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①从远古时代的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的春耕秋收，再到工业社会的流水线生产，每一次技术革新，都让“职业”有了新的定义，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的新的认知。世界银行发布《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就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②传统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早已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例如无人驾驶就让卡车司机顾虑重重，不少拥有清晰评估标准、工作业绩可衡量的职业也面临机器换人的可能。一份报告显示，到2033年，美国将会有47%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其中比例最高的就是电话营销、保险业务员、运动裁判等。甚至微软机器诗人“小冰”还出版了诗集，尽管众人对其作品所见不一，但说明如写诗、作曲这类依赖灵感的创造性工作，也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

③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开花结果，科技进步带来的系统跃迁和资源重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智能时代，怎样不被机器打败？马克思关于机器使工人失业的担忧是否会成为现实？面对“人类命运之问”，了解是沟通的前提，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更新教育和职业观念是当务之急。

④在基础教育领域，有人建议在中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让学生获得第一手的人机交互操作经验。其彰显的教育理念，正是倡导数据读写和动手实践，弱化简单记忆与复制。事实上，从儿童早教到高等教育，从技能培训到成人教育，学习人工智能都将成为必备的技能。有人说：要在人类DNA中编入终身学习的代码，学会与机器人“相处”，正是不断跟进科技前沿、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时刻准备应对变化的表现。

⑤学习、掌握高级技能就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契机，适应工作性质变革。反过来说，新技术也是职业迭代转型的催化剂。如著名的达芬奇手术系统，让机器人操作切割、电烧等手术，而医生凭借抽象感知、运筹决策能力，在远程控制终端随时指导和干预。人机协作，取长补短，既释放了医生的心理压力，也提高了手术的精准性与稳定性。归根结底，机器人无法掌握的技能，其价值持续攀升，人们理应做大做强优势项目：另一方面，人与机器人合作的技能愈发重要，机器人做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人做机器人的指挥官、把关者，或许是未来的常态。

⑥把吸纳新知当作燃油，将终身学习视为引擎，开掘职业发展新动力需要这样的坚持。当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只有搞懂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理解数据算法的本质规律，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构建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实现人机共舞。

（摘编自康岩《走向“人机共舞”的未来》）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①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②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③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④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⑤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⑥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⑦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⑧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⑨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

回顾近几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青云志》等仙侠玄幻古装剧先后播出，此类以传统神话、寓言传记为缘起，杂糅了言情、武侠、魔幻、历史等元素的古装剧成为了影视产品市场热衷的电视剧类型。在现实题材剧作精品化发展的当下，仙侠玄幻剧如何摆脱同质化、消费化的创作倾向，借古鉴今、古今联通，凝聚更具现实意义的文化价值，值得分析和思辨。

不同于乌托邦的完美秩序和终极理想的形态，玄幻镜像是区别于现实，又不完全符合理想，介于二者之间“似与不似”的位置。这里的现实通常是经由主观加工处理的“真实”，而重建的理想秩序也往往带有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影”，寄寓理想与投射现实可以在这里达到奇妙的平衡，而仙侠、玄幻剧中的“玄幻镜像”正是这种所在。

当代社会压力重重，一道佐以甜蜜爱情的梦幻“视听速食”可以充当青年们一时的“精神抚慰剂”。因此，仙幻剧多半敬奉“大旨谈情”的“核心理念”：《扶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奉“痴恋”为圭臬：主人公虽以爱为目标，却不肯做出其他方面的牺牲和让步。爱情的真谛是彼此的守护与相互成全，但是这种对自我中心意识的执念难免让人难以真正信服。《九州•天空城》中的爱情观表现得更为极端：九州部族战事无端纷起，仿佛只是为了历练和成就女主茯苓的爱情而设。对比之下，这种“为爱而爱”的设计难免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在这些爱情玄幻镜像下的自恋式虚假价值，恰好暗合了部分现代人的自我美化倾向。

青春成长不易。青春叙事与英雄主题往往相互联结、彼此暗喻。仙幻剧中的英雄主人公经历往往自带“光环”：比如《武动乾坤》中的少年林动，出身平凡，一路突变的经历充满变数与偶然性，虽然自身有所改变，但仍然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意识。这种“玛丽苏”、“杰克苏”式的人生顺畅无疑与“被动式”的成功都为观众营造出完美的满足感。因此，一些仙幻剧中这种牺牲掉现实逻辑与核心思考的“反现实”显然能为受众提供一场情绪的宣泄和想象式体验的替代满足。但长期如此，未免会在潜移默化中消磨掉面对真正生活中的考验与历练的勇气，失去挑战生活困难的动力。

