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创竞争力有必要“两头走”

①故宮又上了头条——因为预约“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的人数过于火爆，故宫官网被网友“瘫痪”了。近年来，故宫在文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故宮文创携手世贸以“快闪店”的形式登陆上海，独特的展览形式和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故宮的做法给上海打响文化品牌、提升文创竞争力，可以带来不少启示。

②21世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从综合竞争力演变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构建城市品牌成为挖掘城市内在价值、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差异优势的重要举措。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资源，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在此汇聚。改革开放以来，也创造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但冷静来看，上海现有的文化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文化与品牌断裂、文化与大众割裂，导致上海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上缺乏足够多的核心竞争力。

③如何做出真正有内涵、能推广的文化品牌，如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文化品牌？结合现实挑战，有必要“两头走”：一头做精做深，尊重传统，提升文化文艺价值；另一头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老百姓更接近艺术，更愿意体验文化。

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需要尊重传统，并将其内涵进行充分阐释和挖据。这就需要通过作品、人、环境三大要素来实现，即通过作品本身内涵的挖掘、文化工作者思想引领的加强、科技文化融合手段的环境支撑三个要素来实现。

⑤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并以建筑、路名、符号等形式将各种故事隐藏于上海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正是精品创作的直接源泉。同时，对经典作品再创作也是一种有效手段。例如，在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可以看到很多致敬经典、追缅先烈的作品。

⑥古往今来，文化都是靠匠人精神传承的。匠人精神之于文化，是引领和指导，更是生根发芽的根基。杨致俭古琴制作技艺工作室就是一个例子。

⑦从深层次来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与200多年之前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建立在互联网逻辑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而信息态的虚拟价值恰恰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文化与科技融合，本质上是创意与创新融合，是以科技推动创意的质量和产业化。技术能够提升文化创意设计的表现力和创作力、提高创意设计的效率和质量，这在影视制作、游戏、会展、广告、主题公园、建筑设计等行业尤为明显。

⑧文化品牌的另一头应该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存在一批质量过硬的文化品牌，如许多老字号产品过硬，但缺乏将产品推向更大市场的契机；不少演出院团拥有好的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却缺少能够帮助这些好作品、好产品实现产业化的人才，更缺乏能够挖掘和提供这类人才的机制和平台。

⑨文化品牌的打造，在关注内涵提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市场、受众的需求及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加何将文化创作与现代文化消费整合是文化领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京剧和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果想扩大文化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要实现文化上的自我突破，也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

⑩日前，文化产业化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使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而要让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首先要靠人才、不仅要引进好的创造型人才，而且要培养和引进具有营销、广告、中介、经营等相关能力且能把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源转化为畅销产品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文化和市场需求的纽带，是文化产业大众化的关键。

⑾平台也是一个关键要素。平台是将创作、表演、企业、媒体、受众嫁接在一起，生产出市场喜闻乐见又兼具实用价值、审美价值的产品，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关所在。在这一方面，上海民营院团的发展正在提供借鉴和经验。它们的创作活力和创作质量深刻带动了艺术潮流，体现出强劲的市场爆发力。特别是，一些年演出场次破万的数据，更说明它们受到了不同群体的喜爱。

⑿就发展模式而言，平台资本的多元化也是成功的基础要素。国家艺术基金的注入、大企业的投资和众筹赞助，多元化的“输血机制”使得民营院团的发展拥有强劲势头以及后劲。

⒀文化要活起来，还需实现不同文化资源之间、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等的嫁接，这就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为保障。上海的张江文化创意园区就是典型的机制带动文化产业发晨的案例。在张江文创区，探索、钻研、合作是三个明显特质。前两者意味着对市场的把控与前瞻，后者则是文化资源的整合与重构。

⒁在做活做新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不能把精品化和大众化割裂开来。精品化是大众化的基础，只有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作品，才能被老百姓所认可；大众化是精品化的检验，只有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要通过精品化将当代作品转化为经典作品，再通过大众化、市场化将经典作品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经济价值，又能满足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从而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解放日报》2019年2月26日）

