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直升机父母”的七条忠告

作者：南桥

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近年社会关注不少。这些孩子父母远游，其教育“营养不良”。城市中产家庭的儿童，则存在教育“营养过剩”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家教和保姆组成的庞大阵营，带着浓厚的焦虑和期待，如同大山一样压在孩子身上，童年就这样压碎了。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世界性。泰迪·韦恩在在《纽约时报国际生活》中称，现在有不少夫妻不愿意要孩子。其中原因之一是养育负担太大。有的家长特别害怕被拉入其他妈妈的团体，害怕游乐场和日托中心的交际，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活动和课程——如今这些活动和课程是中上层阶级养育子女的常规内容。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必须陷入这种疯狂呢？其实过了头的养育，才是今日教育焦虑的一大根源。

②儿童发展研究者曾提出“直升机父母”一说。

③前斯坦福大学新生管理处主任、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朱莉·莉斯考特一海姆斯博士，写了《如何养育成人：打破过度养育陷阱，成功养大孩子》一书，力陈“过度养育”的弊病。过度养育是指孩子力所能及或是可以学着做的事，父母都去代劳。例如，小孩打闹，大人帮助协调解决。去什么地方，家长都不放心，要亲自接送。“我们就像对待珍稀花草一样对待孩子，在照料上不厌精细，一见风吹草动，怀疑孩子可能受到打击，便冲上去保护。”

④过度养育会损害孩子的能力、韧性、快乐和自我意识。如果说家长、孩子、家教是生产者的话，大学、用人单位、未来配偶，则是消费者。海姆斯多年接触刚脱离父母的大学新生。若这些新生成长中“养育过度”，其行为会立竿见影地显露出来。海姆斯自己接待新生的时候，有的新生话都不会说，而是父母在边上代劳。

⑤过度养育的后果，会往后延续多年。在日后就业上，被呵护过度的孩子，遇到用人单位，更会问题多多。2005年，一个名叫理查德的常青藤学校毕业生在华尔街某投资银行就职，年薪25万。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妈妈心痛，想方设法找到小伙子老板的电话，跟他抱怨。次日小伙子上班时候，在电梯口就进不去了，保安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纸盒子上拿过来，让他走人，纸盒子上写着：“问你妈妈去。”这个老板或许不应该用这种恶劣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小伙子妈妈的做法颇让人厌烦。儿子都工作了，还大事小事来插手，恐怕哪个雇主都难以接受。

⑥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圣经》上告诫男女成人之后，要离开父母，和配偶结合，成为一体。失败婚姻则是一方甚至双方无法割断和原家庭的脐带，任由父母控制。2016年初北大一位教授，和银监会一位美女处长闹出离婚大战。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双方交母互向核子配偶单位写控告信。两个功成名就的当事人，在婚姻家庭的纠纷中，却离不开父母的控制，外人看了纳闷，可在我们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声音极高的国度，这种事是在寻常。

⑦看完此书，我总结过度养育有七宗罪：（1）只给东西不练能力。（2）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4）只重视学习和升学。（5）_____________（6）_____________（7）不听专家意见。

⑧针对这七宗罪，不妨建议如下：

⑨第一，要放权授能而不是微观管理。在企事业单位，大家可能都知道经理人对于员工的管理，一种叫授能是给员工自主权，让他们自行决定工作方式，承担相应风险，此间除了完成工作之外，员工能力、积极性得到提升。另外一种管理，是微观管理，抓西瓜也抓芝麻，事必躬亲，员工得不到合理训练，能力不升反降，管理者本人也累。这种领导是无能的领导。家庭也是社会组织，运作上不无类似。大事小事必躬亲的家长，是无能的家长。

⑩第二，适度“放养”，教会孩子如何和陌生人说话，而不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问题是孩子成年后会接触一个又一个陌生人，不是所有陌生人都危险的。有危险的陌生人，不与其说话不一定就能解除危险，不如教会孩子如何应对。

