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自我表露”一词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朱拉德于1958年提出,后来他又在《透明的自我》中将自我表露界定为,告诉另外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个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我国学者李林英将自我表露定义为，个体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和信息真实地表现出来的过程。

⑵综合中外研究的界定，笔者认为自我表露具有以下特征：（  ）

⑶自我也称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状态的知觉和主观评价，包含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对自己及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分为“公我”和“私我”两部分,前者是人们在公众场合或在一般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形象,而后者是个人的真实形象,二者往往不一致。但假如一个人永远将自己装在套子里也不行。

⑷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尽力避免别人发现我们身上不被人喜欢的人格特征和习惯,害怕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或失去自己喜欢的人的尊重,害怕别人发现真正的自己。当一个人总是隐藏自己时,他就会变成一个套中之人,在面对现实时不是积极地解决问题,而是用各种心理防卫机制歪曲事实以维持不真实的自我,因而就无法成长和变得自我实现。Jourard（1971）认为自我表露是健康人格的必备前提条件。他认为    一个从不对他人表露自己重要信息的个体，就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和建议，不仅他人无法了解他的需要和感受， 他自己也无法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感受。通过自我表露，人们可以获得自我澄清，通过自我表露也可获得自我认同，因此通过自我表露，个体可对自己有新的更深入的认识。

⑸大学阶段处于人生的尝试期，在校大学生常常会遇到以前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如恋爱、就业、越来越成人化的人际交往等等。研究发现，人们仅仅是大声地将问题说出来就有利于解决问题，找到对问题或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有效解决方法。因为语言的表达是通过思维组织的，一旦人们开始表露自己的经历，就有对事实的再认识，一般会意识到事件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令人郁闷或难为情，从而增强对生活的控制感，提高解决问题的自信心。

⑹人际关系是在校大学生比较郁闷的话题，他们常常为不被理解和人际交往中的不和谐而苦恼。而自我表露不仅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促进了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通过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人际支持，而人际支持对处理压力事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是非常有利的。有关自我表露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对同伴适宜的自我表露与较低的孤独感相联系。

⑺心理学家韦格纳关于思想压制效应的研究表明,对兴奋性念头的压制反而能够促进兴奋并使后来的兴奋进入,一个兴奋念头在压制后比在自由表达期间更具刺激性。韦格纳认为,个体努力压制兴奋本身反而成为一个新的兴奋刺激,伴随新充入的情绪,进一步压制的念头也得到加强,产生了一个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一过程循环往复,最后必然发展为恐惧、惊慌和焦虑,从而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的心理系统和生物系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系统的变化会使另一个系统受到影响。在临床上，不仅是特定的病因而且心理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人体器官对疾病的易感性。一些研究证实，回避情感表露与严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有关。

谁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彭凯平

①法国极右翼势力差点赢得地方选举，让世界虚惊一场。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勒庞并非孤例，美欧民粹主义勃兴乃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与政治极端主义勃兴同样需要警惕的，还有“阴谋论”，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两者如同孪生兄弟。

②发生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     。

③很多政治极端主义虽然走的是两个极端，或左或右，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倾向于相信“阴谋论”。比如很多德国纳粹相信德国一战战败的原因是犹太人的阴谋；相对应的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认为红色共产主义已经渗透进了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立场绝对相反的人也经常会利用同一个“阴谋论”，只不过是把矛头颠倒过来了。比如，网上盛传的所谓《中情局十条诫令》，起先是被英美的右派说成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则。而后来在中国，则将其说成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1951年的“极机密行事手册或行动手册”中的内容，以激发中国人民的反美之心。如今，类似的如“转基因阴谋论”“金融阴谋论”“气候阴谋论”等，是中外共有、左右派共享的典型舆论。

⑤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者容易相信这些“阴谋论”呢？荷兰的三位心理学家设计了四个心理学实验。

⑥研究一：该研究共招募了207名美国被试者，后来回收有效数据187份。研究者测查了被试者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变化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从1到7）；同时，为了进一步测试是否政治极端主义者只是对与政治有关的社会事件更加具有妄想症，实验还在两个“阴谋论”的分析中加入了一个“人际妄想症测试”。

⑦结果发现，对“金融危机阴谋论”和“气候危机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与政治极端主义倾向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妄想症无关。说明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心智是正常的，只不过思想偏激些。

