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终结

①知识产权是为了推动艺术与科学发展（版权、专利等），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商标、商业秘密等），这是官方的说法，也是相关法律设定的初衷。然而，现实世界中，知识财产主要是“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占有”，如是，它就同现代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并证明了随之而来的面对面竞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

②可是，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制度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被称为外包业务的宏大产业运动。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开启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识产权衰落的深刻社会变化。

③用商业研究者的话说，互联网和外包都属于某种“破坏性创新”的范式突破。一般而言，破坏性创新在起步阶段很简单，因为它们只是想通过为那些几乎别无选择的人（即当前的非消费者）提供简装产品或服务来占有市场——即便以旧的标准衡量，它们可能也相当原始粗糙。但是，当主流消费者流向这些新产品或服务时，他们因如此简单易得、优质低价的解决方案而兴奋。于是可以预见，破坏性创新会逐年改进，最终改造整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不断的破坏浪潮将逐渐重塑市场。

④如今轮到知识产权产业了。它们无法逃脱破坏性创新，而且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尤其脆弱。这是因为，知识财产若真是一种法定的无形财产形式、一种以注册或是国家强制力为法律拟制的垄断，它就存活于复制和模仿手段受到严格限制且成本高昂的社会当中；否则，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就只能是免费的，是被随意假冒。

⑤复印机发明之前，复印一本书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复印的高成本和低质量使得知识产权在印刷材料（书籍、杂志、报纸等等）上有效地取得了特权。但是包括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今天，无论是下载电影还是分享书籍，对版权材料进行未经授权的使用和复制仅需点一下手机、笔记本电脑或任何一个数字终端。侵犯知识产权已经以最低的成本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以及所有问心无愧的人们都来参加的一个仪式。

⑥同样，假冒商品充斥市场；成本极低，质量有时却挺高。没有任何成功的品牌或驰名商标可以免遭侵权与淡化使用，一切有利可图的专利、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也难逃被模仿的命运。原因很简单：西方知识产权出口国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技术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而且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量人才都外包到了新兴经济体——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华尔街分析师、会计师、电脑工程师、汽车设计师、制药科学家、前沿产业研究者，一个都不少。

⑦随着工业和商业外包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产品与服务正在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转移。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这些新兴经济体一般都处于低“法治”状态，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相对淡薄，因而，知识产权产品与人才的大批外包必然意味着新世纪的全球竞争将会放松知识产权的严格落实，也同一般意义上的高“法治”状态相去甚远。中国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

⑧凭借知识产权的执法不力与低“法治”状态，中国经济自1980年代以来迅速腾飞。中国大小企业的竞争优势都与“友好”的投资环境有关，这其中就包括一个规制较少的市场，即法律执行并不严格，在知识产权法上尤其如此。这就使得人们更容易模仿与创新——包括假冒。由于金砖国家正在占领更多的市场、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高“法治”国家即使不在法律体系中的其他部门做出让步，至少也得放松知识产权法律的锁链，以便在同等效率、成本和质量的水平上竞争。

⑨所以，借玄学派诗人邓恩的不朽诗行，“永勿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在为你敲响”——为你，知识产权。

人类并不注定要失败

格林

①人类似乎成为地球系统中的癌细胞，对我们自己和其他生命都是危险物。在未来，在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数量大得多的人如何才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是21世纪的关键问题。虽然科学和技术需要有更多的发展，但这只是文明的外在方面。我们有更深刻的需求，那就是我们如何理解作为人的我们自身，我们如何按照这种理解来行动。我们必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这是最为艰难的。我认为，人类不会失败，但我承认，我们正在失败。如果我们想成功，我们应当大幅度改变生活方式，这种改变要求的时间之短是里上上从未有过的。

②如果人类想要有一个可靠的未来，我们面临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难的，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中，□这是第一次由□是人类一个物种所造成的灭绝。地球及其生命如想延续新生代的繁盛景象，新的时代就需要人来在生态圈中有意识、有能力和有感情地参与。这要求人类回复和保护生物群落，生活方式与地球生命系统的运作相一致。

③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我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我国总GDP和人均GDP年增长很快，然而在人均收入方面，我们仍然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生态灾难，其后果如下：我们已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为煤炭为我们提供了70%的能量。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们占16个。据估计，2030年我国的汽车数量将是现有的20倍，数量将超过美国。我国四分之一国土是沙漠，隔壁和沙漠每年扩展4900平方千米，到了距离北京240千米以内的地方。目前，我国大约66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抽取地下水导致城市下沉。

④当前人类的影响超出了自然承受能力的限制。有人认为当前人类的生态足迹是地球承受能力的131%。未来生存的条件是，人类必须接受自然和人类生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限制，人类也必须自我限制。这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常常把应对生态挑战设想为技术性的，但事实上更根本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作为人的我们自身，以及如何将这种理解付诸行动。