⑪第三，学会延迟满足，让孩子吃苦吃亏。过分强调要给孩子瞬间满足，不能刺激他们的心灵。父母都把孩子当成了纸糊的泥捏的，受不起一点打击。为了鼓励、夸奖他们，让他们瞬间满足则不惜代价。得让孩子吃点苦，吃点亏，这样他们会成长得更皮实些。

⑫第四，不要参与恐怖的“升学军备竞赛”。父母为了孩子成功，每一步都跟着扶持：帮孩子选课，选容易得A的课程，帮孩子做作业、写文章等。在中国不要说上大学了，就是找幼儿园、小升初的过程，都是家长在血战。其实正规教育没有这么重要，本书说的原生家庭中的家教对人的成长更为重要。

⑬第五，让孩子根据不同年龄的能力，学着做家务。由于过度强调孩子的学习，强调培养孩子的自信，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家务，都是家长代劳。孩子日后进入社会，毫无准备。不会做这些都还事小，关键是孩子没有父母陪伴的时候，要会安全、高效地做事。劳动给人带来快乐，完成任务且能帮助他人，也会带来荣誉、自豪和团队归属感。有家教的人家，无论中外，都会蓄意在这方面训练。

⑭第六，让小孩渐渐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问题。家长应该训练小孩在做事、办事上，逐渐独立自主。家长让小孩自己思考，不要过早给答案，学一点“苏格拉底式询问”和批判性思维方法。

⑮第七，多听专家的，而不是周围婆婆妈妈的。比如和有类似想法的家长形成一个社区：和配偶达成共识。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相关专家，不要看微信上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文章。一些作者为了寻求更多关注，有强烈的媚俗倾向。多去看看真正的专家学者怎么说，可以改变我们的很多错误观念。

⑯人类总要经历些风吹日晒，否则无法应对日后更大的风浪。现在“直升机父母”说法都过时了。父母中新的品种叫“无人机父母”。他们平时看不到，却通过短信、微信，隐形地在遥控。一旦孩子有丁点问题，他们立刻抵达现场，“危难之处显身手”。还有一个新说法，叫“割草机父母”，说这种父母，在前面给孩子清道，什么杂草和石子都不留下，让孩子的路平平坦坦。小孩的路，都是家长给铺好了，哪还需要他们去走出来？

（选自2016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有删改）

妈妈：今天上学怎么样？

孩子：还好，可是我把书包忘到学校了。我怎么办？

妈妈：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孩子：妈妈，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回学校去拿？

妈妈：对不起，不行。我下午还有别的事。你觉得可以怎么解决呢？

孩子：我可以打电话问同学，问作业是什么？

妈妈：可以。

孩子：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可能在书包里。或许我可以发邮件给老师，告诉她我忘了，问她怎么说。

妈妈：也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试着自己解决看。

空敞地和老地方

肖复兴

①城市最早是由市场发展而来的，因此市场就是城市最早的空敞地，现在的新名词叫做公共空间。欧洲城市的广场，大多都是由这样的市场演变而来的，所以，在欧洲哪怕再小一座城市里，也会有很多的大小不一的广场，这些广场成为了人们今天的休闲之地，抬脚就到，方便而实在。

②在我国，广场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的。我们当年的市场，现在一般成为了宽敞的街道，比如北京的猪市、菜市，成为了如今的珠市口大街和菜市口大街。在老北京，公共空间，除了遍布京城的这些露天的大小市场，再有的就是寺庙，清康熙年间，北京城里有寺庙1200余座，即使到了清末民初，还有800余座，大多藏在胡同里，有的一条不长的胡同里就有两座庙，比如我童年居住家旁的小观音阁胡同，就有观音阁和弘福寺两座庙。我国是一个泛宗教的社会，这些庙所起的大多是公共空间的作用，是让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有个聚会碰头的场所，有点儿像是现在的会所。老北京，公园不是百姓所能够享用的，它们属于皇家的园林，市场和庙宇，便是普通百姓一室外一室内的两大主要公共空间。它们的长处，在于就在百姓的身边，实用，又便于出行活动。

