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冯其庸的国学人生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研究，用任何现代学科概括都有困难，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才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冯先生儿时家境的贫寒，抗战时期死亡的威胁和失亲之痛，影响着他的家国观念。特别是他在无锡国专求学时期，思想得以升华，开始参与学生活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冯先生与他人不同的是，他一直在学习，并将勤奋品格保持了一生，他也因此兼济文献、文学、红学、书法、摄影、绘画、考古、戏曲等，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极限，成为一代文史书画大家。

“文化大革命”时，冯先生遭到批判，他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冯先生研究《红楼梦》不仅是解读它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探究其中埋藏的家庭历史和社会风情。他从曹雪芹的家世入手，做了己卯、庚辰、甲戌等早期主要抄本的研究，然后又进入对《红楼梦》思想、人物、文本艺术的研究，成为红学大家。

关于治学读书，在冯先生看来，读书既要分类来读，又要连类来读，分类是通读专史专书，是竖读；连类是读通史、综合史，是横读。冯先生认为文学与历史，甚至还有哲学、民俗等学科，本来就是共生共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不能全面涉猎，怎么可能发生联想，获得精深的见解？但是，仅是横读，又会流于泛泛，停留于一般水平。“凡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不到之处。吾取其独到之处，则知有所得，知其不到处，则明以谋补也。”冯先生真是深得读书的精髓。因此，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曾说：“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做定论。”冯先生读《史记·项羽本纪》时，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实地考察，调查其所记载的地名及其地理位置，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2005年，冯先生已离休。这时，中国人民大学请他出任国学院首任院长之职。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后来，他又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80多岁高龄，他还冒险纵穿罗布泊荒漠。他常说：“开发大西北，不研究西域怎么行？尤其是现在，民族和谐对于国家的稳定那么重要，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真经。”

在冯先生心中，国学的最终使命是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继承古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境界应该世代相传。冯先生曾用“沧海横流日，书生意气稠。凭将三寸笔，风雨动神州”来概括施耐庵的生平与创作，这又何尝不是冯先生学术人生的写照？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冯其庸曾回忆，自己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震撼、感动，这精神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蒋肖斌《冯其庸去世，一生系“红楼”》）

②国学是我们这个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也是我们无形的强大的精神长城，没有她，我们站不起来。没有了她，一个民族就没有根底，就没有了扎根大地永不可拔的根，就不能排除外来文化中不好的东西。

（董宏君《冯其庸：让传统文化给我们自信》）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儿时家境的贫寒、抗战时期死亡的威胁以及失亲之痛，影响了冯先生的家国观念，了解冯先生的这段生活背景有助于深入了解冯先生的国学研究。

B．冯先生读书时既分类又连类，把专史、专书阅读与通史、综合史阅读结合起来，从而明了其独到之处与不到之处，在广泛涉猎中获得精深见解。

C．冯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之职后，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和季羡林先生一起建立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范畴。

D．冯先生年少时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被三藏法师的精神感染，这种精神在他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可见国学可以对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影响。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用“国学”这个词语概括冯其庸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因为先生在文献、文学、红学、书法、考古等方面都有涉猎，用任何现代学科都难以概括。

B．冯先生研究《红楼梦》主要是通过解读故事情节来探究其中埋藏的家庭历史和社会风情，从而对《红楼梦》的思想、人物、文本艺术等进行研究。

C．冯先生读《史记》的时候，对地名及地理位置进行实地考察，以确定古籍所反映的历史的真伪，这就是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D．冯先生曾用“沧海横流日，书生意气稠。凭将三寸笔，风雨动神州”来概括施耐庵的生平与创作，其实也是用这首诗写自己学术研究的经历。

E．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了国学，我们才能更好地排除随着外来文化而涌进来的一些消极的东西。