⑧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相关关系是否存在于其他“阴谋论”中以及可能的原因，研究者又进行了下面的研究。被试者是从荷兰具有代表性的全国选民样本中抽取的。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测查被试者对于6个不同“阴谋论”的相信程度来评价他们对于“阴谋论”的态度，同时测量了被试者对复杂政治问题倾向于采取简单解决方案的程度来判断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激程度。

⑨结果表明，拥有极端政治立场的被试者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并且对政治问题简单化策略的追捧程度也更高。在他们看来，拯救世界很简单，有“超人”“大帝”“伟人”即可。

⑩另一个补充实验，主要测查了被试者对其他领域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极端主义倾向，目的是为了确定被试者在非政治领域的极端主义倾向是否会对实验产生影响。

⑪结果发现，极端的政治意识和大多数极端的非政治意识态度间不存在相关性。

⑫通过以上四个研究，研究人员认为：极端的政治意识与相信“阴谋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且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对于社会政策简单化的追捧程度。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具有绝对分明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社会事件持有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习惯采用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而看不到社会事件背后复杂的逻辑关系。因此，一旦发生复杂事件，就倾向于认为事件背后肯定是有本群体之外的人在搞阴谋导致的。

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形，中国文化中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不走极端，不简单化政治意识问题，可能是我们避免陷入“阴谋论”陷阱的必备条件。

⑭孔子也早就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期以来少有人能够做得到。而这也是我们心理学家时常感到无奈的现实情况：当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一般人能够理解和解释的时候，“阴谋论”就成了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解释。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06期，有删改）

随着被称为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国宝探秘节目《国家宝藏》走红，原本“高冷”的博物馆一下子成为市民热捧的旅游“打卡目的地”。某在线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初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游客上升了50％。另有数据显示，元旦小长假南京博物院的参观量达到了6.6万人次，较平时有了大幅度增加。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迎来游客入馆参观的高潮，一股“博物馆热”似乎正在悄悄形成。

说到博物馆，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常年受国内外游客追捧之外，其他的地方性博物馆却大都是旅行社所开发旅游线路上的冷门，鲜有游客主动选择把某个博物馆当作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部门也尝试推行了免费开放政策等，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寻宝”，但总体的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博物馆作为收藏、研究、展示历朝历代文物遗存的地方，不仅仅具有游览、观赏的价值和意义，还起着传承、普及、弘扬传统历史文化的作用，是让国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等不可替代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每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最大目的和使命，就是把其展示给世人，让参观者自觉地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下去。

如何更好地传承是当下业内思考的问题。而前提是，公众能够自觉自愿地走进博馆，走近这些文物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不愿意走进物馆、亲近历史文物，那自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是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给予改进和推动的。而如今的一档电视节目点燃了大众的“博物馆情”，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热”，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也要看到，之前一些地方的博物馆之所以受冷落，和博物馆自身的管理及展示方式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通过电视节目，邀请明星参与，展示珍贵国宝的形式让很多博物馆受到了启发，其在文物的展示陈列、对游客的引导和服务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必将为正在形成的“博物馆热”再添一把“火”。用更多吸引人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这些有效的实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所以我们更期待在未来民众走进博物馆由被动引导变为主动自觉，让“博物馆热”一直“热”下去。

（摘编自《为“博物馆热”叫好》

①文化自信不仅在于自己的决心有多大，声音有多高，历史有多久，还在于人家是否信服，有没有“他信”。在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②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利益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人文关怀。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认为，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这正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死穴。人类文明今天已走到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是“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二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③在如何摆正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道智慧，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剂良方。中华文化一方面注重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惟人，万物之灵”；另一方面注重天地本身的价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根源正在于“顶天立地”、中正通达，正在于我们将“与天地参”而不是将征服自然、改造天地、满足欲望作为人类的使命，正在于我们摆正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

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当今中国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以“和”为贵的最好例子。俄罗斯《导报》这样评价：“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何为“道”？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所说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所说的“道”，生生不已、和而不同的“道”。“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摘编自叶小文《“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

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

宋瑞

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明确，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提出了新要求。

