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终结

①知识产权是为了推动艺术与科学发展（版权、专利等），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商标、商业秘密等），这是官方的说法，也是相关法律设定的初衷。然而，现实世界中，知识财产主要是“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占有”，如是，它就同现代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并证明了随之而来的面对面竞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

②可是，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制度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被称为外包业务的宏大产业运动。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开启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识产权衰落的深刻社会变化。

③用商业研究者的话说，互联网和外包都属于某种“破坏性创新”的范式突破。一般而言，破坏性创新在起步阶段很简单，因为它们只是想通过为那些几乎别无选择的人（即当前的非消费者）提供简装产品或服务来占有市场——即便以旧的标准衡量，它们可能也相当原始粗糙。但是，当主流消费者流向这些新产品或服务时，他们因如此简单易得、优质低价的解决方案而兴奋。于是可以预见，破坏性创新会逐年改进，最终改造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不断的破坏浪潮将逐渐重塑市场。

④如今轮到知识产权产业了。它们无法逃脱破坏性创新，而且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尤其脆弱。这是因为，知识财产若真是一种法定的无形财产形式、一种以注册或是国家强制力为法律拟制的垄断，它就存活于复制和模仿手段受到严格限制且成本高昂的社会当中；否则，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就只能是免费的，是被随意假冒。

⑤复印机发明之前，复印一本书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复印的高成本和低质量使得知识产权在印刷材料（书籍、杂志、报纸等等）上有效地取得了特权。但是包括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今天，无论是下载电影还是分享书籍，对版权材料进行未经授权的使用和复制仅需点一下手机、笔记本电脑或任何一个数字终端。侵犯知识产权已经以最低的成本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问心无愧的人们都来参加的一个仪式。

⑥同样，假冒商品充斥市场；成本极低，质量有时却挺高。没有任何成功的品牌或驰名商标可以免遭侵权与淡化使用，一切有利可图的专利、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也难逃被模仿的命运。原因很简单：西方知识产权出口国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技术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且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量人才都外包到了新兴经济体——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华尔街分析师、会计师、电脑工程师、汽车设计师、制药科学家、前沿产业研究者，一个都不少。

⑦随着工业和商业外包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产品与服务正在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转移。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这些新兴经济体一般都处于低“法治”状态，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相对淡薄，因而，知识产权产品与人才的大批外包必然意味着新世纪的全球竞争将会放松知识产权的严格落实，也同一般意义上的高“法治”状态相去甚远。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

⑧凭借知识产权的执法不力与低“法治”状态，中国经济自1980年代以来迅速腾飞。中国大小企业的竞争优势都与“友好”的投资环境有关，这其中就包括一个规制较少的市场，即法律执行并不严格，在知识产权法上尤其如此。这就使得人们更容易模仿与创新——包括假冒。由于金砖国家正在占领更多的市场、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高“法治”国家即使不在法律体系中的其他部门做出让步，至少也得放松知识产权法律的锁链，以便在同等效率、成本和质量的水平上竞争。

⑨所以，借玄学派诗人邓恩的不朽诗行，“永勿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在为你敲响”——为你，知识产权。

家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是浓得化不开的情结。然而古往今来，少小离家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人生选择与内心情感逆向行驶，并非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炽烈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选自2016年01月20日《人民日报》)

拯救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①从历史来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汉语和汉语写作饱经磨难。作家白先勇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遭到修葺的对象。没有一种语言像中文那样，在这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变革。从晚清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言文一致"运动开始，汉语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推行世界语、汉字的拉丁化、语言大众化和解放后的繁体字简化方案，80年代的电脑化挑战等。面对民族性生存危机和现代化召唤，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口号。作家王蒙也曾呼吁全球华人保卫汉语，展开一场保卫战。王蒙先生针对的主要是由于英语、拉丁文在国内的普遍使用，使得中华母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这是出现了汉语危机的事实。