中国绘画传统这一体系，以笔墨为其最核心的成就。中国绘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美术传统，笔墨就是最大的结构性差异所在，这也是整个东方视觉艺术传统最有价值的地方。对笔墨的分析与理解，重在把笔墨典范视作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

所谓“笔墨典范”，强调的是历史上的大家作品所具有的典范性。在这里，笔墨绝不仅仅是用笔和墨在宣纸上画出笔道，渗化墨象，而是比这种工具材料组合运用复杂得多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在结构上具有一个表层、一个里层和一个核心。表层是“可视之迹”，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面痕迹；里层是“可感之心”，也就是通过画面痕迹可以感受到的画家的情绪、状态和心境；核心则是“可信之道”，指向痕迹、心境之后的人格理想，是隐藏在表层、里层之下的理想性的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士、士大夫的精神理想，这一精神理想具有群体性，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观念与情绪，而是代代积累的公认方向与共同诉求。中国士人画的最高境界是借山川自然之形，运用笔墨语言来书写自己，图绘自己，尤其写出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悟，以此塑造、更新自己。而这个“自己”，一定是走在追慕典范人格理想的自修之路上，是希贤希圣、法道法自然的践行者，因而不可能局限于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把表层、里层和核心相互关联起来，这一心理运作机制是一种想象中的内摹仿。中国古人习书有“力透纸背”之说，这当然不仅是字面说的笔锋穿透纸面，更是以这种笔力贯注的意象来比喻难以传达的内心感受，这是一种带有动作性的肌体感受。以内摹仿作为生命修炼的有效手段与操作过程，可以更好地体会、领悟理想人格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就有助于自身人格的丰富与完善。在此意义上，锻炼笔墨就成为人格磨砺、境界参悟的过程，笔墨与心性通过不断琢磨、锻炼，构成互动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修为，在历史上已为无数典范所反复验证。

基于动作性同构的内摹仿，关系到审美，也关系到求真与致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正是以文艺作品来唤起人的内摹仿能力，经由长时间的气质变化、生命修炼，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一步步趋近于典范的理想人格。以艺树人，是中国文艺的宗旨。更进一步说，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在将来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文化价值，而且以其对于人格理想、人格信仰的重要作用，还有可能参与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从而产生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潘公凯《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经济学之应用数学，有两个不同的领域：研究经济量之间的关系和确定经济量的数值。前者是一门定性的科学，称为数理经济学，后者则是一门定量的科学，称为计量经济学。最近一百年来，数学和推理的方法不断渗入经济学，促成了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的诞生。一向被认为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数学工具的应用上，在其理论框架的条理化、逻辑化上，在其假定前提的简单明了上，越来越多地带上了传统上被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具有的特色。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何以能在经济学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三点。

首先，利用数学方法研究复杂现象，不论其推演过程如何冗长，丝毫也不会丧失其可靠性。而利用常识来推理，很快就会变得牵强附会，使人将信将疑，而这一点正是古典经济学中突出的一个弱点。由于数理经济学的建立，现在经济学家之间十分清楚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什么，万一出现意见的分歧，沿着推理的思路逆流追溯，也很容易找到分歧的所在，能够明确什么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又使得讨论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效率大大提高。

其次，由于数学方法的客观性和严密性，当将它应用于经济现象的研究时，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将被检验并暴露出来。有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其实应当加以仔细检验的概念，数学将会帮助我们摆脱其影响。数学推理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它能给人以信心。甚至最顽固的成见，也会在严密的逻辑面前节节败退。