②不管是从人的需求来看，还是就其所对应的供给而言，文化与旅游皆由千丝万缕粘连于一体。从需求来看，不管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史传统，还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的现代追求，旅行都是人们了解文化、体验文化的重要方式，文化是人们不断抵达而又重新出发的牵引所在。就供给而言，从资源、产品、活动、项目建设到地方发展，文化与旅游皆是唇齿相依，难分彼此。举世闻名的长城、故宫、兵马俑、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抑或出神入化的旅游演艺，特色浓郁的古城古村古镇、主题公园、文化小镇，以及花样繁多的文创产品，乃至每一座城市、国家的旅游形象宣传，无一不是文化与旅游的“连体”。诚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所言，“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

③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其实质就在于“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具有两层含意：一是在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都要充分体现文化内涵，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手段，将更多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文化要素转化为深受当下旅游者所喜爱的旅游产品，用文化的养分滋养旅游；二是要在既有产业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发挥旅游的事业功能，除关注旅游的经济效益外，更加关注旅游在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区域发展、促进文化发展、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的作用。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也有两重含意：对内而言，就是要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旅游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旅游的产业化、市场化手段，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让更多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发挥作用；对外而言，就是通过旅游传播中国文化，体现中国软实力，通过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双向的人员流动，增进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④要实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除却组织机构的调整外，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例如，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体现中国软实力的角度，制定国家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定文化和旅游“走出去”整体方案；对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相关管理规范、行政条例、项目审批、行业标准进行必要的整合；建立统一的文化和旅游业统计体系、产业核算体系和政府考核体系等；梳理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各种国家级基地、示范区、试验区、园区和工程等，对其进行分类整合；兼顾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需要，对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旅游设施进行整合；选择部分依托国有资源建立的重点景区景点，实施与博物馆、文化馆等类似的管理体制和门票价格管理制度；充分发挥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和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旅游功能；打通文化和旅游的教育体系及人才培养渠道，培养复合型人才等。

⑤文化者，以文化人也，而旅游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化人”途径。当今世界，文化正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旅游则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必需。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3月28日)

①我一直以为，门联最见老北京的特色。这种特色，成为了北京的一种别致的文化。国外的城市里，即便有古老宏伟的建筑，建筑有沧桑浑厚的门庭，但它们没有门联。就像它们的门庭内外有可以彰显它们荣耀的族徽一样，北京的门联，就是族徽一般醒目而别具风格。有据可考，北京最早的门联出现在元代之初，元世祖忽必烈请大书法家赵孟頫写了这样一副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当然，这样的帝王门联，是悬挂在元大都的城门之上的。我这里所说的门联，是指一般人们居住的院子大门上的那种。但我相信彼此只有地位的不同，其形态与意义，是相似的，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北京院落大门之上的门联，是忽必烈门联的□□而已，就像皇家园林变成了四合院里的盆景。

②说起北京的门联能够兴起，和老北京城的建筑格局有关。老北京的建筑格局是有自己的一套整体规划的。从紫禁城到左祖右社、四城九门，一直辐射到密如蛛网的街道胡同，再到胡同里的大宅门四合院，再到四合院的门楼影壁屏门庭院走廊，一直到栽种的花草树木，都是非常讲究的，是配套一体的。而作为老北京最具有代表性特征的四合院，大门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给人看的一张脸，所以叫做门脸儿，自然格外重视。老北京四合院大门，皇帝在时，是不允许涂红色，都是漆成黑色的，只有到了民国之后，大门才有了红色。所以，现在如果看到那种古旧破损的黑漆大门，年头是足够老的了，而那种鲜亮的红漆大门，大多是后起的暴发户。

③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一般都是双开门，这不仅是为了大门的宽敞，而是讲究中国传统的对称，这就为门联的出现和普及提供了方便，门联便也就成为了大门的一种独特的组成部分。这种最讲究词语和词义对仗的门联，和左右开关的对称大门，正好剑鞘相配，一拍即合。在老北京，这样的四合院大门上，正如西洋人穿西装一定要戴领带一样，是不能没有门联的，门联内容与书写水平的高低，体现着主人的文化，哪怕是为了附庸风雅呢，也得请高手来为自己增点儿门面——你看，提到了这个门面的词儿，北京人，一贯是把门和脸放在一起等同看待的。

