏，这些比起那些苦，你说值不值？’”

我刚说到这儿，二哥纠正道：“我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词是你们作家编的。”

二哥提了少将，就在我们全家欢呼祖辈都是农民的家里继大哥之后又出了一位将军时，军队改革，一纸命令，二哥所在部队集体转业地方；一天晚上二哥喝醉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告别军旗时，所有的人，无论白发苍苍的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哭了。”

二嫂说：“你哥离开了部队，就像丢了魂儿，好多天都没笑脸。现在退休了，每天清晨在跑步机上跑一小时，然后又做三百多个俯卧撑；我说岁月不饶人，散散步、走走路就可以了。他置若罔闻，做完任务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看战争片，谁也不让打扰；小外孙撞开门，缠着要坐火车，他弯下腰，让外孙骑到他背上，说：‘准备好，火车马上出发，下一站，青藏高原……。’”

照相师

王往

照相师来了，女孩们激动起来。

寻找焦点的人，首先成了焦点。

瞧他那一身打扮，大波浪的披肩发，直筒裤子，尖头皮鞋，花格衬衫，套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背心，要是村里哪个小伙子装扮成这样，不被人说成“土流子”才怪呢。可是他这样装扮，村里人觉得理所当然，要知道人家是照相师呢，胸前吊着的相机为他的职业做了证明、村里人不会用“艺术气质”这样的词语，但是他们知道持有相机的人，应该不同凡俗，异于常人。人们或远或近地看着他，想象着自己或者某个亲人的面容，仿佛他的到来是为了提醒记忆里的一些事物。

女孩们是他的主要顾客。她们奔走相告：照相师来了！照相啵？

啊？在哪儿？听到消息的女孩先是惊喜，然后故意掩饰自己的激动：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你先去吧。

传达消息的女孩当然知道对方心理，一个劲催：还不快收拾，照相师说走就走了。

照相师不会那么快就走，他那个在城里的家等着他用按快门的方式换来温饱。

他不会白等。女孩们一个一个站到了他的镜头前。有单个的，有合影的，也有抱着孩子的，也有搀扶着老人的。

在村里照相，人们要放松得多，他们不用正襟危坐，没有面对陌生人的羞怯。这也是照相师选择下乡的原因，他每次都能有可观的收入。他调着焦距，变换着姿势，寻找最佳角度，捕捉人们最自然最生动的表情。他知道快门按下的瞬间，美与梦想将定格为永恒。他还知道，对一个照相师来说，拍摄人像看似容易，却是最有难度最显功力的艺术；每一个表情里都有内心的语言，都有被拍摄者的性格，光与影的交汇就是对一个人内心的呈现。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还是出于生意的原因，他都不敢马虎一点儿。

当他将冲洗出来的照片交到人们手上时，人们会左右端详，如果再夸赞几句，他就觉得极有成就，人们为什么通过瞬间保留下来的自己，感觉自己的存在？这实在是很好玩很让人思索的问题。是不是人们将某种梦想寄托在了照片上，觉得那个照片上的人是另一个自己？

照相师也遇到过不喜欢照相的女孩。

盐码村的女孩小茴就不喜欢照相。小茴家门前有几株月季，村里的女孩都喜欢以她家的月季为背景照相，人家一来，小茴就悄悄地溜了。

那一天，照相师进村不久就下了雨，他慌乱中来到了小茴家的瓜架下。小茴和她母亲从地里匆匆回来了，赶紧开了门，叫他去屋子里。

他发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女孩其实很好，热情善良，她给他拿来干净的毛巾擦水，给他倒上热腾腾的茶，冒雨去做豆腐的人家打来了豆腐，让他不要过意不去，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吃饭时，照相师发现，小茴的左眼眉梢上角隐藏着一个米粒大的疤痕，不是很深，并不显眼，他想、小简不爱照相，是不是因为这个细小的疤痕呢？