第三个原因是数学方法本身所提供的可能性。多变量微积分的理论特别适合于研究以复杂事物为对象的经济学。偏导数、全导数、全微分公式在数理经济学中是一些最基本的手段，当这些表达一旦被赋予经济学的含义时，复杂的事物就变得清晰可辨，以致用不着任何多余的文字说明。尤其是数学规划理论可以说就是为了经济学而创立的。它研究在满足一系列约束之下能够获得极值的条件。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也正是在遵守资源约束、生产技术约束的条件下，求得消费者使用价值的极大化。

诚然，这一门主要在西方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数理经济学并不是直接搬到我国来就可以应用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的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同。不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必定要害多利少。我们应该学习现代数理经济学中有用的部分，特别是利用数学推理的方法，结合讲求全社会经济效益这一基本观点，建立我们自己的体系。

（摘编自茅于轼《经济学所用的思考方法》）

围绕着“大数据杀熟”是否存在的争论延续至今仍无定论，但从去年初爆出到现在，“大数据杀熟”所指向的在线差旅平台风波难断。3月11日上午，携程针对微博网友“陈利人”订购机票遭遇的烦心事发表道歉声明，称二次支付显示无票是系统bug所致，绝无“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这件事，基本还是各说各的理：消费者言之凿凿“这个可以有”，在线服务摊手表示“这个真没有”。回头看，2008年以来，爆料或控诉在线旅游、酒店、机票等电商平台的疑似“大数据杀熟”行为不胜枚举；乃至十年之后的2018年，“大数据杀熟”被评为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中消协甚至还将其列为2019年新春重点关注对象。但诡异的是，迄今没有认定出一个板上钉钉的杀熟案例。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如一堵厚重的铜墙铁壁，将真相阻隔在电商的最终解释权手里。

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其实就是依据数据的精准分析，对于粘性强的用户，利用信息不对称不动声色加价或者拒绝优惠推送的差别化价格策略。消费行为往往就是这样，用惯了、用多了，价格反而不敏感了。因此，新客户50块钱就能买到的服务，老客户可能还是停留在100块钱的档位上。电商平台的这种策略偏好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最大化利润的目标面前，大数据提供的便利是不可能受道德诚信制约的。

有人说愿打愿挨，谁让消费者不去货比三家呢？这话经不起基本逻辑的考量：首先，利用大数据来杀熟果真合法吗？且不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实施不久的《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亦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利用消费偏好选择性推送本就是一个过于精明的商业选择，更别说少数电商平台扭曲价格信息等主观恶意行为了。再说，市场进化得再高级，终究是“人”的市场。如果技术只是为卖方提供了耍心眼儿的机会，市场信用岂非要随着技术迭代而灰飞烟灭？

很多时候，个性化服务与“大数据杀熟”是叫人傻傻分不清的，消费者即便是熟谙“货比三家”的道理，恐怕终究逃不开数据的惦记。就比如这些所谓的“系统bug”，谁来为之验明正身呢？有人说，拿过的折扣、用过的满减红包，最后总得通过“大数据杀熟”的方式吐出来。这话或有偏颇，却说破了一个道理：在宰客这件事上，线上线下是没什么差别的；监管若不到位，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在“大数据杀熟”这件事上，电商平台们异口同声说是假的，那么，就真的只是消费者的群体癔症吗？这个问题，职能部门应该及时出手，为迷茫的消费者解惑答疑。

（摘编自“光明网”时评频道2019-03-21）

“断舍离”与经济学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日本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终于，“断舍离”爆发了。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

这个由日本家庭妇女启动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经济生活模式的巨大革命，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选自陈彩虹《“断舍离”与经济学》，有删改）

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它包含着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以先秦时期齐鲁两国文化为内核和主干，以齐鲁两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续作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化类型。齐鲁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斑斓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支，孕育出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以及其他先秦诸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齐鲁地区成为“文化圣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及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儒家思想体系是在齐鲁文化的土壤里孕育而成，而且中国文化史上其他几种重要的思想学术派别也大都是由齐鲁文化孕育、影响或催生而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并称“显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都是正宗的鲁国人，儒学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并曾三次为祭酒。墨家创始人墨翟，也是鲁国人。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觉儒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遂自立门户，创建了墨家学派。