③之所以说□谈□，是因为如今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渐渐失去和忘却了这样实用和方便于群众的两大功能。我们更重视广场的建设，而且有越建越大的趋向。那样的广场，只具有政治的意义，可以是一道丰美的佳肴，并不是百姓的家常菜，因为一般百姓不会经常能够到那里一顾的。我们也更重视一般花园的建设，但那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为点缀用的。于是，我们如今的城市空间，大多为几大公园所取代，比如我常常在天坛公园里见到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很多人是乘坐了公共汽车，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没有办法，因为它们居住的附近，没有可以供大家活动的公园或别的场地。而在国外，无论原有的还是新建的社区，都必要拥有自己的公园，比如我那年去美国芝加哥这座城市，便有100余座这样的公园，我住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而在我住的街区里，几乎走不远，就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公园，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里街坊一般。

④我们的城市建设寸土寸金，似乎恨不得将所有的空敞地都盖起可以出售的楼盘，便无形中挤压了公共空间的位置，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群众的公共利益便这样理所当然地受到损害。真希望我们能够拥有更多一点的空敞地，当然，这些空敞地，不是像我们这里荒废着等待着继续盖楼盘好卖个大价钱的空敞地，而是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百姓自己的公共空间。

⑤在城市里，特别是古老的城市，和空敞地对应的是老地方。如今，越是古老的城市，老地方越少，因为老地方的破旧衰败，都被拆迁盖成了新楼盘，唯新是举的城市建设思维，让老地方只成为了图书或展览中的老照片。而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处可寻。

⑥去年在美国，我碰见一对上海夫妇，他们四十来岁，出国打拼十多年。他们对我格外不解地说：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北京读的，那时大学旁边有一些冰淇淋店、咖啡馆、书店之类的，晚上同学们都喜欢到那里去，我们的恋爱就是在那些地方开始的。可是，前年回北京，再找那些老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家都找不到了，都拆了，盖起了高楼。他们感慨地说：一座城市，怎么也应该保留一些老地方，让人过多少年，还能够找到，在那里怀怀旧。

⑦城市化建设飞快，却没有想到有些老地方的价值，不仅在于地方的平方米的单价，而包含着历史的痕迹，城市的记忆，和人们的感情。别说北京，连上海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都易地了，现在，到哪里还能够找到老地方，还真的成了问题。

⑧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先生，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之为城市布局中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曾经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成为了传统，说得多好，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着历史一道，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带有感情色彩独到的传统。可惜，在商业利益面前，这样的传统已经断档。

⑨失去了空敞地的城市，会像是沙丁鱼罐头，人们会在密麻麻的水泥丛林的高楼大厦中，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⑩失去了老地方的城市，会像是没有星星点缀的夜空，城市会失去历史的记忆，人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选自2012年6月4日《文汇报》有改动）

民法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民法典编纂历来是成文法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工程。如今，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举措。

从历史上看，民法法典化能够成为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场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民法法典化顺应了以集中立法承认和保障民事权利的需要。编纂民法典，可以将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固化在体系完备、逻辑周全的法律形式里，尽可能从立法上实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二是编纂民法典往往能切实推动社会进步，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现代工商业繁荣铺平道路。

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尚处在大变动之中,不具备制定一部体系完整的民法典的现实条件。因此，立法机关首先制定了一批社会生活急需的民事单行法，待时机成熟，再考虑制定民法典。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很好效果，体现出立法智慧。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制定了民法总则、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从各方面看，在民事法律基本形成体系、国家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编纂民法典已具备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人们期待编纂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来促进民事法律秩序更加健全，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编纂民法典既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不仅要刪繁就简，还要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就要继续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纂民法典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法国民法典制定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因此法国民法典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国是在21世纪编纂民法典。当今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传承，也有工业时代的特征,更有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精华、符合工业时代需要，也要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体现民法典的民族性。民法典编纂要立足中国，体现民族特色。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和内容中，融入民法典编纂全过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二是将我国独有的民事制度在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摘编自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名言的泛化