②现在看来，危机已不仅仅来自外语的威胁，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

③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没有道德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一个介乎"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而批评和理论界也难以超拔。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出现了"失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文革"语言的影响，"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④在历史与现实、"内忧"与"外患"的多重夹击中，汉语如何延续其传统的血脉，创造新的辉煌，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我们能否意识到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那曾经被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鲁迅骄傲地向世界展示过的，延续着几千年中华文化命脉的，最切近我们心灵的母语呢？

⑤汉语危机还来自"全民学英语"热潮的冲击。一位学者曾经作过一项统计，在"社会·文化"网点下的120多个讨论本国文化的小组中，放弃本国文字而使用英文的国家中以中国为最大。一个以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联网讨论组，本来应该是使用汉语的好场所，然而多年来也一直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就连中国人之间的网络通信，也为方便安全而使用英文。

⑥汉语危机不仅仅来自"全民学英语"热潮的冲击，网络语言向现实生活的渗透也为原因之一。一位语言学家曾对网络语言发难，称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一位高级教师曾说，有些同学在作文里时常地冒出个网络上的词语，一些年纪大的老师根本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对此若不加以引导，学生极有可能养成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坏习惯。”

⑦有一条让人非常难忘的新闻的题目是：《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能用普通话交流》。我的理解是，汉语交流的障碍率是50%左右。这意味着汉语的魅力和公信力都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是如此的隐蔽，以至于人们会为"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能用普通话交流"感到高兴和自豪。

⑧发人深思的是，目前，当汉语在故乡受到冷落时，全球"汉语热"却在持续升温。世界上有100多的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汉语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

⑨纵然“汉语热”热遍全球，纵然我们的后代都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但在汉语的故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倘若"汉语危机"的呼声一直不断，我们又怎能尽展欢颜？

跟风与克隆，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大顽疾。时下，文艺上炒剩饭、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做法还较普遍，那些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还相当多。一些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选角不从演员与角色的适配性出发，单纯考虑“流量”，这就是随波逐流、缺乏个性的典型表现。近几年来，《智取威虎山》《战狼Ⅱ》《湄公河行动》等电影作品做出创新突破，叫好又叫座，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趁势推出更多题材、类型、风格作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主流文艺。毋庸置疑，一个时代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大家不断涌现，以及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佳作大量被创作出来。而缺乏艺术性是文艺创作危机的突出表现。解决跟风与克隆、缺乏艺术个性等问题，是筑造文艺高原、造就文艺高峰的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引起文艺创作者的重视，蓄力突破、开拓新境界。

文艺重要职责在于创造美好明天，由或然创造出必然，保存人类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呈现人类对世界的希望憧憬，引领人类建构生存的意义。对生活有独特发现，深具思想穿透力和表达冲击力，是艺术创造个性的体现。有自己创作根据地和艺术主见的作家艺术家敢走他人未曾走过的路子。比如，金宇澄作为编辑看到过大量“打扮很不一样，文字很一样”的作家，他写作《繁花》时便有意要“显示文字的自我，把自己跟别人分开，改变通常的叙事”，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人的语言方式有着巨大的特异性，中国小说自身有传统，我们一旦在艺术表达上无力，就需要到传统里去寻找天感。《繁花》有意打破翻译体对当代小说创作影响深入骨髓的现实，显示出中国气派的不同气质与力量，这部小说成为一个独特存在。作家、艺术家的文化积累、修养底蕴、文化自觉是达成艺术个性的重要条件，而艺术创造的个性也需要全社会的鼓励与呵护。

（选自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在《旅行青蛙》里，藏着巴赞的电影理论

陈思航

近日，一只面无表情的青蛙在各大社交网络流行起来，唤醒了无数人的母爱与父爱。它来自日本HIT-POINT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这样简单、休闲的一款游戏，竟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游戏榜首位。它为何让玩家蜂拥而至？

借助电影创作的“窗户论”，青蛙游戏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导着玩家们通过脑补进入自己的角色。当青蛙不在家中的时候，玩家们难免要想，现在它踏上了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玩家们不免揣测它的心情，它在旅途上可能遇到的朋友，和它将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当玩家们凝视着两个一成不变的场景时，总是免不了要陷入遐想——没错，遐想。当玩家所能“掌控”的仅有两个场景的时候，遐想注定是没有疆界的。

