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在“五四”时期，有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抗战时期，有艾青、田汉等；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产生了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这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在诗坛没有缺席。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喜爱者，尽管这种用文言写作的格律诗词，在今天很难有新的超越，但仍有大量习作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令人敬重。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今天中国诗人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而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百年新诗发展中，有追求有担当的中国诗人们创造了诗歌的奇迹。在新时代，创造中国新诗“高峰”的希望，仍将寄托在关注时代潜心写作的诗人们身上。

摘编自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找寻我们非读大学不可的理由

刘铁芳

①大学不是资格养成所，大学不是我们为世俗世界的利益（bó yì）场，是给我们脸上贴金的工具性场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来养成独立自由的人格，涵育广博充实的生命。大学最早的学科是医学、神学，文学和法学，大学一开始就是呵护人的身心，提升人的精神，（duàn zào）人的灵魂，让我们身心更加健康，精神趋于卓越，灵魂走向高贵。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也许大学终将无法改变我们的屌丝命运，但大学的经历将孕育我们自尊自信、不卑不亢的勇敢之心。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大学的目的正是养成我们的傲骨，也即陈寅恪所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了自我人格的卓越，这正是我们来到大学的根本理由。

②我们凭什么来改变自身？凭借大学问。“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通往高深学问之路在何方？在大师，读大学就是识读大师。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就是大师，亲近大师就是亲近大学。亲近大师的路径，一是直接的路径，那就是亲近师友，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真正的大学就在与周遭的老师、学友切磋、交流之中；二是间接地路径，那就是亲近书籍，特别是那些堪称人类文明的经典之作，经典阅读可谓启迪智慧、滋养人心的最重要的方式。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让人踩上去，唯有黾勉勤奋，孜孜以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们要踏踏实实读书思考、悉心研讨、对话交流。当然，亲近大师本身并不是目的，所谓“亲其师，则信其道”，“亲师”的目的是“重道”，大师就是我们寻求真理的阶梯。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亦如哈佛校训所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们要亲近大师，更要亲近真理。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师不如无师。

③在大学里，课堂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课堂上聆听与对话、探讨与辩论，这是知识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大学不只是课堂，更是“视野、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苇岸：《大地上的事情》，页3）。大学也要考试，大学也有分数，但真正的大学并非一张考卷，几个分数，低层级的记诵之学不足以名之大学。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活法，大学乃是积极主动、创造性地文化生活。你们来这里，就是要学会过为文化所引领的积极的大学生活。大学作为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三重生活，一是个人生活，主题词是青春，彰显青春的关键词是健康、友谊、爱情；二是学习生活，主题词是学问，追求学问的关键是知识、智慧与创造；三是社会生活，主题词是责任，扩展责任的关键词是视野、情怀与担当。

④大学有两种：一是世俗意义上的现实大学，一是精神意义上的理想大学。也许，湖南师范大学并不是我们心中理想的大学，也许，理想的大学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但重要的是它能否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理想的大学乃是以精神的方式在我们灵魂的高处引领着我们。我们要记住，现实的大学是给定的，有局限的，但在我们想象世界中的作为精神的大学是超越现实的，没有边界的，我们就是要在并不完满的大学里读出理想大学的踪迹。我们的身份是有界限的，但读书、思考是没有边界的。今天，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出发，从脚下坚持的土地出发，眺望精神意义上的大学，追寻真理之光，让人类文明的薪火与人类悠远的智慧充盈我们年轻的心，我们也因此而走向超越世俗边界的精神之大学。

（本文为刘铁芳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有删节。）

志摩纪念

周作人

①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贡献了。

②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适之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

③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①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②《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然是为了叙事。先秦也曾有过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晏子春秋》，可惜它的目的仍不是写人，而像是一本逸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只能归于司马迁了。

③《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他著有《列传》50篇，这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④从《史记》出现的西汉时期开始，到清朝被推翻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传记与传记文学。在历朝正史中，被后人称之为“传记文学”的首先是《史记》，其次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的若干篇章，其他“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很少被人提及。《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班固是司马迁的杰出继承者，也是古史传统的改造者。从班固开始，他在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作为“史学”的品格，《汉书》无疑是更完美、更系统、更周密了；但从文学角度讲，《汉书》则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倒退。 甲  《汉书》毕竟因袭了《史记》的旧有成果， 乙 《汉书》作为一部“正史”，其文学性在我国古代散文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⑤从传记发展的历史上看，两汉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最辉煌的时期，这时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还大都没有出现或没有大量发展起来。从魏晋开始，随着“史传”文学的逐渐衰落，其他各种形式的传记作品则日益兴盛起来。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衰落”，并不是指《三国志》、《后汉书》等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与“文学”品格，我们所指的只是它们的“文学”水平与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在义与利之外

①“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②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③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④“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⑤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⑥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⑦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⑧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   ）你所信奉的教义，（   ）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⑨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

⑩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①自九年前《赤兔之死》获得高考作文满分后，文言作文几乎年年都有。其极致是去年的甲骨文作文和今年的冷僻字入文。对此，社会反响热烈，媒体更视这两个考生为“古文字达人”、“古文奇才”。