【小题3】作为国学大家，冯先生在治学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法结合、出礼入刑构成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法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其形成是以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引礼入法的方式实现。
礼，源自古代祭祀活动。祭拜天神和先祖的仪式是远古时代最重大的社会活动之一，要求遵循严格庄重的程序和范式。由此，礼逐渐发展演化成保证祭祀仪式按程序和规矩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在精神首先是对秩序的要求，以及对身份、地位和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古圣先哲们将对天地神明的祭祀礼仪规矩引申投射到世俗社会，以期建立起一种稳定平和的社会政治与人文秩序，体现出人类有序生活并管理社会的共同愿望。随着国家的出现以及政治统治经验的积累，礼开始演化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规范，成为全社会最普遍适用的权威性规范和调整各类重大人文关系的最高准则，从而具有了法的意义和功能。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传统贵族政治及法律秩序被打乱，客观上要求新的治理方案填补空白，所谓的礼治与法治之争应运而生。儒家鼻祖孔子以“克己复礼”为职志，希望回归“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时代，但他更关注且厌恶的是现实社会的乱象，期待构建稳定而统一的政治以及法律秩序体系。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故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刑赏结合。这与儒家的礼治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故有所谓的礼法之争。其实，礼、法之异，不过是社会治理方案和策略不同而已，礼重教化，法重制裁，两者大可相互调和补救。战国晚期的荀子开儒、法合流之端，完成了礼、法合一的理论构建。荀子常常礼、法并举，既将礼视为“治之始”，又说法是“治之端”，甚至干脆“礼法”连称。“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先德礼，后刑罚，隆礼重法，这些观点的提出，意味着礼、法之争在理论上已被荀子所消解。
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开启了一个以弃礼重法为手段，以国强民弱为目标的法家政治表演时代。而巍巍秦帝国短短十几年即轰然倒塌，灰飞烟灭，意味着法家政治神话的破灭。汉人总结亡秦的教训，明了祸根之所在。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汉书·贾谊传》）他认为礼可“固国家，定社稷”，礼、法各具功用，不可偏废。贾谊之论既是对荀子思想的承传，也标志着儒学的复兴。迨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定于一尊，而所谓法家则身不由己与儒家合流了。
在儒家看来，法家之律道德教化不彰，家族伦常缺位，一味严刑峻法，与儒家的明刑弼教、孝治天下相去甚远。如何将礼的精神注入法律，成为复兴后儒家的头等大事，于是法律的儒家化进程开始了：第一阶段引经决狱，借助审判活动重塑道德伦理精神；第二阶段引经注律，为法律儒家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三阶段依经立法，为从立法层面实现礼律合一提供了可能，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各代立法无不遵循“峻礼教之防”的原则，全面深入引礼入法而实现礼法结合，完成法律的儒家化。
引礼入法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法系自身性格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故不乏积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儒、法两家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儒、法之争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及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被奉为一尊，两家即和衷共济了。
（选自《引礼入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有删节）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礼法结合、出礼入刑既构成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法文化的最主要特征。

B．礼于古代祭拜天神和先祖等祭祀活动，是保证祭祀仪式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

C．礼的内在精神既有对秩序的要求，也有对身份、地位的认定，还有对与身份地位相应的权利义务的划分。

D．随着国家的出现以及政治统治经验的积累，礼逐渐演化成法律，成为全社会最普遍适用的权威性规范和调整各类重大人文关系的最高准则。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出于人类有序生活并管理社会的愿望，古圣先贤们将对天地神明的祭祀礼仪规矩引申投射到世俗社会，以期建立起一种稳定平和的社会政治与人文秩序。

B．孔子一方面希望回归“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时代，另一方面期待构建稳定而统一的政治以及法律秩序体系。

C．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认为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刑赏结合，这与儒家的礼治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D．文中引用贾谊的言论，旨在总结亡秦的教训，明了其祸根在于以商君为代表的法家过分倚重法律手段，遗弃礼仪传统，废止仁德政策。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荀子常常礼、法并举，将礼视为“治之始”，将法视为“治之端”，甚至‘礼法’连称，先德礼，后刑罚，隆礼重法，这意味着荀子在理论上消解了礼、法之争。

B．法律的儒家化在经历了引经诀狱、引经注律、依经立法三个过程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峻礼教之防”，全面深入引礼入法，而最终完成。

C．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上，儒、法两家，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但是本质相同，这为它们和衷共济提供了可能。

D．引礼入法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法系自身性格的塑造不乏消极影响，但更看到其积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切忌以现代理念和标准割裂历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叙事传统主要指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讲述方式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信息在传播时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一旦按照某种糢式或套路讲述故事成为习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述人便会自动沿袭这种习惯。这种“路径依赖”后面的机制并不复杂，以故事中主要行动的重复次数为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备三顾茅庐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以三为废”，二打或四打白骨精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对国人来说还是“三”打白骨精更符合预期和习惯。
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如果说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那么西方的讲述方式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中世纪的《十日谈》《堂吉诃德》等离不开四处游侠、上天入地、流浪跋涉；18世纪的鲁滨逊、格列佛等风尘仆仆地到处旅行；19世纪的歌德、雨果等喜欢以闯荡、放逐、游历为主题。讲述方式关乎性格与经历，西方人主要是牧人、猎户、渔夫与海员的后裔，旅途奔波、路上风景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其叙事更多涉及空间的移动。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较为留恋土地和家园，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为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景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
中国的叙事传统根植于农耕时代，蕴藏着大智慧。中国故事关乎“中国”，不独《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事，只要涉及分合话题，都在讲述“合”是长久“分”为短暂，“合”是正道“分”为歧途，“合”是福祉“分”为祸殃。中华民族用故事把国人紧密地“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的网络之中”。家国团圆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而历史上许多民族一度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分裂。
全球化时代的国人必须学会并追应与更多的陌生人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根植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亟待改变。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历届获奖的长篇小说甚少涉及国门之外的事物，作家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这样的生产状况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温饱无虞的国人已开始向往远方和异域。“诗与远方”成了互联网上的高频词，许多人都在谈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在社会变革日益加速的当下，我们的文学不能无视这一现实，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讲述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心理，另一方面要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讲好时代变局中的中国故事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摘编自傅修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叙事传统的差异源于“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会对故事的讲述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稳定的叙事传统，不再改变。