④在门联中，一般人家或着意家庭，“河内家声远，山阴世泽长”；或期冀水光山色，朋友众多，陶冶性情——“林花经雨香犹在，芳草留人意自闲”；但更多的还是讲究传统的道德情操——“门前清且吉，家道泰而康”，讲的是做人清白；“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讲的是心地品性。前者直截了当，后者比兴抒怀。

⑤将门联作为自己的名片，让人一眼看到就知道院子主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北京门联的一个特点，一种功能。比如卖酒的：杜康造酒，太白遗风；看病的：杏林春暖，橘井泉香；洗澡的：金鸡未唱汤先热，玉板轻敲客远来；剃头的：虽为微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能够将门联既作得有学问，又能够一语双关，道出自身的职业特点的，是这类门联的上乘，也是更为常见的。“义气相投裘臻狐腋，声名可创衣赞羔羊”，一看就是经营皮货买卖的，是户叫义盛号的皮货商。“恒足有道木似水，立市泽长松如海”，一看就是经营木材生意的，而且将自己的商号含在门联的前一个字中，叫恒立。能够让人驻足多看两眼，门联就是他们的漂亮而别致的名片。

⑥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仅仅是老北京门联的一小部分了，不知还有多少精彩的，已经和我们失之交臂。仅就我听说的，原广渠门袁崇焕故居就有：自坏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大外廊营京剧名宿谭鑫培英秀堂老宅有：英杰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奥峤显辰钟故里，蓟门风雨引灵旗。海柏胡同朱彝尊故居的古藤书屋有：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有：新诗日下推新彦，会客花间话早朝……当然，再往前数，在曾朴的《孽海花》里，还记录着保安寺街曾经有过的一副有名的门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此门联民国时还在，曾经让朱自清先生流连颇久。自然，那都是前尘往事，显得离我那样的遥远了。

⑦有一阵子，我迷上了门联，胡同串子似的到处乱串，像寻宝一样地寻觅门联。因为我心里隐隐地感觉，这样的门联，也许快要成为“夏季里最后一朵玫瑰”了。真的，在越来越多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拆迁下，在越来越多的高楼挤压下，我觉得这样的门联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要看以后得去博物馆看了。在唯新是举的城市建设思维模式下，大片的老街巷被地产商所蚕食，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似乎要比四合院更有价值，却不知道没有四合院的依托，北京城还是北京城吗？没有了四合院，那些存活了近百年的门联，上哪儿去看呢？那些同欧洲房子前的雕塑和族徽一样，是北京自己身份的证明呀。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为了伸手摘取自以为是的东西，轻而易举地丢弃了最可宝贵的东西。

⑧老北京的门联啊！

——肖复兴《北京的门联》有删改

《中国的城市文化》 （有删节）

（1）中国的城市多有外国名城的美喻别称，例如哈尔滨之谓“东方莫斯科”、苏州之谓“东方威尼斯”等等；繁华一时的上海素有“东方好莱坞”、“东方巴黎”的美誉。只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当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雄心勃勃地欲定位于“国际大都市”时，“东方巴黎”的桂冠似乎还“名花无主”。

（2）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格局的变化重组，挟港台文化之势的广州一时成为商业化的通俗流行文化重镇，略近好莱坞之相。风云激荡的北京则出人意料地成为“另类”艺术和文化的乐土，吸引着星夜奔驰的外省青年，“流浪北京”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命运。八百年古都的香火竟也点燃了先锋艺术的星火。于是“圆明园”不仅记录了百年国耻，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成为凭吊近十年文化的一个“圣地”。

（3）文化中心的嬗变和逆转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正如传统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个源流、两种传统；北京文化也具有两个空间和两种品性——它□□是体制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中心，□□有中国最宽容、最活跃的民间文化空间，成为通俗流行文化的中心。兼容并蓄的北京生成着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气象，使之成为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绝不相同的富于磁力的城市，渐呈艺术之都巴黎的恢弘峥嵘之势。

（4）这是一个难解的当代文化之谜。这一事态如发生在上海，似乎更为顺理成章。这里没有法租界、咖啡馆、法国梧桐和法国大菜，没有欧美风雨的浸润；甚至也没有了历经沧桑、雄踞四野的城墙和城门，没有了茶馆和会馆，以及四合院里的肥狗、胖丫头、金鱼缸和石榴树。若说起北京和巴黎的关联，只是曾有过一所中法大学；此外，便是大革命时代的激进和激情，以及文化之都暗中传送的文气文脉了。