②究其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在于大时代的激荡与影响。这种以再度回归传统作自己身份标别的文化选择，无疑给这些高中生痴迷古文提供了难得的机缘。回想当年，新文学运动风头正健的时候，如林纾等人坚持纯正的古文，以为制器可求日新，而为文不能躁进，这样平实的论说居然还遭到讥讽，真让人不能不重生感叹：有时候，纵使你手握真理，也不一定抗得过时势。所幸今天，已经走出盲从迷思的中国人知道了，鹦鹉巧舌，终非真声，所谓现代化绝不是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的西方，更不是“他者化”和“后殖民化”。其间，一种从来秉承的传统才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基始，而我们的任何发展最终都不过是对这种传统的再度确认和回归。以这样的认知来看文言文，显然就不仅仅是之乎者也、骈四俪六而已，它是保存并接引人走进传统的重要凭依，甚至就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新古文运动”在内的古诗文在民间和网络上全面复兴。人们重拾对文言的兴趣，印证着又一波时势造就的必然。对于这样的时运势转，我们有大欣喜。

③不过话说回来，与当下的国学热一样，这一波文言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知道，作为与白话文相对的语体文，文言文有自己特殊的体式要求，有一整套关于起承转合、过接缴结的义法要求，它讲究意旨绾凑，笔法周匝，其虚字实字的调用与间架局势的布排无不极见巧难，而文章主旨的呈现与气调脉络的贯穿更有重重的讲究。但今人对此知之太少，甚至不加理会，以为翻一部《古文观止》读几篇唐宋八大家就可以纵笔横肆，结果写出的东西与近现代人明显存在差距，比之古人，更岂止有真鼎与伪觚之判。

④以今年那篇用极僻字的满分作文为例，能用文言论说当代环保话题，非出宿构，又不跑题，诚然不易。但对照其后来发布的译文，他对所用字词的理解显然多有错误，更远谈不到适切。如“每啮毚臑”一句中的“毚”字，《广雅》释为“狯”，通常用来限饰兔子而不及他物，更不单用，今径解作“兔”并用来修饰“臑”，明显不通。又如“睇眄”一词相对常见，状人斜视顾盼之貌，多用指女子，故曹植《七启》有“红颜宜笑，睇眄流光”，泛用作极目远望讲，是望文生义。末句“亲房”一词，在古代特指家族的近支，解作双亲，更是不明传统礼仪文化之误。再说句，全文句式单一僵直，大体以四字句为主，整句与散句的转接承仰比较生硬。其间“坐银杏树下，观儿童嬉于树下”云云，不知省文就简如此，更不知是何句法？最后说意，不能不说，选用文言并没有给作文带来多少深邃的意境和特别的效果，相反，字句与意思并不密合熨贴。末段陈说个人理想的生态环境，有“抾其落桃，投于苙”，将落在水中的桃子投入猪圈，是何意象？此意象与天人相得的和谐生态又有何关系？诸如此类，殊为费解。

⑤我们根本无意对一个高中生的文言作文百般苛求，我们在意的是，在基本没做或根本不能做过细识读，并不知自来的传统，强为攀扯、炫奇逞怪最是作文之大忌的情况下，就将他拔高到奇才，乃至拔擢至与古人等列的哄抬方式，这种方式很能凸显文言文在今日的荒败与贫瘠。包括那篇甲骨作文，据刘钊先生讲，其实杂合金文、小篆，多有杜撰处。然而许多人虽不知不识，却一味夸扬。我们只能说，当一种东西实在太过稀缺，拥有它一点点就会被人无限放大。而那些放大它的人，通常也仅仅是以这样的哄抬作为对这份稀缺的交代，他们真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吗？待一转身，这份稀缺是不是依旧会被远远地排斥在他真实的生活之外？这都是有得一问的。对文言文也好，进而对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哄抬和爆炒绝不是尊重，与其哄抬它爆炒它，不如以平视的态度亲近它体会它，这比关注高考满分作文，然后作者刻意求奇、读者一哄而上要重要得多。

⑥当然，平视和亲近不等于亵玩。不久前，弘晔传媒推出无厘头版的古文今译图书《别笑，一本正经的文言文》，书中的翻译自无大错，但以“你亮叔我跟你讲几句，你爸当年出来混，半道上就给挂了”来翻译《出师表》，以“你丫看不见吗”来翻译《将进酒》之“君不见”，如此将前者弄成黑道版，后者弄成潮语版，就有些过了。所以，当此疑信互出，哄抬与解构兼杂的新一波的古文热，我们的心情真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8月6日汪涌豪《文言文的当代际遇》，有删减）

高崧墓志与《兰亭序》

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据史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42位朋友到山青水秀的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那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得到后，十分高兴，让人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被唐太宗殉葬昭陵。这就是《兰亭序》的传说。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60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由于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观点不能发表，高老就把文章交给他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士钊又呈给***主席。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学术争论影响很大，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今天，东晋高崧墓志的出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

“大数据”无法触及诗词的本质

陈慧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写了论文》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义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遮蔽。 

（选自《文汇报》2017年10月22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