“画外空间”被频繁地运用于电影创作之中，这可以从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窗户论”说起。巴赞认为，电影银幕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巴赞的电影观中，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摄像机所做的，仅仅只是选择窗口的位置。

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永远不会放过对画外空间的运用。首先，它可以使叙事更为完整，譬如观众们最为熟识的画外音，经常在影片的关键处起到推进、暗示、评论剧情的作用。画外空间也可以使电影画面富有层次、扩充影像的意涵。在某些时候，画外空间甚至可以替换成观众们所处的空间，由电影中的角色直接向观众发话。

但是，《旅行青蛙》主要利用了画外空间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特性：诱发玩家(观众)的联想，增强作品与玩家的交互性，从而丰富玩家的体验。而在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极端形式的体现。例如，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中，大多数的戏剧性动作都发生在画外或者镜像空间之中。女性主义影片是对主流影片的逆反，它们要求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之中，用联想补足影片的叙事，而不是随着创作者的叙事流被动地摇荡。

《旅行青蛙》虽为一款游戏，也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张精致的镂空纱，引导着玩家们填补着场景之外的空缺，从而进入自己的角色：一位户外旅游的爱好者，能够更为生动地想象出青蛙翻山越岭的过程；一位热爱考据的游戏迷或许会穷究游戏的算法，从而精确地定位青蛙旅行的目的地。而很多人提到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热议，想必也是更多发生在中国玩家的群体中，因为我们有着更为紧密的家庭关系与集体感。

毋庸置疑，在一款优秀的游戏中，可以嵌入动人的故事、电影化的画面与动听的音乐。游戏与电影一样，能够吸收各门艺术之所长。而使游戏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则是它更为突出的交互性。对画外空间的运用，无论是在游戏还是电影中，都是对交互性的增强，使观众与玩家更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来。但是，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观众对画外空间的联想，削弱了创作者的控制力，而在游戏中，这种联想则削弱了玩家的控制力。

控制者的不同强有力地体现在主流商业电影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之中，它也可以说明这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好莱坞商业巨制时，震撼的特效、紧凑的剪辑、不断推进的叙事拖拽着观众不断向前，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感官的洗礼；而当玩家们进入一个主流角色扮演游戏时，他们付费充值是为了使自己的角色更为强大，能够在游戏中叱咤风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在运转着，听凭摆布的受众们也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艺术的商品化。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们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同一个艺术品，而艺术也使我们得以用不同的视角反思我们自身、反思这个世界。《印度之歌》静态的影像与极少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体认一种新奇的女性语言；而《旅行青蛙》的独特玩法，也使玩家在面对小窝时无尽的遐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只独特的青蛙。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责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费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研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教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吾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菜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从古至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互动，都有艺术相伴。艺术是温润和滋养丝绸之路的精神源泉和情感溪流，也是贯通丝绸之路的文化血脉。丝绸织锦、陶瓷器、乐器、歌舞、建筑、绘画等，以其物质与艺术属性的和谐统一、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相得益彰满足了丝绸之路沿线人们的各种需求。同时，艺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沟通了民族情感，化解了文化冲突，丝绸之路由此千年不绝，绵延至今。

人类的交流从物质交换开始，通过各种生活用品和器物的交换，沟通着不同族群人与人的关系，而物质被赋予艺术审美特性，则改变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美学风尚，也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中国丝绸、瓷器被西方人推崇，印度、波斯、中亚音乐舞蹈对中国乐舞的影响等等，是在艺术差异性中建立的新型审美关系，并发挥了长久而特殊的功能。丝绸之路艺术从物质实用性与精神审美性两方面满足了东方与西方社会的需求，也穿越了国家民族地域界限。丝绸之路艺术史与以往的国别艺术史、区域艺术史、世界艺术史不同之处之一，就在于它不是“纯艺术”的历史，而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交流史。从学术的角度说，在人类艺术史乃至人类史的视域中研究丝绸之路艺术，避免了在狭义的艺术视域下建构艺术史的发展逻辑，同时，提出一个艺术理论问题——“物的艺术表达”。