吃了饭，雨也停了，照相师说，我给你们照张相吧？

母亲笑笑，看着女儿。

小茴低头不语。

照相师走到月季花跟前，摘了一朵，对她说，我给你照一张拿着花的照片，保证好看，小茴的眼角里放出了惊喜的光芒。

她站到月李花跟前，将那朵被雨水润得更显明艳的花举了起来，花朵遮住了她四分之一的脸庞，露出了忧伤而又憧憬的表情。

照相师感到了一种别致的美，神秘，梦幻。他轻轻按下了快门。

接着，他又给小茴的母亲照了一张，还给母女俩照了合影。

几天之后，照相师送来了照片，小茴扫了一眼，就很快收了起来。照相师笑笑，说你是我拍到的最好看的女孩

小茴的脸红了。

照相师又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看，知道这是谁吗？

小茴盯着照片上的女子问：是谁？

照相师说：我对象，她腿有残疾，但是人很好，性格开朗，头一次见面，她就把我吸引了。

真的很漂亮！小茴笑着点头。

照相师说：我们明年想开个照相馆，等你有了男朋友带去我那里合影啊，我免费！

小茴的脸又红了。

照相师笑笑，说我走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小茴已经不见了。他知道她一定躲到屋里欣赏自己的照片去了。

其实他的妻子并无残疾。他为这个临时想出的谎言默默地抱怨了自己一下，算是对妻子的歉意，然后大声吆喝起来；照相啦，照相……照相啦……

（选自《百花园》2016年第3期）

命若琴弦

史铁生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

这正是说书的旺季，老瞎子领着小瞎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紧走。老瞎子心里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

这天晚上，在野羊坳说书。书正说到紧要处——“罗成回马再交战，大胆苏烈又兴兵，苏烈大刀如流水，罗成长枪似腾云，好似海中龙吊宝，犹如深山虎争林。又战七日并七夜，罗成清茶无点唇”。老瞎子把琴弹得如雨骤风疾，字字句句唱得铿锵。小瞎子听见那小妮子兰秀站在离他不远处尖声细气地说笑，却心猿意马，手底下早乱了套数。

终于弹断了最后一根琴弦，他几乎是连跑带爬地上了野羊坳，回到小庙里。

“明天我就去抓药。你就先留在这儿，我用不了十天就回。”蛇皮剥开了，老瞎子从琴槽中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小瞎子把那药方放在手里摸了一会儿，也有了几分肃穆。“你师爷一辈子才冤呢。他本能弹够一千根，可他记成了八百，要不然他能弹断千根。”天不亮老瞎子就上路了。

……

若不是还想着他的徒弟，老瞎子就回不到野羊坳。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个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就是一张无字的白纸。

老瞎子的心弦断了，现在发现那目的原来是空的。老瞎子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了很久，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在熄灭。他整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一天天迅速地衰老。

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直到忽然想起了他的徒弟，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可那孩子在等他回去。

他想自己先得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前面明明没有了目标。

他一路走，便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

“您别死，再活几年，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可是他又想：能把一切都告诉小瞎子吗？老瞎子又试着振作起来，可还是不行，总摆脱不掉那张无字的白纸……回到野羊坳时已经是冬天，小瞎子已经走了些日子，村里人都说是在兰秀嫁到山外去的那天，老瞎子心里便一切全都明白。

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

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哀。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他已无力反抗。

“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地弹吧。”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见了？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

“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老瞎子现在才弄懂了他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

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张无字的白纸……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选编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有删节）

白银那

迟子建

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来了渔汛。人们彻夜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打捞。渔汛中的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面上灯火斑斓，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渔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连续不断地上网就力量倍增。

渔汛的第四天发生了一桩怪事：马占军夫妇结束捕捞活动，进城办货去了。马家开了家个体食杂店，进的都是俏货，把国营店都挤黄了，他家卖的货比别的村镇的同等商品价钱高出许多。人们一直以为即使渔汛过去了，他们也会守着江再过一夜。

鱼汛持续了一周后，连绵的春雨天气来临了。鲜鱼不及时腌上就会腐烂，人们盼望着鱼贩子早日到来，不然这些鱼就会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