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文明集中关注的是通过开发甚至是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改善人的处境。在现代技术力量下，这种对文明的理解已经失效。我们应把自身理解为众多物种中的一个物种，而非隔绝于自然的其他存在；我们应把自身看成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种：生态文明应当立足于这种理解之上。20世纪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是对工业乌托邦的梦想，而我国的梦想是什么？我国的行动是什么？在道家、儒家中都有重要思想以支持生态文明。道家认为自然中有一种统治力量，我们可以依靠这种力量，也应对这种力量负责。儒家认为天地人之间存在相互感应，天地是宏观的事物秩序，而人是位于天地之间的“心”。

⑥我们应走一条绕开西方工业发展阶段的道路，较之西方国家更早进入生态文明。我国担负着超过十三亿人口生活的沉重任务，我国在带领世界跳过西方发展道路，进入生态文明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这样做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还需要汲取传统文化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必须建立桥梁。

⑦地球有生物物理的极限，这种极限是我们不敢越过的。认为文明必须有地球的运作相协调，人类必须成为地球系统运作的参与者。所有的人类习俗和理解都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们现在必须在后现代的情境下从其传统的源泉中吸取资源，以便形成对一种不是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理解。工业和贸易尤其地位，但在生态文明中，工业和经济应当是理解社会和生态的产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社会和生态学是工业和经济的产物。

⑧人类并不注定要失败。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删改）

悠着点，慢着点

-----“贫富”与“欲望”漫谈

莫 言

①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②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③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她甚至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④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⑤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的病态需求。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⑦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⑧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2010年12月4日)（有删节）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数字媒介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现实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当社会上有了突发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时干预，而是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在这样一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而是对完美表象的不断消费；不再是对爱情与友谊的实际感受，而是对亲密表象的反复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样，而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无图无真相”固然是网络上流传的戏谑之语，但也最生动、最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当图像与视觉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作品对现实的书写和呈现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刻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体验生活、捕捉生活的细节、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历史潜流等创作方式，也会因为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们并不仅仅依靠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题打动人心，其作品对伦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体察，对世事沧桑、悲欢离合的兴叹感慨，都无不令读者深受触动。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读者能够明显感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认识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相去甚远，并总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在这个数字媒介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选择以屏幕和摄像头作为理解、观察现实生活的手段时，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应该承认，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现代人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顺手打开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无穷无尽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进步。而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而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等。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现实的有效途径。

（摘编自李松睿《以反思的姿态理解生活》）

西洋镜里的中国文化面目与出路

苗蛮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

随着“互联网+”日渐融入生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既获得技术进步的红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近年来，个人信息的内涵与范围均在不断延伸。与姓名、职业、通讯记录、家庭住址等传统信息相较，如今，个人上网痕迹、位置轨迹等数据日益重要，人脸、指纹、声纹等生物特征信息应用日益广泛，相关信息保护工作难度加大。比如，当人们积极拥抱人脸识别技术、享受着“刷脸”带来的便利时，不久前一则17万“人脸数据”在某网络商城公开售卖的消息，就给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另据媒体报道，即便是拍照时比“剪刀手”，也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指纹信息。

未来，当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应用不断涌现，一切皆可能被数字化。应当说，个人信息既关乎个人的隐私和尊严，又天然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数字化生存”需要个人让渡部分个人信息。人们的担忧，主要在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过程中的不透明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加强隐私保护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维护个人权益与合理使用信息的关系，成为信息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解答好个人信息保护这道难题，需要正视不同立场，理解其中可能蕴含的内在冲突。以人脸识别为例：很多人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脸部信息的收集、使用，都应以“充分告知+明示同意”为前提；企业或机构则担心，如果个人被过度赋权，会影响信息的合理收集与利用，有碍增进公共利益。事实上，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凝聚众智、集聚众力，综合考量社会、产业、个人等不同层面的诉求，求取最大公约数，才能与时俱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同时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其实，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化诉求，并不意味着必须以牺牲个人隐私或产业利益为代价。相反，以保护个人权益和促进信息流通为准绳，找到信息利用和安全的平衡点，有助于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安全为导向、以场景为基础，划定安全风险边界，是治理的基石；严厉打击非法利用或售卖个人信息的行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净化数据产业生态，才能让信息更有价值。致力于为行业营造良好环境、让公众安心共享信息，我们的数字产业就会行稳致远，前景更加可期。

多元的利益诉求，也给治理提出新考题。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强化监管，对违法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借助市场的力量，探索建立安全市场的第三方制衡机制；运用技术手段，为隐私保护架起坚实屏障……政府、市场和技术协同发力，才能构筑个人信息安全的立体防护网。

发展数字经济，我国在很多方面已是领跑者，难免遭遇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探索中奋进，努力走出一条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我们就能培厚高质量发展的土壤。

（选自喻思南《数字时代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央视新闻频道近期推出“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节目之后,一场场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流行开来,各行各业的青年,利用新兴的媒体与艺术形态歌唱祖国、祝福祖国,优美的旋律在各地飘荡,爱国的激情在人们心中沸腾。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而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別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一丝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升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快闪以其游戏性、创新性、自组织性等特点,很好地适应了青年的行为特点和情感诉求,让他们在娱乐互动中自觉体验,也为其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施展空间。可见,青年亚文化既不是芝加哥学派眼中对社会具有实际破坏力的反文化,也不完全是伯明翰学派视野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风格抵抗的附属文化,亦不全然是后亚文化学者视野中的纯娱乐文化。