B．埋头向内的性格和长期的农耕生活导致中国故事不会讲述与陌生人的故事，而西方的叙事正好与中国的相反。

C．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事，都在讲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都在表达渴望统一，反对分裂的和谐之音。

D．每个时代的故事叙述并非一成不变，根植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己经无法满足全球化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祌文化需求，需要因时而变。

【小题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为一篇文学评论，本文的思路清晰，先引入概念，阐明中西讲述方式的不同特点，接着进行原因分析，最后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B．本文在论证的过程中引述了中西大量的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这些论据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观点，让本文的内容充实。

C．作者以茅盾文学获奖作品为例，是为了阐明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整体叙事水平不高，与西方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中方应该学习西方。

D．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对中西方的叙事传统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讨论叙事传统既有回顾又有前瞻，视野开阔，逻辑性强。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典小说之所以对“三”情有独钟，是因为中国社会对“三”存有“路径依赖”，读者乐意读这样的故事，作者也愿意这样写。

B．《西游记》虽然讲述的是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的故事，沿途的风土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这表明写路上的风景不是作者的目的。

C．历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家很少步出国门，对远方和异域关注较少，对陌生人社会缺乏深刻的体验，因而难以写出精彩的异域故事。

D．中国文化要想走出世界，需要我们越过叙事传统的藩篱，摒弃“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狭隘心理，讲好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故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冶炼工艺后来居上,独领风骚。利用和发展青铜冶铸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冶炼并使用铁器。据考古资料,现已出土的东周铁器,大部分都是楚国的,楚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历秦入汉,冶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当年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宛(汉为南阳郡,即今河南南阳),成为西汉最大的铁器冶炼和生产基地之一。1959年至1960年,在南阳汉代冶炼遗址的三千平方米发掘区内,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考察表明,这一遗址既铸造铁器,又用生铁炒钢并锻制器具,使用时期由两汉延续到东汉晚期。故楚之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也是西汉铁官监守的铁器产地。楚国传统的冶铁技术,乃随着西汉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而得以普及和提高。学者根据出土的楚国铁器和南阳汉代冶铁遗址的考察,对楚、汉冶铁情况作了探讨。

先秦的冶铁炼炉,尚未在楚地发现。可是,著名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已发现了多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炼炉。这些炼炉都是竖炉。学者经研究和模拟试验后认为,这些炼炉的设计合理,性能较为优越,体现了当时冶炼的先进技术。现今发现的西汉冶铁炼炉,也都是与楚国冶铜炼炉相似的竖炉,只是建筑得更为高大,改造得热效率和料容量更大。“我国古代炼铁高炉是从炼铜高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绿山的春秋炼炉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可以将生铁处理成黑心和白心两种韧性铸铁,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有韧性铸铁制成的六角形锄,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有黑心韧性铸铁制成的凹口锄,但毕竟处于起步阶段,也未能得以推广,故现今出土的楚国韧性铸铁的数量甚少。自西汉中期,冶铁业实行官营,朝廷为了提高铁制农具的使用寿命,着力推广和发展这种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的技术,于是,铸铁柔化技术不仅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普及为常规的工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能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就是这类强度较高而耐磨性较强的制品。西汉前期,楚人掌握的这种冶铁技术,又发展成为能够生产低硅低碳的灰口铸铁工艺。在此基础上,汉人进而还发明了生产类似今日的球墨铸铁的工艺。

以低温还原的“块炼法”炼出熟铁,又进而对其反复加热和锻打以“百炼成钢”的技术,楚人在春秋晚期就已掌握了。江苏六台的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熟铁条,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出土有用熟铁锻打成的钢剑。这项技术,在汉代乃至后世,一直作为简便易行的传统而承袭下来并不断予以完善。

冶铁业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中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在汉代大体完备和基本成熟,钢铁制品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汉代文化的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乃与楚人在冶铁技术上的贡献分不开。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南阳汉代冶铁遗址上发现了熔铁炉七座、炒钢炉数座,这里曾经是西汉时期最大的铁器冶炼基地之一。

B．楚国人的冶铁技术是在青铜冶铸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并且后来居上,独领风骚。