仙幻剧追求大制作、重细节、道具布置和人物造型，注重视觉上的精致感，制作团队通过物质化的手段营造感官幻境。视听元素的铺排辅之以逼真的特效技术，织就成一张视觉幻梦的网呈现在观众面前：魔界阴沉神秘则配以坚硬黯默的冷色系妆服，仙界清明焕丽则配以轻盈高贵的金、白浅色系。观看和被审视的对象被置换为一帧帧流动的、华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物象图景。这种霸道的置换一方面使“人像”彻底变为构建“物象”的工具和要素，刺激着受众潜在的物质幻想，又以悖反现实的方式暗示深植于现实的“恋物”倾向。

近年来国产古装剧在价值取向层面存在着诸多隐患，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推动了内容制作层面的娱乐化、同质化，美轮美奂的“玄幻镜像”成为投资方、制作方消费受众的合谋。褪去华丽的外衣，古装剧架空的文本内涵提供的只是轻描淡写的空洞娱乐而已。古装剧文化价值的困境为仙幻剧创作敲响了警钟。

（摘编自霍美辰、王方兵《近年来仙侠玄幻剧的文化价值思辨》，有删改）

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铁凝

①人工智能时代以疾风暴雨之势降临人间，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生产演化的规则，颠覆了人们衣食住行用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严峻地冲击着人们传统阅读书籍的习惯。如今，在几乎人人一部手机和电脑的情况下，网络阅读已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 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但我觉得，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②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少年，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深深感动，让我生出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量。

③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的草垛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问他当时为什么读这些书，他只说是因为喜欢。也许正是阅读让他度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

④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让既甜蜜又酣畅。

⑤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无用之用，是阅读心境的解放。

⑥今天，我们的阅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往往是更靠近生活的、实用的书：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已经“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而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

⑦阅读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无用”的阅读，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所必需的，但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它的“无用”本身便是更大的作用。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阅读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或许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改动）

近期，电子游戏频频成为媒体焦点，有关网游上瘾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多数讨论依然存在着对电子游戏这一新媒介的误读，缺乏客观深入的讨论，这不仅无法让一些孩子得以摆脱使用数字媒体的困境，而且容易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我们经常使用的“游戏上瘾”概念，是否是一个科学的疾病概念，在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专业领域，尚无科学定论，就连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游戏行为失调”等概念，世界卫生组织也依然处在科学论证阶段，并未最终确认和定性。然而，“游戏上瘾”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却被毫无节制、以讹传讹地使用，催生出了大量不科学的甚至是非法的各类组织，以治疗青少年群体“网瘾”为名从中牟利，极大地掩盖和遮蔽了这背后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连带责任和相关伦理问题。

游戏的吸引力只是一种有趣的“心流”体验。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伊认为，“心流”是一种兼具幸福感和成就感的最佳体验，让人念念不忘，能让我们完全投入到某一活动之中。它适用于任何活动，孔子欣赏音乐时“三月而不知肉味”就是如此。

在游戏中，玩家能够抛弃现实生活的所有束缚，进入虚拟空间，按照一定的规则参与活动，并获得实时反馈和评价，这种解放天性的活动极具趣味性，极大提升“心流”体验。

电子游戏之所以容易引发公众的误解。是因为游戏生产及消费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即缺乏游戏素养。“素养”一词源于语言学，指语言的输入及输出两类技能。著名学者保罗•古认为，电子游戏是一种融合多种媒体符号的互动语言，且游戏素养也包括“输入”（单向度地被动接受游戏内容）和“输出”（对游戏展开批判性的反思）。

孩子之所以沉迷游戏，就是因为家长欠缺“输出”能力，即不知道如何分辨游戏作品的好坏，也不知道孩子适合何种游戏类型。就像人人认为读书好，但肯定不会啥书都给孩子看，这是书籍素养。游戏素养亦是如此。

对青少年来说，强调探索元素的功能游戏更适合他们。知名国产游戏《惊梦》，故事取自汤显祖名作《牡丹亭》,玩家根据古诗词来寻找提示，以完成颜色解谜任务，堪称当代国风游戏的典范之作。此类游戏强调探索乐趣以及认识世界，这与教育宗旨不谋而合。