在歌唱祖国快闪的走红中可以看到,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重要价值,能让青年在身临其境感受并参与的情况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悟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邹举《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

古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在农耕时期，中国有40万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可是没等到我们去仔细品读它、研究它、传承它，这些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这些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单元，这些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范式，就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乡村。然而，这种鸡犬之声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美景，却是许多城市人永远走不进去的图画。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大批古村落濒临消亡。在山东，原汁原味的古村落已不超过10个；在山西，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

这些古村落如此之快地消逝湮灭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大量撤庄并村，二是城镇化失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智库等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显示，传统村落保护目前仍面临一些困境，包括现有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保护不足、商业开发过度、“空心村”现象、千篇一律建设以及居住改善与传统保护存在矛盾等五大挑战。随着一些传统村落的消失，依附于传统村落中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灭绝。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七部门曾专项督查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情况，专项督查分为省级自查和中央部门现场抽查，督查内容主要是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其中包括各级相关部门信息录入、组织管理、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技术指导等方面。意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严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

2012年我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了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此后两年内，住建部等部门分两批筛选出1561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把它们列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4年，随着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保护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发布，国家层面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初步建成。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对列入名录的村庄，我国计划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其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之根在于乡土，中国未来之变其关键在于乡土，只有深读‘三农’，才能读懂中国。”这是浙江电视台录制的《衢州记忆：乡土再发现》片头中的一句话。古村落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其首要价值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既表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也道出古村落保护的要义所在。“先保护、后开发”不是单纯将原有的古村落围起来打造成景区，而是在保护原有资源的前提下，活化民俗，进一步开发景区的旅游功能，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内涵。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民众心底的情怀，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国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保护和建设好古村落，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延续乡村历史根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吴学安《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对复兴汉服的忧虑

①最近，汉服运动可谓轰轰烈烈，借汉服以复兴传统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接触过一些汉服狂热者，他们对汉服表现出一种高度信仰，哪怕就是变成外星人也要支持汉服，这让我很惊讶。同时让我意识到，汉服不只是一套衣服的问题，背后藏着一个个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或许可以解读现在一些人的文化心理。

②先说说服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力图要建构一种社会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建立在象征和仪式之上，对象征和仪式的敬服，就是某种秩序的建立，反之则陷入无序混乱。象征和仪式要借助某些工具或手段，比如服饰、称谓等等，其中服饰被看得尤其重要，它象征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修养，也制约着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故孔子说“资衰苴杖者不能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服饰将人们各就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形成了“垂衣而治”的象征系统。

③正是这种“垂衣而治”的象征，使服饰附带了除遮丑、保暖以外的诸多社会功能。因此，每个朝代的更换，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改服易冠。改服易冠 表示前朝遗老遗少对新政权的臣服， 有利于新的统治者建立起一套新“垂衣而治”的社会秩序，比改旗易帜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于是在服饰的去留之上才会充满了血腥味，“留发不留人”才会变成别无他途的选择。据说，满清入关后，“大约屠杀了6000万汉人，汉服才在华夏大地上消亡”。可见，服饰关乎国之大运，关乎对新君的臣服与统治的秩序，而不只是两三尺布那么简单！

④可是毕竟满清王朝覆灭了，随着满清王朝覆灭的还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封建专制覆灭了，但封建思想并不会随之立即覆灭。我不知道那些狂热的汉服拥护者，内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种重构秩序的封建思想和扬我大汉风范的民族沙文主义，但是我确实害怕他们把复兴汉服弄成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复辟。

⑤然后说说汉民族。秦汉时期，随着诸侯国被消亡或削弱，“ ， ”，分散的区域文化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服饰等等，并出现了整体排他性心理，比如当时出现了“四夷”、“胡虏”的指称，这就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形成一个族类——汉民族，同一个族类就有同心向一的价值取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⑥此后中国至少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及满清四个大阶段的民族大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既是其他各民族被“汉化”的过程，也是汉民族被“夷化”、“胡化”、“蒙化”、“满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谓的“化”绝不只是温情脉脉的潜移默化，也包括血与火的斗争。但是，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汇聚成中华传统文化，各民族都为传统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⑦有网友说，汉服几千年来一直是国服，传到日本和朝鲜后成了他们的国服，不明就里的人，见人穿汉服竟误以为和服，这也是他们痛心疾首要复兴汉服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不仅有在国内重树权威的心思，对外，特别是对日本，更含着一种复杂的仇恨心理，更深层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焦虑心理。全球化相应地需一些世界标准，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宗教、观念、文化等各个层面对各个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摧毁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因此，我们所说的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对日益被世界同化的文化现状的不满，并时时表现出焦虑心理。汉服被一些人视为蕴涵着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也就具有了显示和保存民族文化特异性的功能，故而被力挺而出。

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演进绝不只是对立与隔绝，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曾引发过残杀与血腥，但佛教与儒、道也有交流与融汇，催生出新的文化。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用开放的心态对待独特性，用和平的方式接纳别人，这是全球化下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汉服的复兴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容不得别人评说，一评说就恼羞成怒，实际上就从文化焦虑走上了文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