（5）两个文化之都的差异清晰可见。一个中国留学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比较过北京和巴黎：位于永定河以北的北京是典型中国式的“单岸城市”，塞纳河横贯的巴黎则是欧洲式的“双岸城市”；北京的城市格局是方正归整的“井田效应”，巴黎则是有中心向外扩散的“涟漪效应”；北京城市以西向和北向为主的发展潜含了一种“内陆取向”，而巴黎沿西北向发展的“历史性轴线”，表明了一种明确无误的海洋走向。

（6）当代北京的现代化取向或许并不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则上，其现代文化在本土生长，已形成直接吸纳世界文化的相应机制。后者曾经是上海重要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之一。回过头来看，经由港台转手倒卖外部文化，终究是难成大器、难以远行的。令人遗憾的是，以“国际化”定位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就城市建设面貌、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等许多方面而言，都只是港台文化的拙劣翻版，距主流文明相去甚远；即便是北京文化，在这许多方面同样是亟待改进的。

呼唤中国建筑内涵的回归

①说到建筑，人们一般都会想到满眼的高楼大厦。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盖起了亿万幢的住宅楼，也出现了许多摩天楼和吸引人眼球的奇异造型的建筑物，这些都是新时代的作品，有的也很精彩。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②中国的建筑是独具特色的，不仅因为其历史悠久，还由于其人文和历史环境的独特，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与类型。近些年来西方世界提倡生态、低碳、人性。而中国建筑出现伊始就尊重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中国人造房子一开始就是用木结构，早在六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先民们创建的木屋，用卯榫结构造成的屋架、梁、柱，就能抵御地震的灾害，□□庇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先民，□丽江和汶川的大地震，也印证了中国木结构房屋的减震功效。可是，我们现在都丢弃了，在中国大学里现今学建筑的学生也很少有人去学习和研究木结构的技术了。

③如果说中国的皇家宫殿以及寺庙形式都有些相像，那么，各地的民居则特别丰富多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国的传统民居，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江南的厅堂以至上海的石库门，它们的平面布局，都是有堂屋、两厢、前厅、后房。堂屋是不放床的，是礼仪和会聚的场所，这是阖家团聚的需要。住房中都有天井，讲究个上有天，下有地，房屋用墙围合起来求得安全，但不能没有天地。西方人所追求的是物化了的概念——“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只注重个人的物质需求。中国人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四合院相连而成胡同，宅院组合有街巷，上海的石库门排列在一起就是里弄。它们虽然没有间距、密度、绿地率等等的指标，在过去人口不是那么膨胀的情况下，却能让入住者安居乐业，邻里融洽。四合院的温馨、街巷风情以及里弄亲情，住过这些老居民区的人们会有那些美好的回忆。而现在套用西方模式建造的新公房、居住小区、别墅群，似乎很先进、很科学，邻里关系却要冷漠和功利得多。这些年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外来的文化搞得弄不清方向了，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以及传统的技术和艺术中的精彩似乎逐步被人们遗忘。所以，我们要呼唤中国建筑的回归，回归中国建筑中蕴藏着的许多优秀的传统——在这些年造了这么多房屋之后，本也该好好地反思一下。

④前些日子，我去广州市图书馆做讲座，主办方专程陪我去看了近年新建的建筑，有新电视塔，广州人昵称为“小蛮腰”，有大剧院称为“大磐石”，还有个高层大楼叫“水桶哥”，这些建筑的造型都很有特色。只是既说到“特色”两字，我就觉得还缺少了广州的地方特点，同时也没有中国味。这些高楼钢塔放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都可以。又想到从前广州的建筑是以岭南特色而著称的，广东的骑楼、岭南派的花园庭院……广东的老建筑有开敞的平面，通透的空间，轻巧的造型以及高天窗，趟栊门，广式廊檐、门楣，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建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也出现了白天鹅宾馆的“故乡水”中庭，兰圃的深廊和白云山庄，从化温泉的内外庭园的结合，这些都是当时广州人引为骄傲而引领了中国的建筑新潮流的，而现在没有人提起了。据说广州还要建十几幢摩天大楼，更多的城市还在攀比着建筑的多、高、大、洋，比着新奇、怪异，殊不知要烧多少钱，要产生多少碳！而从深层次上说，这就是根本不管城市文化了。

