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因此，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②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③今天，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地位后，面临着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例如二战以来，马来西亚为强调其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等等。这说明当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而趋同，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和反殖民主义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

④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用浓缩的方法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某种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世界上存在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个体，这些个体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是一个不断因个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它叙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如何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⑤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后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可见，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也就是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⑥在人类寻求差别共存、互相尊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必然大放异彩。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同情了解。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

（摘编自《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开通，2018年“八纵八横”高铁网初具规模，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0到可以绕赤道半圈，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十年来，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郑西客专、哈大高铁……一条条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12月3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路段试车，以486.1公里的惊人时速再次刷新高铁世界纪录。2012年12月26日，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2014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全线贯通；2017年9月21日，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高铁十年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功开辟了新天地，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半径，不仅改变了城市间的距离，也悄悄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异地置业，跨省上班，双城生活。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8月2日）

材料二：

2004年，铁道部发布了高速铁路的招标公告。凭借国际大佬的地位，德国西门子向中国开出了“天价”转让费：每列原型车的价格3.5亿元人民币，而技术转让费高达39亿元。此外，他们对标书不响应之处多达50项。

然而事实证明，西门子显然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不买他们的账——竞标首轮，西门子便被无情地扫地出局。最终，识时务的日本、法国、加拿大公司中标。西门子输得很慘，出局直接导致其股价大跌，谈判负责人引咎离华，在华谈判团成员全部被撒职……

没有谁会对中国市场视若无睹。一年后，西门子再次参加时速300公里以上动车组的竞标。面对中方给出的更加“苛刻”的竞标条件，西门子不仅将关键技术悉数打包进标书，技术转让费也从上一轮的3.9亿欧元降到了8000万欧元，并无条件接受中方的技术转让方案和价格方案。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凭借短短约26公里的高铁香港段，香港将于9月23日正式接通2.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从此不再是高铁“孤岛" ，得以进一步融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共享国家发展红利。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高铁香港段是一条打通香港与内地的全新“大动脉”，标志着香港正昂然迈进新里程，“前路尽在掌握，让香港再创先河，展开全速前进的新一页”。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恩荣认为，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商业城市，如能接通国家庞大的高铁网络，肯定可以提升竞争力。香港拥有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人员往来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发展。故除了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外，高铁香港段可以为香港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地产、贸易及物流业等，带来正面帮助，进而推动香港经济发展。

港人“北上”就业、投资及创业将越来越活跃，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高铁带给香港经济最大的效益。高铁亦可带动内地民众到香港投资、设立公司分部等，为香港经济增长带来正面贡献。还有人预测，港人通过旅行团、个人游体验高铁的快捷便利后，或会逐渐养成“坐高铁”习惯，部分人甚至会搬到大湾区居住，这些都是高铁新时代可能带来的改变。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9月19日）

材料四：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署了出售6列高速列车组的协议，这是中国高速列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7月25日，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首条高铁线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6日)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①近日，多地展出的数字复制壁画，这些作品色彩表现力较之传统手工临摹作品毫不逊色，在线条造型等方面更为精准。这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

②过去，古代壁画临摹常常出于研究保护之目的，为历史而摹。在这临摹过程中，通过对壁画形式语言结构的深入分析，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壁画研究人才。另外，临摹流失海外的古代壁画也为还原文化遗产面貌提供了有益借鉴。还有一批画家、学者是为艺术而摹。出于对古代壁画艺术的崇敬向往，他们在临摹中更强调梳理壁画创作媒介、图像及方法。如敦煌研究院，在临摹壁画艺术宝库作品时，探索出了一套从起稿、线稿、上色、画面整体调整到完稿的临摹技法体系。类似这样的“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等研究性临摹实践，在“客观临摹”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当代研究者对壁画的理解感悟。其研究成果对传统壁画价值的承扬具有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③然而，这些实践成果的应用却面临着传播困境。传统临摹作品虽具备较高的学术性，但因数量少、临摹耗时长等因素，大多用于研究、保护、教学工作，很少以展览、研究成果的形式走出洞窟，走向大众。此时，数字技术的合理介入是满足公众诉求的必由之路，也是让静默千年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必然要求。数字复制、VR技术、3D动画复原演示、线上展览、配套互动游戏等高科技，为盘活传统壁画这个超级IP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壁画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复制不仅可以分众引流，扩大传播范围，降低欣赏门槛，也可以更清晰地再现艺术真实面貌。