几乎每年都有鱼贩子乘车而来，可是不管他们出多么高的买价，人们也无法献上一条鱼，而今年来了这么隆重的渔汛，鱼贩子却似乎是还没有闻到一丝腥味。

乡长当夜吃完饭就守着一台老式电话机往外拨电话，想联络鱼贩子快来，可是话筒里没有丝毫蜂音。也许是电话线路出了故障，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狂风、暴雨和雷电常常使线路受阻，有时他们十天半个月也同外界联系不上，成为一座孤岛。

马家夫妇回来了，拉着满车白花花的盐。马家将原来八毛一袋的精盐涨到了三元五一袋，将原来一元二角一袋的大粒盐涨到了五元钱一袋。每家每户都需要买上十几袋盐，鱼没卖出去一条，却要掏出几十元钱来买盐，谁能咽下这口气呢？可是公家的商店一粒盐也没有，去外地买盐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回来。人能等得起，鱼却等不起。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渔汛的高潮中马家人就出去办货。

乡长一觉醒来后发现妻子卡佳不见了。

“你们谁看见卡佳了？”

“你都看不见，我们上哪儿看见她？”

“这娘们儿爱鱼都爱疯了，她肯定为盐去找马占军了。”乡长说。

乡长走到马家时灰蒙蒙的天色已经转换成银白色，马家的屋子亮着灯，马家夫妇眼眶乌黑，面上的疲惫之色格外明显。

“卡佳来过吗？”马家夫妇摇摇头。

“卡佳不见了。”乡长觉得心凉了半截。

“你知道她从来不上这里来的。”马占军说，“她能去哪里？”

“她爱鱼爱得要疯了，白银那的人爱鱼都爱得要疯了。”乡长激动地说，“卡佳要去哪里肯定是为了鱼。”

马家媳妇忽然哭了：“这盐价还是落下来吧。”

“女人见识！”马占军喝斥一声，“你忘了当年求爷爷告奶奶借钱治病的那滋味了？我忘不掉！”

“那你就记着，带到棺材里去吧。”乡长回敬了一句，走出门来。

乡长走在白银那被鱼腥气笼罩的小巷里，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一声：“见到卡佳了吗？”而别人的回答总是：“还没来鱼贩子？马家的盐价落没落呀？”

人们最后在山里发现了卡佳，她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脖颈处鲜血淋淋。在她身边，一只桶倒了，另一只桶却仍然端坐着，扁担折断在脚畔，看得出她曾用它当做武器来抵御黑瞎子的袭击。一桶冰块在熠熠闪光。

“卡佳原来是去背阴山坡的岩洞里取冰块去了。”乡长痴痴地说，“她怕鱼烂了，她想用冰块来保护鱼，鱼，”乡长哆嗦着双腿嘶哑地说，“我要把马家食杂店给砸烂了，我要把这林子里的黑瞎子统统杀光！”短暂的寂静后，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卡佳——”的呼喊，山林中回荡起一个男人沉痛的呜咽。

所有白银那的人在早晨起床后都在自家门口发现了盐。

就在大家对盐议论纷纷的时候，乡长的儿子赶回来奔丧了。他说在半路上遇见了马占军，他正吊在半空的树上接电话线。

乡长的儿子噙着泪水进屋了。人们以为他会跪在母亲的灵前痛哭一场，但乡长的儿子让人们失望了，他进屋后坐在炕沿前一言不发。

 葬礼很隆重，白银那能走得动的人都来送卡佳。当乡长的儿子摔过丧盆，扛起灵幡在棺材前面准备送他母亲上路的时候，马占军夫妇突然出现了。

“你们来干什么？”乡长的儿子走到他们面前。

“我们来送送卡佳。”马占军说这话时哆哆嗉嗦的，他手中提着的纸鱼也随之哆嗦不已。

已经明显消瘦了许多的乡长这时忽然走到人群中央，他清了清嗓子，突然大声说：“我要在卡佳上路前说上几句话，大家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开始时我也想给她报仇。”他面向儿子说：“你的举动我也看出来了，你裹了汽油弹，可是你妈妈最不喜欢在别人认错后还怪罪人家，我也是一样。昨天早晨我们已经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盐，掐断的电话线也被接了起来，所以我把话说在头里，任何人也不能再对马家人采取报复行动。”他再一次针对儿子说：“尤其是你，你妈妈向来是与人为善的。”