因此，只有社会整体游戏素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一方面，游戏开发者需要打破产品同质化现状，实现文化内涵及游戏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游戏的消费者要具备评价游戏的能力，为自己及孩子选择适当的游戏产品。这样，游戏生态才能良性发展，这种成就感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荣耀”。

(摘编自孙佳山、孙静《网游成瘾背后是游戏素养的匮乏》)

在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中，阿尔法围棋程序（AlphaGo）以4比1的总比分战胜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2016年末2017年初，该程序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帐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

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忧虑：既然机器人能够战胜棋手，那么AI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代替人类，从而成为控制人类的“智能人”或者叫“数据生命体”。这就是技术的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技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但技术却成为人类的控制者。

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异化现象呢？

首先，有公利伦理与私利伦理的矛盾。技术发明最初是源于某种公利性质的伦理，即人类不能停留在野蛮时代，人们在劳动中逐渐学会制造工具、更新工具。但人类是分族群、分国家，分为不同的“想象共同体”，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共同体、不同的国家都是有私利的，技术发明与创新最终也就沦为私利的工具，公利伦理最终被私利伦理取代。同时，先进的技术往往被少数人垄断，并用来控制其他弱小的人群、弱小的共同体和弱小的国家。这就会导致技术的异化。

其次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制度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技术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人类很容易解决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工具即技术创新，但人类却很难设计一套调节人类自身关系的制度。原因之一就在于，制度设计往往受制于设计者的私利，制度最终也会成为私利伦理下的契约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是同一群人，也就导致了制度的私利伦理与技术的私利伦理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异化因制度的缺失而更为严重。

还有社会科学思想创新速度与技术创新速度之间的矛盾。通过比较社会科学思想发展史与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速度。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没有哲学思想的统合，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依然存在。而未来更为悲惨的战争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人”之间的战争，技术对人的战争。

但也不用过分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技术是由人创造发明的，是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产物，AI的先进性完全受控于人类。如果某种技术被赋予了“善”与“恶”的价值，那一定是因为人类自身的价值决定。当人工智能在规范制度下正常工作时，那种克服了私利伦理的制度，一定能够带领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下重建智慧阳光。

（摘自胡键《“驯服”AI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展望与对策》）

探讨环境美学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环境是什么？审美是什么？

环境必然与人相关，是人的环境。强调环境的属人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它将环境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更关注自然本身。其次，它将环境与资源区分开来。环境于人的功能主要是生活，而资源于人的意义主要是生产。环境与资源都有价值，然而是不同的价值。它们都是人所需要的，二者在不矛盾的情况下相安无事，而在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就需要权衡轻重。环境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生存之本、安居之地，重要性不言而喻。

看环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自然维度，主要考察自然具不具有宜人性。只有宜人的自然才是人的环境。在自然维度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态。生态是否良好关系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在人看来，有利于人的生存、生活、发展的生态就是良好的生态，反之就是不好的生态。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协助生态在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同时也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双赢。这样造就的环境就是生态文明环境。看环境的另一个维度是文明维度。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它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就有与环境相关的创造。人于环境的创造性活动，最重要的是上面说到的有利于人与生态共生的活动。此外，还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活动，这些活动质量的高低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环境的质量。

审美是什么？美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那就是愉快。我们可以将具有审美性质的愉快概括成“乐”。人有三种生存方式：谋生、荣生和乐生。谋生，为自然人生；荣生，为社会人生；乐生，则为审美人生。乐生，有物质性的乐，也有精神性的乐。对于审美来说，精神性的乐更为重要。精神性的乐有高低之别，审美无疑是品位高尚的精神性的乐。乐生，体现在环境审美中，则为“乐居”。“居”当然首先是住下来，但不局限于此，广义的居是生活。环境美学，顾名思义就是环境的审美。环境审美的本质即为“乐居”。人在环境中生活，感受到环境给予的种种或物质或精神的愉快，就是“乐居”。

那么，何为环境美学？简要地说，它是研究人在环境中乐居的学科。环境美学属于偏重于人文方向的研究。从人文方向研究环境，主要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环境美学，环境审美是这三个学科的尖端。说是尖端，不是说它最高深，而是说环境审美是在环境哲学的指导下、在环境伦理的基础上进行的。环境哲学提出人与自然互动和谐，环境伦理学提出人与动植物共生友好，都是环境审美的重要内涵，环境美学使人们的审美关注从原初的人自身扩展到人之外的世界，从艺术扩展到生活，从自然扩展到无限。审美视界的扩大，必然带来审美内涵的深化。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助力美丽中国建设》2018月9月25日《人民日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