⑤作为中国人，我期待着学建筑的、造房子的以及管理建设的有心人，认真地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建筑发展和演变，沉下心来甚至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出些好作品来；不是搞建筑的，也要关心建筑事业，毕竟建筑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希望大家都能懂点建筑，并且能真的读懂中国建筑。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来改变当今建筑的这种尴尬——中国建筑没有中国味、地方建筑没有地方特点的情况，让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重新跻身于世界城市与建筑之林。

  (2011-08-30《文汇报》阮仪三)

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

①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经济学视角诠释语言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尔沙克。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

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说语言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索绪尔就定义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是，仅按照信息论的观点理解语言交际过程的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是不够的，它忽视了语言的经济功能以及所具有的产业特征。语言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如果说经济理论是对人类相互作用中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话，那么，人类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便是自然语言。用经济学的视角来诠释语言，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更重要的应用价值。

③目前理论界对语言产业的定义还没有清晰地提出来，语言产业的研究少之又少，但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语言产业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他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的多层次的需求。从微观上讲，各种语言类产品能够提高个人语言技能，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满足个人多层次的经济需求。从宏观上讲，各类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据格林统计，英国就凭借着强大的英语产业，源源不断从各国获益，每年可以从中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语国家每年可以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

④语言产业外延很广，大体可以包括语言推广、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康复、品牌命名、计算机语言，以及对于以上语言服务支撑的技术产业。各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也会出现具有本民族或者区域特色的语言产业。

⑤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最核心的载体。什么是文化产业？有众多学者给予了定义，但都大同小异，例如有学者这样定义：文化产业是生产者以市场为基础，以专业分工为条件，以资本为动力，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其审美、求知、群体认同等文化需求的过程。文化产业包括报刊杂志业、影视音像业、出版发行业、旅游观光业、演出娱乐业、工艺美术业、会议展览业等等。从文化产业的外延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所衍生出来的职业基本上都与语言有关，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载体，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产业的发达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行业，能够占领全球市场，主要于其语言的强势和语言产业的发达。

⑥许多教育活动及其硬件的生产，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组织，形成了与其他产业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教育产业，包括一些教育机构本身的企业化运作，为教育提供各种服务和各种硬件产品的企业以及非企业化却已市场化的教育活动等。由于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所以也可以说，语言和语言产业是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基础，语言教育产业本身就是教育产业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语言产业的一部分。语言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因此，语言产业的业态支撑点是教育。语言产业尤其语言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语言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教育产业的发展。

⑦“语言经济”比“语言产业”的外延要广，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活动的核心部分，但非全部，因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并非所有经济活动都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语言经济也是如此。语言经济与语言经济学当然密切相关，语言经济学本来就是把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因素作为表征变量，用经济学的工具来测度语言产业的成本收益、语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语言的经济力。因此，可以认为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也是语言经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对语言产业的研究是语言经济学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体现。

⑧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产业发展迅猛，比如，2008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总额达到84亿欧元，未来若干年将每年至少增长10%，语言产业因此列入若干最高增长产业之一，预计到2015年欧盟语言产业营业额将达165亿至200亿欧元。

⑨目前我国有总体的语言规划和一些语言战略措施，但还没有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笔者认为，应尽快统筹相关部门和组织有关领域的专家，制定国家层面的、宏观意义的、指导性的、有配套措施和政策的语言经济战略或语言产业战略。

《光明日报》（2012年03月02日）

①艺术创作是艺术这真实情感的有意识表现，这就决定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离。

②艺术创造是作为创造性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生产而作用于历史进程的。总起来看它也许不过是无数元素之一。但是有没有这个元素，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就会不同，从而变化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也会不同。

③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指责艺术家只诊断不开药方，甚至只指出症状而不诊断。这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指责。这等于要艺术家同时也充当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殊不知艺术家只要能发现和提出问题，就可说是不辱使命了。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就因为他们的敏感和诚恳有助于他们在平常中发现异常，在公认不是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它不同于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实业家等等思考得来的看法。它往往更直接和更深刻。