马占军夫妇不由得号啕大哭。大家也随之哭起来。山上绿树蔽天，小鸟因为受了惊扰而盘桓着在树梢呜叫。

（有删改）

灯如红豆

侯志明

①纪昀有言：“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是的，不止一次。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我们家姐妹五人，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都品尝过生活的艰难。别的不说，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

⑤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

⑥年年如此。

⑦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它不但比我家原有的那盏灯好看，而且也明亮。更主要的是它有个调整亮度的开关。这是父亲做了生产队会计，村里给买的。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

⑧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⑨1982年，我上了高中。虽然那时学校有了电灯，但晚上是要定时关灯的。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我也不例外。上了三年高中，如果说有几件东西是不能离开的，那么，这盏小油灯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当笔中的墨水冻得不能写字时，是这盏灯帮我融化。假如不曾有小油灯的陪伴照耀，我想在我们那个连老师都配不齐的学校，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上大学的。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从那天起，我似乎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⑩四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迁，照耀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启迪。

⑪其实，“灯如红豆最相思”的上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书联系起来的纪昀，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也许这是我思念灯的又一缘由或写完这篇短文后的意外收获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9日，有删改）

父亲的口琴

杨献平

①2005年与妻儿再次回到南太行老家，初夏山野，翠绿妖娆。父亲拉开抽屉，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黑色的布包，一层层打开，捧出一只口琴。手牵着儿子，到树影斑驳的院子里，坐在一块红石头上吹奏。我大为惊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也不会想到，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竟然懂得音乐，用嘴巴吹出美丽的声音。

②母亲说，父亲给村里放羊的时候，时常带着那只口琴，坐在山坡上吹。我想，那情景要是到了诗人眼里，一定是：青草浩荡，辉映天空，群山连绵，犹如屏障。可爱的羊只似乎飘动的云朵，父亲的姿势像是一尊鲜活的雕塑。口中琴声漫过岩石及其苔藓，草尖和悬崖下的阴影，乃至河谷间淙淙流水与鸟雀们的翅膀。

③然而，父亲坐在山坡上的样子未必具有美感，琴声未必那么轻盈。那些羊只并非洁白，而是黧黑。河谷间早就没有了流水，鸟雀们的飞翔是为了生存觅食。那时候的父亲，也不过是为了生计。

④那时候，父亲吹着，儿子在一边听，一会跃跃欲试。我在旁边看着，蓦然觉得了父亲的丰富。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与高雅美妙的音乐发生过如此紧密的联系，竟然在无人处用一只口琴倾诉内心，排遣寂寞。

⑤父亲吹了一首我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好像是山西民歌。儿子抢过来，呜呜地乱吹一会儿，又给了父亲。父亲说，听爷爷给你吹。说完，便吹起了《朝阳沟》片段——我听得入迷，站在当地，不知是感动，还是惊诧，热泪一下子冲了出来。

⑥我想我一定被什么捕获了。长期以来，在我心里，父亲只是一个木讷、本份、孤独、苦难的农民，一个在山野之间劳作大半生，在苦难的风雨中只知道忍耐和吞咽的人，怎么会有如此的雅致兴趣和爱好呢？我可能真的小看甚至漠视了父亲，漠视了他作为父亲和农民之外的一切，比如他的内心精神和思想要求，比如他在苦难生活中某些自发的“消解”压力与悲怆的能力与智慧。

⑦当吹奏之中，除了喂鸡的母亲，一家人都静默无声，站在院子里，父亲的远处和近处，满脸的惊异、欣喜和感动。一曲终了，妻子走到父亲身边，说爸你吹得真好。还教三岁的儿子鼓掌。我看着他们，情绪激越。父亲听了，咧开嘴巴，抖着胡须，呵呵笑了出来。