C．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现的冶钢炉已采用与西汉冶铁炼炉相似的竖炉,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炼铜技术。

D．春秋时期楚国的炼铜技术促进了战国炼铁技术的提高,楚人甚至已经初步掌握了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等工艺。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生产生铁到将生铁处理成韧性铸铁,楚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完成,但是将韧性铸铁全面推向生产、生活领域,则要到西汉时期了。

B．楚人的冶铁技术,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的炼铁、炼钢技术的不断发展,到了汉代,已基本成熟,冶铁规模巨大,冶铁作坊遍布全国。

C．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人便知道经过反复加热和锻打,可以将熟铁炼成钢,这是“块炼法”的进一步发展,并作为一项传统传承下来。

D．在众多楚人冶铁工艺中,球墨铸铁工艺无疑水平最高,而低硅低碳灰口铸铁工艺其次,麻口铁制品工艺则相对水平最低。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铸铁柔化技术就可以增加铁器的强度和韧性,从而普遍提高了人们使用的铁制农具的寿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B．楚国冶铜炼炉建造水平高超,与后来的汉代冶铁炼炉相比,虽说热效率偏低,料容量偏小,但是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楚国冶铜技术的先进。

C．西汉时期,铁器成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物质资料,朝廷非常重视冶炼,重要冶炼铁场所要派出铁官监守,一般情况下,私人不得经营铁器。

D．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锤,证明楚国已经能够生产白口和灰口混合的麻口铁制品,并体现了楚国铸铁柔化技术的高超。

论述类文本阅读
现代人读《诗经》，往往会有些“隔”，只能就作品内容形式进行分析鉴赏，而闻一多研究《诗经》，却力图给现代人提供《诗经》时代这些作品产生与流布的想象。比如解释《诗经》与祭祀、舞蹈、种植、记事、隐语等的关系，就让人们尽可能回到《诗经》时代，去理解这些作品不可重复之美。这等于给文学史增加了一个“文学生活”的想象天地。。
但这种对“文学生活史”的研究，仍停留于比较零碎的、个案的操作，至今未见到有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生活”系统写进文学史的著作，各种古今的文学史，绝大部分仍只满足于对作家作品及源流的描述，即使介绍思潮流变，涉及时代背景，也未见得能自觉地展现“文学生活”。
不过，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方面出现的一种理论自觉。最近，山东大学几位学者连续发表多篇关于“文学生活史”的讨论文章，提出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他们希望突破历来文学史只注重作家、作品和批评的“内循环”，嵌入一个新角度即“文学生活”“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设想，与此前温儒敏教授主持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有密切关联。温儒敏曾指出，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就是作家作品加上思潮流派的历史，很少能看出各个时期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以及反应等状况。“文学生活”研究关注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社会文化生活环节，这样的视野将使文学史研究打开新局面。
从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到“文学生活史”研究，是一个跃进，研究方法也要随之调整，“文学生活史”研究带有很强的文学社会学色彩，除了对不同的普通读者进行访谈以及菜些必要的调查问卷，更加重要的还是史料收集梳理研究，也许还需要借用一些诸如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方法。“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把重点放到期刊、报纸、日记、传记的梳理，是必要的，难度也很大。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现代文学可以朝这方面开拓，古代文学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研究空间。这个学术生长点带给我们一种期望：今后能有一种新样态文学史，即增加了“文学生活”内容的文学史，一方面能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也能激发现代读者的历史想象，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和欣赏文文学经典作品。
（摘编自杨伟《以“文学生活”重塑文学史》）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通过对《诗经》在它所处时代产生与流布情况的研究，闻一多为现代人读懂《诗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B．从与祭祀、舞蹈、种植、记事、隐语等关系的角度解读《诗经》，闻一多把人们带回到了《诗经》时代。

C．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文学史仍只满足于对作家作品及源流的描述，而缺少对“文学生活”系统、自觉的描述。

D．“文学生活”研究是指从社会文化生活角度，对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开展的研究。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新增了“文学生活”的想象天地，而他之前的“文学生活史”研究还是比较零碎的、个案的。

B．“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与温儒敏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紧密关联，它们都关注“文学生活”。

C．“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除了需要进行调查访谈和史料收集梳理研究，或许还需要借用一些跨学科的方法。

D．文学生活史研究不仅对于现代文学有价值，对于古代文学也有价值，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生活”系统地写进文学史，这将使文学史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

B．温儒敏不赞同文学史只是作家作品加思潮流派的历史，他认为文学史还要反应阅读和消费等情况。

C．鲁迅作品被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为中学生接受和喜爱的情况，属于“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内容。

D．在文学史中加入“文学生活”的内容，将有可能帮助现代读者更好地阅读和欣赏文学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