④“复制”与“临摹”虽在形式上都是储存历史副本，但不能等同于一个概念，前者机械高效，后者凝聚匠心。临摹较之复制，更能反映出当代艺术创作者对古代壁画的思考，在线条色彩中感神魄、促创作。然而复制技术之于当下的文物研究更具催化剂作用，其客观性使如服饰、建筑、历史等学科研究者能够得到更准确的资料。在许多高校壁画专业课中，对着高清数字图像资料进行研究性临摹已成为一种艺术创作训练手段。可见，手工临摹与机器复制并非对立关系。复制的蓝本源于古人绘就的壁画，而复制品又为今人临摹古代艺术提供了便捷途径。因此，从不同目的出发，复制与临摹二者各具价值。

⑤壁画，归根结底是人的艺术。无论使用哪种手段，最终是为了向古人的艺术世界靠拢，也是为了使当代艺术创作能够充分继承传统精神。如今的传统壁画临摹工作，依然面临临摹标准不统一、教学体系不成熟等现实问题。而在数字化技术运用中，也存在着泛娱乐化、简单形式化等倾向。因此，数字时代的壁画保护研究，不是单行道，而应多轨并行，兼取优长，不断完善自身价值评判体系。在确保文物“内容为王”的整体原则下，重视技术与艺术的交叉融合，不断提升壁画的临摹与数字化水平，让千年壁画重现华光。

（摘编自马苏薇《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

以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和网络短租房等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在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治理挑战。分享经济的实质是用户之间的相互分享，即将各自的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分享，从而达到资源的节约、最大化利用等效果。目前，共享单车是最受公众关注的分享经济。一些人质疑其是否属于分享经济业态，因为共享单车的投放目前主要依靠新兴的运营商，而来自用户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共享单车就像传统自行车租赁行业或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升级版一样，是“互联网十自行车租赁”，与分享经济的旨趣相去甚远。

（摘编自马亮《分享经济公共治理的四大问题》）

（资料于《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用户监测报告》）

一种以分享生产、共享产能和共享工厂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分享经济生产模式，正在中国制造业部门悄然兴起。在消费者需求偏好由低成本、品牌化逐步向个性化、特质化转变的情况下，这种新型生产模式将会削弱甚至颠覆已有的“生产--消费”范式，导致由“生产决定消费”模式向“消费决定生产”模式发生彻底性变化。“互联网十”向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渗透和融合，不仅仅创造性地联结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体系，缓解了两者在新经济形势下的诸多矛盾，更创造性地构造了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新型协作网络体系，极大降低了各生产者之间小批量外包、定制以及零配件供应的生产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为降低国内部分传统商品价格，促进传统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激发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国际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可能。

（摘编自张杰《加快分享经济与制造业融合，释放中国经济更大潜力》）

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发生一场革命。自《国富论》谈到“利已主义”后，“理性经济人”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经济人，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别人和集体利益的代表。但在分享经济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人们不再把所有权看作获得产品的最佳方式，“使用但不占有”成为分享经济最简洁的表述。但这远远不是分享经济的全部。分享经济对于经济剩余问题的解决，也有着有别过往的重要作用。由此，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具备了新动能。不光是企业端可以有分享经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引入分享经济。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分享经济对于资源高效分配的重要价值。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例如，英国政府2014年制订分享经济计划，旨在打造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韩国政府也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示范城市”；欧盟拟出台分享经济发展指南等。分享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正如罗宾·蔡斯所言：“人人共享正在推动这个工业化社会转型为分享经济社会。”

（摘编自郭凯天《<分享经济>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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