⑧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消失不见，瘦削的父亲看起来年轻了许多。我请父亲再吹奏一曲。父亲想了想，又甩了甩口琴，双手捧住，吹起了《梁祝》中“化蝶”那一节，乐声起落不止，悲怆与挚爱，绝望与生死，令人寸断柔肠，内心惊雷横冲，思维如潮水奔淌。而到最后，音乐忽然平缓，如乘青草沿坡下滑，如冰层暖流，如泉水浸岸，风吹花开。

⑨再一次全场宁静，鸦雀无声，就连不停狂追母鸡的公鸡，苹果树和椿树上鼓噪的蝉，路口的家狗，也都若有所思，静默如斯。我情不自禁地鼓掌，然后是妻子、弟弟和弟媳妇，两个孩子也都学着我们的样子。一时间，父亲被我们的掌声围困，虽然不大，但很整齐，虽然稀少，但很热烈。

⑩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低了下脑袋，然后又把口琴甩了甩。摸出一根香烟点着，把手中的口琴向他三岁的孙子递来。儿子似乎接住，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放在嘴巴上，鼓着腮帮，却吹不出声音。父亲站起来，说这样那样才能吹出声音。

⑾几天后，父亲的那只口琴一直被孩子当作玩具，想起来吹下，想不起就当成了砸核桃的锤头。父亲看着，也不说什么，咧嘴呵呵笑。有时候帮着孩子们摘核桃和苹果，烧板栗，捉知了和刚出窝儿的小鸟。父亲的口琴，有时候被放在泥地上，锅台边，院门外，门槛上，沾上黑垢，灌了沙子。

⑿我们就要返回西北的头天晚上，父亲坐在灯下，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用毛巾擦拭那只口琴，偶尔抬头看看两个在炕上玩耍的孙子孙女，防着他们不小心摔下来。夜深的时候，在妻子建议下，父亲又给我们吹了一曲，竟然是腾格尔的《父亲和我》。这叫我们惊诧莫名。父亲坐在炕沿上，嘴唇不住挪动，像是舞蹈。夜色浓郁的乡村黑夜，父亲的琴声悠扬散漫，洋溢着一种催人泪下的哀伤和亲情。我和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泪，看着专注的父亲，觉得了惭愧和不安。

⒀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父亲母亲送我们上车，我使劲抱了抱父亲。父亲没吭声，也没回抱我。车开走的时候，父亲只是脸色忧郁地看看我们，站在原地，哈着腰，不住地挥手。

留贼

蔡测海

①家不是店，常有客来。

②湘鄂川黔交界地，无店，只些稀稀落落的人家。有路上人，恰好在谁家门前天黑路断，叫一声东家，摇一下柴扉，进去就算这家客了。鼎锅里添一瓢水，加一捧老玉米面，多双筷子多个碗，对客人说一声对不住，就这伙食。晚上在老玉米壳中扔一条被子，猫一夜，天亮开溜上路，房钱饭钱不计，一切是主人家的日常生活而已。

③记起岭上的月亮和坳口的太阳，那时光很静，又似很久远，我分明才从那日月里出来。母亲的节俭和父亲的辛劳营造了一栋木楼，座西朝东，天天最先迎接太阳。日头下，木楼金碧辉煌，木门常年敞开，屋内也四季金光灿烂。

④正月初四，刚过大年，门口站了一个很疲倦很褴楼的男人，他身后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小女孩穿得很干净，梳一对小羊角儿，很瘦，一双眼睛很大，但充满惶惑和敌意地望着我。我将这父女俩让进屋，对我娘喊：来客啦！

⑤娘拿出好吃的给他们父女俩吃。女儿只吃，不说话。那父亲眯着双眼，左脸上一道月牙形的伤疤，把络腮胡子断开，右脸只有浓密的络腮胡子，他一口川音，说是四川秀山人，那脸相不好看，那双眼睛又细又贼溜溜地转。