先秦兵学多出于齐文化，孙武、孙膑及司马穰苴均为齐国人。在中国古代兵学文化中，齐鲁兵学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构成与最高成就。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虽非齐鲁之人，但中国古代道家形成和发展也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将商代伊尹与姜太公列为道家之首，并将《管子》列入道家著作。在老庄之前，道家思想已萌芽于齐鲁文化之中。

秦始皇攻灭六国，建立起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齐鲁文化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汉王朝建立后，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后又于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术，都是齐鲁文化的结晶。齐鲁文化在汉代逐步上升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承认的主流文化。儒学取得国家法典性的地位后，逐步在国家的支持下成为“经学”。汉代的经学大师大多出于齐鲁之地。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传授儒家五经的八位大师中有七人是齐鲁学者。此后，汉魏时期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多为齐鲁学者，经学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基本上为齐鲁学者所垄断。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成为西周至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华夏文明的代表和象征，自汉朝以来，儒家学说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范式的建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齐鲁文化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越了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界限，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

不轻言转行或跨界

在中国影视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创作风气也逐渐滋生成长起来，所生产出来的影视作品鱼龙混杂，既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也不乏偷工减料、广受诟病的质量低劣之作。如何将工匠精神融入影视创作实践中去，从而使国产影视剧与观众建立起更加稳固且充满信任的关系，成为影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工匠精神乃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为产品的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对与其工作相关的某一方面专业品质的不懈追求与顽强坚守。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在向社会创造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过程中会以一种高度专注、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术或服务能力，使之精益求精、臻于完美。一个具备工匠精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工作时，不会左顾右盼、朝秦暮楚，总是幻想找到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哪怕只是一件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也会将毕生的志趣和难以想象的精力贯注其中，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日复一日地将之做到极致。具体到影视创作领域，工匠精神首先体现为从业者有长期甚至终生心无旁骛地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无怨无悔的志趣。这意味着，无论从事影视生产的哪个行当，他们都不能受一时的利益诱惑就轻言转行跨界，而是始终专注于自己的本位工作，立足于专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位置上，为影视艺术提供丰厚而独特的养分。

影视市场的高热不退带动作品的产量激增，也将人才短缺这一棘手难题推上了台面：编剧、摄影等高端专业人才难觅，因为好多人转行去当了导演，甚至自组公司拍起了电影；与此同时，一些圈外人士眼见影视产业有利可图，遂凭借自己的“圈粉”能力跨界“触电”，摇身一变成为了导演或制片人，搭班子拍起影视剧，这进一步加剧了非导演类行家里手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于是，大批缺乏经验的新人仓促上阵。由于缺乏训练与积淀，其作品大多艺术水准低下。结果，一些好不容易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创作技艺与经验无法传承下去，使创作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和生长。

健康的行业环境不仅需要频频走上红毯、亮相于人前的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也需要专业的编剧、摄影师等“幕后英雄”，还需要资深的副导演、选角导演、预告片导演、场记等各怀绝技且安守本分的“高级技师”。唯有如此，作品的专业品质才能从整体上稳中有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起良性的制度，公正合理地分配“象征资本”，让所有为作品生产作出贡献的成员获得应有的地位和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使其即使处在幕后，也不会感觉被冷落。当然，笔者如此立论，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转行或跨界。而是想强调，转行跨界必须源于志趣的改变而非利益的驱动，且转行跨界后还需放低姿态，随着经验的积累循序渐进，不可妄想一步登天，不费吹灰之力、仅凭人气就从这个行业的大咖一跃成为另一个行业的新秀。否则，很容易造成行业秩序的混乱，长此以往对中国影视业的艺术根基造成侵蚀。

（选自宫浩宇《影视创作呼唤工匠精神》)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