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材料一：

近年来，多地加大力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却在部分地区遭遇了“有戏没人看”“场馆没人去”的尴尬。戏剧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因为其自身形式和内容过于陈旧，存在创新惰性，脱离时代文化审美；另一方面也因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瓦解，进入城镇的青年群体相继转向了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使得传统戏曲的受众群体不断萎縮。

（摘编自《传统戏曲困境还需创新求解》）

材料二：

戏曲没有赢得青年学生关注的原因主要有：

“听不懂”。戏曲唱词中大量的方言、典故，舞台上特殊的时间空间都会使平时毫无戏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感到一头雾水；对剧情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不甚了了，难以领会其中深层的意蕴，也导致他们对于戏曲兴趣的丧失。

戏曲的程式化。程式所赖以生存的耽古守常的精神氛围和耽溺故旧的审美情趣，在青年观众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程式的刻板、教条很难适应现代化的社会。

内容与现代生活太脱节。许多传统戏曲往往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与现代观众的审美期望相去甚远。

认为戏曲是老年人的专利。一个青年学生表示：“我对戏曲其实并不反感，只是感觉它太过时，如果说喜欢说喜欢会被同学嘲笑老土。”

（摘编自中国戏曲网）

材料三：

没有专业的剧场和舞台，却有独具特色的戏剧表演，行进在街道、咖啡屋、荼倌、书店或美食区，都能偶遇川剧变脸、古装小品、剧情再现、杂技魔术……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可以着到，与之毗邻的特色文化街区散布着数十个小戏台，现众、游人摩肩接踵，人气、商气、财气异常火爆。

戏剧与特色街区结合，依托特色街区人文和“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通过创新剧目、创新演艺、创新运作等方式，推动戏剧在适应现代市场需求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戏剧艺术表演与特色街区结合，主要以小景式演出为主，不拘形式、剧目、场地，采取多点位同步演出的方式进行，商业运营方免费提供演出服务，所有演出方均不收“门票”，观众和游客行走在街区随时都可驻足观看。

观众观看戏剧表演的同时，通过微信发图、发视频扩大宣传效应，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人气，看似“不花钱”的艺术表演，其实却延长了观众和游客在街区活动的时间，增加了周边商业项目的经济消费量,免费提供演出服务的商北运营方,通过整个街区效益的增加而得到了回报。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

材斜四：

最近，“河南稀有剧种北京公益展演周，燃爆北京大舞台，多场大戏让北京现众过足了戏瘾。与此同时，全国各圯地近百万戏迷通过“戏缘”App直播观看了演出盧盛况。

作为中国首个“互联网十戏曲”移动平台，“戏缘”上线两年多以来，已在全国建立300多个推广站，覆盖32个剧种，合作艺术家达280位，用户近300万。

目前，“戏缘”将戏迷、艺术家、媒体、戏曲行业等资源整合互联，围绕戏曲打造全产业链，无论是中国首个戏曲商平台“戏缘商城”，还是与旅游结合的“戏缘号”，都在不断激活戏曲的崭新传播模式。

（摘编自《河南日报》）

材料一：

8月30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公布。诸如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方案列出一系列为儿童和青少年“护眼”的硬措施。

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八部门防挫青少年近视：调控网游总量 课堂禁带手机》）

材料二：

材料三：

视力监测是最基本的初筛，近视和不近视的人也可能测出一样的视力，所以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有没有近视。另外，视力监测受主观和客观的影响很大，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视力监测存在前后两次检查可比性不强的问题。

目前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还缺乏统一的检查标准。比如，查视力时的视光学环境未统一、使用的视力表未统一。此外，各地视力表灯箱的照度也未统一，也会对近视诊断带来影响。同时，对近视的检查结果也未做细分。

对于诊断近视的标准也未统一，有的用睫状肌麻痹后的电脑验光结果，有的用主觉验光结果，有的按现有眼镜的光度。因此，应该先确定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的标准，进行充分调研，在此基础上再制定近视防控的具体目标。

由于目前儿童近视率的问题，关于儿童近视康复的机构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存在不少治疗不规范的现象。比如，有的机构号称不戴眼镜、不用药、不手术就可以控制甚至“治愈”，导致很多孩子错过最佳控制时机。乱象的出现，其中一大原因是家长求医心切、对治疗期望值过高。真性近视在目前医疗水平下做不到治愈，只能控制加深。很多家长在固有错误观念引导下，拒绝医生给予的建议，转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奔这些商家。

（摘编自《有效防控青少年近视须补上哪些功课》，《法制日报》2018年9月5日）

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①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菜。1821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咯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②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③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作者自己或许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就像你进不了别人的大脑中思考。他需要的可能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什么是美，都在其次。

④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固步自封既然承认文学首先是人学，承认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诗歌也因此具有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由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来安放作者的灵魂。

（选自《读书》2015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