⑥那天晚上，我娘将那父女俩安排在草楼上睡，那儿算是客房。过路的木匠、篾匠、草药匠、算命的、补锅的都在那儿睡过。那儿有一条好看的被子，被面是有名的西 朗卡普，母亲的陪嫁，她自己亲手织的，五色真丝，被里是经常拆换的干净被里。许多客人都记得那西朗卡普上的花卉图案，那是一件界上人的艺术珍品。除了客人，我是不能享用那条被子的。

⑦正月初五早上，我娘做好早饭，油茶、炒米、糍杷、蜂蜜，人家一路上疲倦，让那父女俩睡一会儿，迟迟才叫我请客人吃早饭。我先在楼下叫，然后顺着木梯爬上草楼，一觑，客不见了，那条被子也不见了。

⑧报告父亲，父亲没去看，便说，吃早饭吧。我们一家便闷着头吃饭。

⑨父亲对母亲说，算了，就算我们先前欠了人家的，抵债了。再说，也该换床新被子，那被子老了。

⑩母亲噗哧一笑，说，你以为我心痛那条被子？我愁有客人再来没盖的。

⑪天黑，我舅舅和一个木匠把那做贼的父女扭到家里来了。原来，那人偷了我家的被子去换粮食，换到我舅舅家里。那人拿了一条被子对我舅舅说，这条被子换十斤包谷籽，我舅舅便换下了那条被子。正巧在我舅舅家做活的木匠认出了这条被子。他对我舅舅说，我认得这被子，这是你姐姐家客房的被子。一追问，便把那父女当贼子扭回来了。

⑫我舅舅对我爹说：“姑爷，他偷了你家的被盖。”我爹使劲咳嗽一声，说：“这被子是我送给这父女俩的，大冷天，怕路上不方便投宿。”那木匠摇摇头，舅舅很生气地走了。为此舅舅好久不理我父亲，觉得我父亲对不起他，是个很可恼和可耻的人。养贼比贼还可耻。

⑬父亲一直吟叨着要置一条新被子，但一直没能够。父亲年岁日渐大了，腰腿出了毛病，上坡下坡，一步一顿，一顿一吭声。

⑭父亲就是这样一步一顿，一顿一吭声地上坡下坡到三十里外的小镇上卖小猪仔，卖旱烟叶，支撑着让我念中学。这世界上有许多读书的和写书的，差我一人一定不算缺少。但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唯一的。像父亲种瓜，别的许多人也种。但他总是要让自己的瓜长得好，长得大个儿。

⑮到我大一些岁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来了个络腮胡子左脸有个月牙形伤疤的人，那眯缝眼让我记起他是谁来，他带了一些糍耙和一只熏猪腿，身后跟着一个羞答答 的大姑娘，蓝花花衣青布白底鞋，长辫子。那女孩的爹对我爹说，把他的女儿送给我们家做儿媳妇，要和我爹认亲家。我娘说：“你那么娇嫩的女孩子，嫁到这界上连水都没的喝，哪行？”我觉得娶媳妇很好玩，要点花炮燃蜡烛，那只是别人做着好玩的事，而我去做就极羞耻，跑到姐姐家躲了几天，那父女俩终于走了。我娘对我说：“人家姑娘也不是老虎，你跑什么？”

⑯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是怕虎的。我娘那床陪嫁被子，终是没换回那个漂亮的儿媳妇来。

⑰只是我娘再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便望一望我，望一望我就笑。

⑱我娘一笑，我心里就翻出一堆事来。

（选自《湖南文学》1992年第6期，有删改）

1935年的羊

徐建宏

找到学校，老旺看见曹老师正在巴掌大的操场上给学生们布置下午上山打柴的事。冬天的阳光把曹老师的脸照得暖洋洋的。山里太穷，孩子们读不起书，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山上打些柴，然后到镇上卖了弄点钱。老旺看到自己的孩子狗娃一狗娃二也在中间。

等学生散了，老旺急忙把曹老师拉到一边，哆哆嗦嗦地从破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大概是午后的阳光显出了力量，曹老师注意到老旺的额上微微出了点汗。老旺说:“曹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写的啥?”