“物的艺术表达”的概念，意指物质交流负载艺术元素，同时，艺术创作及其传播对于物质载体、材料、质地的要求、利用和催生，使得“物”蕴含丰富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也具有了艺术表达功能和“文本”叙事功能。“物的艺术表达”的研究将使丝绸之路艺术的意蕴获得新的理解，也使得丝绸之路物质与艺术之关系获得新的阐释。瓷器和其他器物，丝绸和织物，乐舞和乐器，建筑风格和雕塑手法等等，不仅以物的实用性而且以其艺术性沟通人类审美情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精神滋养。可以说，蕴蓄艺术审美性的丝绸之路物质交流，或者说具有艺术品格的物质交流，就是心灵对话，就是审美意识的表达，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造成的裂痕，这是人类艺术史上特殊的艺术现象，是丝绸之路艺术的独特意义之所在。

丝绸之路艺术作为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艺术整体，体现了一种彼此欣赏、和而不同、包容差异的文化精神，它的艺术趣味是异中有同，它的审美特质蕴含更多共性，它的精神追求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演变，其重要意义包括物质交流对异域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时尚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在古代，西方曾因为远东地区的瓷器和茶叶等的进口而创制出大量新型器物和艺术产品；中国的青花瓷餐具，改变了欧洲的饮食习惯和室内设计。同样，来自欧洲、南亚、西亚和中亚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交流，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东亚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艺术样态。由对艺术的彼此欣赏而加深相互之间情感交流和文化认同，可以说，不同艺术的接受就是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艺术是温润和滋养丝绸之路的精神源泉。

（程金城《艺术对丝绸之路的温润和滋养》）

近来，不少研究发现，古老的北极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到本世纪中叶，北冰洋很可能会进入夏季无冰的时代，一片全新海洋正在形成。

全球气候变暖无疑是主要原因。据科学家测算，北极地区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1980年以来，局部升温甚至达3．5摄氏度，升温幅度大大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2摄氏度目标。2016年以来，北极中心区域冬季多次出现爆发性增温现象，使得2016～2017年北极年最大海冰覆盖范围达到了1979年以来的最低值，目前夏季海冰覆盖面积也缩小约30%。

北极升温和海冰的快速减少已经产生一系列显著影响。

首先，北极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在陆地上，积雪快速融化，植被覆盖增加，树线北移；在海洋里，温度和光照的增加促进了浮游植物的生长，鱼类等随之北上，渔业资源也北移。极地是全球生态安全的屏障，作为地球上的生态脆弱带，这些变化可能给寒冷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带来重大破坏。

其次，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循环过程发生极大改变。北极是目前地球上碳源汇格局变化最剧烈的地区。

碳源和碳汇分别指二氧化碳的释放源和吸收体。一方面，地表大量营养盐物质在冰层融化后被冲刷入海，开阔海域面积和持续时间增加，都有利于海洋植物的生长，加强了碳从海洋表层向深层的转移和埋藏，这一将碳“抽”入海底的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海洋生物泵”；另一方面，冻土层加速融化加剧了土壤中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释放，海域的扩张也加大了浮游生物对二甲基硫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见，碳源和碳汇在北极都有所增加。总体来说，北冰洋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汇”，但这个“汇”涉及上述陆地与海洋物质交换的多种过程，未来究竟会如何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

最后，北极地区发生的海－冰－气相互作用过程也对北半球的气候和极端天气产生了影响。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会导致北半球冬季大气环流场的变化，造成中纬度气压降低和高纬度气压升高，给北半球国家带来频繁的寒潮与暴雪，甚至影响雾霾的扩散。此外，冰层的融化也会导致海平面的升高。