④从历史上来看，艺术的觉醒往往是社会思潮发生变迁的先声。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的创作，先于启蒙运动的兴起。几乎没有一种新思想不曾先期在艺术中得到表现。这并不是因为艺术家更高明，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依靠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所以他们往往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历史在飞快地前进，并不停留下来等待人们下结论，而当结论出来的时候，它往往已经过时了。

⑤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将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作用。成为艺术家，他是由于把感性批判精神注入现实而参与对历史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创造者了。

⑥同时，精神生产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情感有其社会内容，其表现形式也受物质手段的制约（例如只有发明了电，才有电影），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艺术又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它的起源，以及它的变化和发展线索，都应该到人们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例如要了解为什么中世纪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水墨山水画，为什么近代西方绘画愈来愈趋于抽象而抛弃写实的传统，都只有联系当时中国或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有可能。艺术是从社会之中产生出来的社会本身的力量。所以它又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说艺术创造是人类创造世界的历史性活动的组成部分，同说艺术受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制约，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这二者是统一的。这二者的统一使得艺术的历史，大体上对应于社会发展史。

⑦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艺术，是法国洛塞尔出土的和奥地利出土的女性雕像，它们的被发现，证实了艺术是从非艺术之中生长出来的。从作为交际工具的人类语言中产生了语言艺术。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而又缓慢的发展过程。它们曾经是游戏、魔法或别的实际需要。但由于它们都是超越现实的，例如歌唱不是真的说话，画中的野牛不是真的野牛，舞蹈表演的狩猎，不是真的狩猎。所以艺术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而具有某种自由的性质。

⑧所以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繁荣必然导致艺术的繁荣。从历史上看，情况往往相反，往往现实生活愈是黑暗痛苦，理想主义愈是强烈鲜明，人类的情感也愈是炽热和深沉，因而艺术也就愈是发达。所以在历史上，艺术的发展并不总是和经济的发展相平行的。中世纪欧洲的艺术水平，大大低于荷马和菲狄亚斯的时代，社会发展了，艺术反而没落了。十七世纪的荷兰，经济正在欣欣向荣，而伦勃朗后继无人。十八世纪最优秀的作品出现在最野蛮的德国。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当时经济最落后，政治最黑暗的国家，而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成就，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任何最先进的工业国。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命运，例如屈原、司马迁、杜甫、伦勃朗、凡高、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曹雪芹等人的命运，都是非常之不幸的。冠绝当时的俄国文学，其作者的名单几乎同时也就是殉道者的名单。正是这种不幸，孕育了他们的艺术。苦难毁灭了李煜的生活，但却成全了他千古流传的诗篇；苦难毁灭了陀思绥耶夫斯基的生活，但却成全了他使全人类灵魂为之震动的小说。正如韩愈所说，文章是“穷而愈工”，现实的社会生活绝不是艺术家的敌人。它造成痛苦和失望，但对于艺术激情的产生来说，这恰恰是必要的准备。

⑨痛苦象是一潭深渊，（    ）艺术家寻求进入。“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艺术是社会生活通过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不是曹氏父子创造了建安风骨，而是建安风骨创造了曹氏父子；不是李白、杜甫、张旭、颜真卿创造了盛唐之音，而是盛唐之音创造了李白、杜甫、张旭、颜真卿。他们不过是当时被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创造出来的无数不知名的、久已湮灭的艺术家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无数为同一种理想所鼓舞，为同一种愿望所支配，为同一种苦难所折磨的人们，都纷纷力图通过一种当时流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同一种情感。他们的种种努力绝大多数是失败了，（    ）那些最有才华、体验得最深，生活得最充分，情感最为炽热的，心理动力最强大、心理负荷最为沉重的人们，才能够不自觉地在绝大多数人的失败所提供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一般来讲，在其他因素类似的情况下，比较开明的政治形式，较多公民权利的民主制度总是有利于艺术的繁荣的，古代希腊的雅典共和国是这方面的例子。（    ）有时一种残酷无情的压迫所燃起的反抗的怒火，反而灿烂地照亮艺术发展的途程，十九世纪的俄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有时一种对艺术有利的条件对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却不利，十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各自为政的状况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一切都应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