张颐武

在微博与微信等自媒体（指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段子的流行。这其实有规律性，历久弥新的名言正好适合自媒体的短小精悍的要求。此外人们生活压力大，事情繁多，而这些段子有的是对人生的感悟，有的是反思，有的针砭时弊或发出追问，也有对纠结的宽解，对困扰的解惑。这些其实都很对当下年轻人的心思，大家不仅喜欢阅读，还往往用转发的方式加以传播。这是“微文化”的一个典型表征。

社会有需求，公众也喜闻乐见，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但现在也出现名言泛化现象，出现“鸡汤”和“鸡血”泛滥的现象。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

一是对名人名言的过度消费和利用。有些段子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感悟，但由于是名人所说，也平添一些魅力。但另外一种现象更值得注意，即打着名人的旗号给人打“鸡血”。有些偏激的言论或消极的表达，一旦有了名人背书，这些价值观本来错位、思想方法简单的言论往往成了不易的“真理”。这些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启人思考，但若随意放大，片面性就凸显出来。如“青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说法本来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把它极端化，变成年轻人可以莽撞，不顾具体情况不管客观环境做夸张离谱事情的辩护，就出现了负面含义。还有如“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然在具体语境中有深刻哲理，但有些年轻人片面理解这个说法，把它变成自己走极端的借口。这些话语在网络流行，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一些“名人”，为博取更大名声，获得更多追捧而把话说得越来越极端，以致自己也把持不住理性态度和客观立场，编出更多非理性文字。

二是干脆编造名言，附会给一些名人。有些段子手和营销账号为引人注目，投一些尚不成熟的年轻人之所好，把自己凭空编造的一些言论附会给名人。这些言论里“鸡汤”和“鸡血”都有，但“鸡血”更多。一些激烈的，甚至有些反社会的言论，被硬安在一些在主流社会中的活跃媒体和社会名人身上。这些言论有时一旦被附会给某个名人，就会一直发酵，即使本人辟谣否认，但互联网传播的弥散性使得这些话还会一再地冒出来，又被转发和传播。这些言论往往就是情绪宣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短小文字渲染负面情绪。

这些“鸡汤”和“鸡血”往往在网络中流传极广。鸡汤如果货真价实，喝了起码没有什么坏处。但如果这鸡汤是用鸡精调制的有时也会有害，而打“鸡血”追求强刺激，就极有可能对个人乃至社会危害严重。而一旦造成这些结果，恐怕不应只是遭受道德谴责吧。

名人名言给我们正面启悟，但盲信名人名言，被“鸡汤”和“鸡血”牵着走，决非好事。如何理解名人名言，还需从生活实际出发，有更多理性判断和明智选择。

(选自2014年08月15日《环球时报》，有改动)

身处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认为，只有读纸质书才叫“阅读”。如果说阅读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进入精神世界，感受古今作家的笔端雍容，那么毫无疑问，科技发展拓宽了阅读世界的入口。幼时读诗，不懂什么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5G时代可以用声音图像为诗句作注；青年读史，不解为何“上党从来天下脊”，通过3D电子地图，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得以立体呈现。这些，都应该归功于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知书中乾坤的博大之美。

“云时代”的“云阅读”，将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指掌之间，更有利于涵养当代人含弘光大的精神气象。的确，“云时代”是一个时间碎片化的时代，捧读一本书几乎成了“古典式”的阅读。但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从读书到“听书”的改变，“云时代”带来的方便快捷，也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同时，也只有阅读，才能像黏合剂一样，完成精神世界的“碎片整理”。面对海量信息、繁忙节奏时，在阅读中沉潜往复、滋养心灵、开阔境界，能让人更有底气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更能在纷纭万状中激浊扬清、明辨是非。阅读的丝线，拾掇起日常生活的断章，将我们头脑中的奇思妙想编织成华美的思想画卷。