北极的快速变化也能带来新的经济机遇：北极航道通航能力增强，油气、渔业等资源开采的条件将大为改善。然而，对于北极，我们已知的还很少，未知的还太多。未来，对北极变化情况及其生态效应影响还需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各国也应立足长远，为应对气候变化、规范北极治理积极展开磋商和合作。

（摘编自陈建芳《正在消失的北极冰川》，《人民日报》2019年05月08日）

阅读的二手消费

①一个好的学者做研究时，往往应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与题项相涉的重要研究材料，可惜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没能做到；一个好的读者阅读时，应当抛开书评人、批评家、专业学者这些知识的二手贩子，直接阅读原著，以求直达原作者的心灵和思想的中心，以求更好地靠近那些伟大的魂灵，但是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没能做到。毕竟，这已不是书籍的时代了，正经的学问也逐渐变得边缘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蜕变成“知道分子”。

②我们身处媒体的时代，有了太多的娱人娱己的方式，不再像18、19世纪书籍时代的读者一样，只能在书山跋涉中去寻求快乐的指引和心灵的成长。现今的读者更易受传媒的影响而阅读。媒体是这个时代的王者，它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影响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阅读原本是生活中非常私人的事，但是像央视“百家讲坛”却试图说服一般的读者：你应当阅读于丹、易中天、袁腾飞等人的书。于是，没“读”过的人会少了许多谈资，在一个群体之中，他渐渐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时代的新文盲。终于，在畅销书这一个舞台，来来回回，粉墨登场了许多二手贩子。

③像今年非常红火的梁文道就是一例。梁文道的书在大陆火起来也仅仅是2009年的事。作为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他开讲“开卷八分钟”一栏，给观众介绍书籍。那些介绍书籍的讲稿，最终汇编成册。今年梁氏的书卖得很火，出书的风头甚盛，四本书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五本书《梁文道：我读》在年关将至时，又换上了上海三联书店于2010年1月出版。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社，历来以质量著称，但是自从中华书局为于丹出书以来，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为生存而降格以求。不知2010年上海三联出版的这本《梁文道：我读》算不算得上是一种降格呢？

④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有可取之处。毕竟都市生活节奏非常之快，人人时间有限，而出版业的繁荣又使读者误以为书籍那么多，如何读得完呢？何况，知识本身就是无涯无际的。从这两点出发，书评家有了它的存在位置，梁文道的存在位置也正在于此。“道长”要做这个读书的群氓时代的引导者，普度一般的读者，所以《梁文道：我读》的好处在于为一般的读者作一导引，如何读好一本本“流行书籍”。试看《我读》中所选的书，大部分是国内外的热门书，涉及人物和书籍有：王小波和《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被消费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和《切·格瓦拉之死》，2009年凭《小团圆》借尸还魂的张爱玲，作品被误读为青春小说的村上春树和随笔集《当我淡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言辞激进者陈丹青，于丹和讲《论语》的杂书，畅销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等，几乎已将最近几年的文化热点一网打尽。出版者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精明之极，所以《梁文道：我读》也必将畅销一时。读者也可借此获得多点谈资。

⑤本书首篇开宗明义，即问：“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文中，除有主张扩张阅读面之外，观点大有为自身开脱之嫌，即虽然是将知识二手倒卖，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可读之处的。“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论语〉心得》。”同样的逻辑，倘若读者不能一上来就读《 》，当然是读《     》。然而，这种逻辑的不足之处在于，此书所介绍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虽触及了今日的文化热点，但是读者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不读其他更为“正经”的书。那么，那些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经典，肯定是没有时间再读了。

⑥我们翻开《梁文道：我读》，大半观点仍不外是拾人牙慧。这样的书，会让一般的读者自以为自己读完这些书，懂得了不少知识，殊不知这样的盲从，本身也就很说明那些没有主见的读者，仅是新时代的“文盲”而已。冷饭炒过几次，味道再好，也是有限。何况，既是冷饭，又是他人嚼过的，营养如何，想想更是可知。当然，精明的读者并不需要他人的介绍，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体系和辨别能力。至于一般的读者，大概翻读一遍，即可抛开。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