曹老师疑惑地打开布包，从里面露出一张缺角的纸条。由于年深月久，纸条已经清黄不堪，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细洞。曹老师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瓦村邢元富家羊20只，俟革命成功后以两倍奉还。此据。

红军指挥员叶××

1935年10月25日

曹老师抬头看看老旺，此刻老旺的眼睛像两把钳子钳住了他，曹老师说:“老旺，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

“俺家的一个破墙洞里。”老旺急切地说，“上面写了些啥?”

曹老师莞尔一笑说:“邢元富是你家什么人?”

“俺爷爷哪。”老旺说，额上的细汗已经变成了颗粒。

“老旺，恭喜你啊，”曹老师一巴掌拍在老旺的肩上说，“你家发财了。”

消息从这天午后开始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整个瓦村,到黄昏时老旺家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没有谁对老旺怀里的40只羊持怀疑态度。整个瓦村似乎隐隐听到了从1935年传来的羊叫声。瓦村虽然偏僻，但历史上也是个弹痕累累的地方。离村不到一里，马蜂窝似的弹坑足以印证瓦村昔日的荣光，应该说，这张借条对老旺的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老旺一家六口人，妻子长年捧着一只酱黑的药罐，加上自己腿脚不灵便，儿子狗娃一狗娃二还是因为曹老师才读上书的，靠着几只咩咩叫的羊养家糊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瓦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斑驳的泥墙上寻找历史的破洞，1935年的羊叫声弥漫了整个瓦村。

根据曹老师的指点，老旺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曹老师关于纸条的一些看法，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证实。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打着手势对老旺说,这张借条非同一般,我们一定要认真核查。尤其是首长的签字,需经专家鉴定。老旺听了这番话，心里像冬天的风紧一阵松一阵的。这时候恰巧镇长进来，镇长把老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还给老旺泡了杯茉莉花茶，这使老旺在茉莉花的清香中毫不犹豫地把那张借条留在了镇长那儿。

冬去春来,日子的流云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随风而逝。老旺日复一日地把羊群赶到山坡上,看远处山梁上腾起的黄尘,也看曹老师带着狗娃他们上山打柴的情景，老旺的心里酸了又湿,涩了又酸。据村里人说,曹老师的父亲是个烈士遗孤,战争年代被寄养在瓦村。后来曹老师是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瓦村教书的,几十年的青春在黄尘古道中悄无声息地献给了瓦村,老旺记得,几十年间曹老师才回过五次家。

后来的消息是曹老师从镇上带回来的。那天曹老师和几个学生挑着柴火到镇上去卖，归路上顺便去了趟镇长办公室。镇长答复说，经多方鉴定，现在已经确认了那张借条，首长的签字也真实无讹，再过几天县里就会派人把折合的1万块钱送到瓦村去。镇长的叙述让曹老师喜出望外，以致在走出办公室时曹老师一脚踩空把脚崴了。

县里派人在镇长的陪同下来到瓦村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整个瓦村到处尘土飞扬。人们看到腿残又老实巴交的老旺从县里同志的手里接过一个大红包，那鲜艳的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中午,我们的农民兄弟老旺像一颗挂在秋天树上的红柿子引人注目。1935年的羊叫声又一次回荡在瓦村的天空。

第二天,老旺找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曹老师扶着墙壁出来开门。看到一脸土色的老旺，曹老师开玩笑说:“老旺,你的脸是不是被钱烧了?”

老旺站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光线照出曹老师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又寒酸,灶上的白烟袅袅散开。老旺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曹老师手上说:“俺想了整整一宿,这2000块钱就送给学校吧,往后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上山打柴了。”

曹老师张了张嘴,一时无从说起。

老旺粲然一笑说:“狗娃这几年全靠了你才念上书的,还有俺们家……你的恩情俺们忘不了,留下的那几千块钱,够俺们还债和添些羊啥的了。”老旺慈厚的笑脸在逆光中灿烂而令人心动。

曹老师凝视着老旺一瘸一拐地走入晚春的早上,眼前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了有许多可爱的羊簇拥在老旺身后,老旺就像站在洁白的云彩上,在他耳边,1935年的羊叫声如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