不论是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其中不变的，乃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中国人来说，典籍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地图，我们按图索骥，能触摸到前人的精神足印。同一本书，唐人读过，清人读过，我们也读过。就像一样的月光，笼罩过王昌龄诗中的龙城飞将，也陪伴过马致远笔下的天涯旅人。《新唐书》写李密在访友路上把《汉书》挂在牛角上，“行且读”；北宋诗人苏舜钦以《汉书》佐酒，读至妙处，“满饮一大白”。知晓了这些，今天我们捧读《汉书》时，无论是通过纸墨还是电子屏幕，都能在触动心灵的一刻，思接千载，感受到光照过古人思想天空的同一轮明月。

对青少年来说，我们仍然要倡导多读纸质书。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视力，也不仅是为了养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注力，更是为了培养孩子和纸墨书香的亲近感。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5G时代的到来，或许拓宽了“字纸”的概念，但对于孩子来说，氤氲于纸墨之间的书香、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文气、跳跃在掌心指间的触感，共同营造出一方带着暖光的精神角落。中国古人读书，讲究体会气象、意韵、神态、风骨，这些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往往隐藏在书卷和书香中。民族的文化血脉，正是在这一缕书香中得以传承。

“云时代”的到来，使阅读以多种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令人随时随地都能走进“数字书房”。用好“云书房”，在信息时代拓宽精神世界的入口，我们就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守护好人文之光。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5月07日）

包容性发展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发展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更为民众所认同。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学者们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各异，但综合来看，学者们都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包容性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

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发展在发展理念上强调公平正义，在发展目的上注重以人为本，在发展方式上追求可持续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包容性发展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过大的或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民众，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凝聚力，降低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世界银行区分了“机会的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等）”和“结果的不平等 （包括收入等）”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公平角度看，机会平等要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因此，促进和实现包容性发展，除了要重视努力实现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努力消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外，还要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通过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增强增长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的公平性，不断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义所在。

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包容性发展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明确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而衡量转变发展方式成功与否、成效大小的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民生保障和改善状况。同时，包容性发展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

中国需要包容性发展而非单一的GDP增长。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当前，中国逐渐形成并确定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中国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基础教育，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摘编自向德平《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

原创缺失的深层原因

①我国科研原创缺失，在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我国现在是且仍将是一个旁观者，尚未进入世界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至今未拿下一块诺贝尔科学奖牌。这是多方面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②政府好近功。好人喜功是秦始皇以下历代皇朝的一大政治特色。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大辱，使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和政府正派官员，把目力和功夫绝对地置于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情状及同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差距，激发着国家领导者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情怀和必在若干年内赶超欧美的雄心。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跃进”遗风还依旧难散。强烈的“政绩”观念，又令一些届别和层级的政府．把功夫用在目下的“数字政绩”上。在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好近功对科技进步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或舍不得在基础研究这个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上下大本钱；另—方面，它也势必要求科技界在短期内“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科学技术和学术事业，是长期累积方有创新和突破的事业，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支持强度和足够的支持时间，原创性、突破性的大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③国人官瘾重。学而优则仕，猎官摸金，这在俺中国真可谓“刻骨铭心”。陈独秀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销，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这种陈腐观念和现存“官本位”制度之疾的结合，使得科技人员竞相谋官，能有多少大创造和真学问呢?官有官道，学有学路。爱因斯坦说得好：“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

④梁启超皇皇巨著，是他远离官场潜心著述的结果。梁氏深察旧中国官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懒惰与巧滑”，“很容易堕落”，“现在政界万万不可多与为缘”。劝诫子女们莫做官，只做学问。梁家走出了梁恩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国家级院士，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文化事件，发人深省。

⑤体制积弊多。从科学技术体制看，影响科研创新的主要弊端有三方面。在立项选题上，“长官意志”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准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极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准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鼓励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独创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

⑥社会缺宽容。科学往往是极少数人推翻所有人的观念才能前进。科学的创新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否定、创造性的破坏和历史性的超越之过程。投有怀疑、批判、解构精神，没有超常、超凡、超我，超群、超前的卓识和胆略，就不会有原创性、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政治的、社会的理性宽容。坚决排斥那种蛮不讲理的所谓“大批判”和政治性的裁决。爱因斯坦认为，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应努力创议“我不问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坚持自己思想之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宽容环境。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宾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地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