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京剧摄影是将表演的精彩瞬间生动而完美地呈现出来。京剧舞台上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有直观性、独特性。剧中人在舞台上，或静如处子，或动如脱兔。人一动，则水袖翩翩，及至扇子、髯口、帽翅的开合、抖动、高扬，以及打出手、云里翻等，都刻画着人物性格，演绎着剧情。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流动着艺术的韵律，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

摄影家在构思中，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度创作，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

动态的瞬间是形，传神的瞬间是眼。京剧演员的眼睛，经过长期的训练，灵动有神，顾盼生辉，因而在剧中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性格、思想与意念等。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俗称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全在眼上。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应在动态抓拍中以人物为中心，画龙点睛，以眼传神。果如此，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变化，或是忧愁思忆病醉疯的状态，会有神来之笔，提契全片，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灵动和灵气。

剧场抓拍，并非易事，除了摄影者要具备专业的摄影技术外，还需要他们能够多做功课，包括多读剧本、熟悉剧情、了解人物以及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的表演特点和出彩在何处，即哪时眼睛最传神，哪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魅力等。同时，进行抓拍创作时，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要手握相机随表演的新变化盯住剧中人，用虚实、远近、渲染、衬托、对比、夸张、仰拍、特写、全景等手法，变换光圈和速度等，方可从容得神来之笔。

京剧艺术荟萃中华艺术之美。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怀、伦理道德，以及对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尊崇，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追求，融会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外愉耳目之美。单从表演之美观察，它是写意之美、虚拟之美、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

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虽然工具是是相机，是快门，但一样功夫在画外。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以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信念为鞭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留下京剧艺术的传神瞬间。

（摘编自靳国君《京剧摄影也需画外功》）

回归经典阅读

曹文轩

我们应当将阅读看成是一种宗教，一种超越任何宗教的一个宗教，把阅读看作是一个宗教行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几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一共是六十种，乍一听是否觉得这么多的书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太沉重了，可是我们如果把它反过来问一下，一个孩子，他念了三年初中，又念了三年高中，这六年的时间里边，看上六十本书，每年才十本，每个月才不到一本，还多吗？多看这六十本书与加重他们的负担，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些书仅仅是供他们阅读，而并不是作为课程被要求的，这种情况下的阅读其实是在缓解学习的紧张。

何谓经典？在阅读中，所谓的经典就是那样一种东西，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面。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它可能成为经典。经典的作品肯定是能说出一些东西来的，不是不能把握的，比如说它的艺术性，比如说它反映的那个问题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等等。

对时尚文字的阅读是必要的，但一个人倘若将时尚文字作为阅读的全部，那么这种阅读注定是一种低质量的阅读。而事实是现在的阅读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阅读，往往为时尚的文字所包围，使他们无法接受经典，特别是孩子。这个现实是应当被我们关注的。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以享乐主义为主流思想的社会。大家看看今天为孩子所制造的文字，大部分是缺少经典的许多宝贵的品质的——它的忧郁感、它的悲悯、它的雅致、它的美感、它的圣洁、它的庄重和意境等等。大家去看看现在的少年儿童读物里边，经典的品质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不具备的。而这些文字往往都流于毫无意义的嬉笑与一味的喧嚣和热闹，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以享乐主义为主流思想的。

许多人认为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这个定义应该修改为：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而这个快感包括悲剧性快感。你看安徒生的童话有几个是让你快乐的？不是！它是让你悲哀的，让你忧伤的，让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的人的那种苦难，甚至说是巨大的苦难。一些人给孩子制造的那种快乐叫“傻乐”。一个小孩如果长期在傻笑中长大，那么长大了他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准白痴。但是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几乎是无法纠正的。一个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阅读，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阅读。一个孩子如果不能使他回到经典性的文字，而长期沉落于这些轻飘的、快乐的、没有忧伤的文字，这种阅读在建构孩子的精神世界和培养孩子优良的心理素质方面，它会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一个孩子理想的阅读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

（摘自《阅读是一种宗教》，有删改）

   互联网的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但有一些人对网络空间主权存在模糊认识。有人认为，主权具有天然排他性，强调网络空间主权与互联互通的互联网精神相冲突，将导致全球互联网碎片化；有人认为，网络空间主权与网络自由相对立，一些国家出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需要设立防火墙，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观点事实上并没有正确把握尊重各国网络空间主权与发扬互联网精神、维护网络自由的关系，不利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社会，网络信息技术已渗透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从这个角度说，网络空间主权无疑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维护各国网络空间主权，就是尊重和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以及国家核心利益。正因如此，以窃取他国公民甚至国家领导人通讯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棱镜计划”，不仅被视为对他国网络通讯自由的侵犯，而且被视为对他国国家主权的侵犯。因此，认为网络空间不应该存在主权，并不利于全球互联网治理。

主权国家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要力量。传统的国家主权确实具有天然排他性，它对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对外具有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与之相反，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和开放性，强调信息共享、通讯自由等。这也是一些人排斥网络空间主权的理由。但是，在看到互联网发展无国界、无边界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今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主权国家。如果一味强调网络互联互通与网络自由，忽视甚至不承认各国的网络空间主权，各主权国家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就会丧失话语权、主导权，就无法承担起治理主体的职责和义务。因此，维护全球互联网秩序、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须承认和尊重各国的网络空间主权。与此同时，各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也应深刻认识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主动承担起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主体责任，携手应对网络安全问题。

网民承担着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责任和义务。网民都生活在一定的主权国家中，作为主权国家的国民，都承担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的义务，因而也承担着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义务。这就要求网民不能一味强调自身的网络通讯自由。实践中，网民要维护网络空间主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任意发布涉密信息或通过网络渠道泄露国家机密。从现实情况看，一些网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触犯了国家法律，教训十分深刻。广大网民应切实增强保密意识、国家意识，切实维护网络空间主权。

（摘编自洪谊雅、林怀艺《尊重各国网络空间主权》）

韵外之致——苏轼的意义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因他是一个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所以为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的追求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道不远人”：处处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杨国荣

①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②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③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④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

⑤道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另一重涵义，是“日用即道”。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并不是离开人的日用常行而存在，它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的重要之点在于没有把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人的日用常行息息相关。在孔子那里，已可看到这类观念。孔子的学生曾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学生又问有关死的事，孔子的回答依然是：“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那种超越的对象，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存在，而就是人自身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生活。总之，从“道不远人”的观念出发，儒家处处把目光引向现实的世界。

⑥道不远人，同时也规定了道和人的实践活动无法相分。在实践过程中，道的品格具体地表现为“中”。儒家一再谈到“中道”或“中庸之道”，孟子便主张“中道而立”，荀子也肯定：“道之所善，中则可从。”道作为实践的原理，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中”之上。这种“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文化家们所说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以上意义上的“中”，其实质的内涵集中体现于“度”的观念。这种“度”的意识，同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⑦以“度”为内涵的实践智慧，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中庸》曾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本体论上看，这一命题意味着对象世界中的诸种事物都各有存在根据，彼此共存于天下。从人的实践活动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则涉及不同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处、交往问题，它以承认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为前提。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使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个体、存在形态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便成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实质问题，在这里，所谓“并育而不相害”，便要求以“度”的中道原则，恰当地处理、协调社会共同体中方方面面的关系。这种协调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形态来加以调节。这种调节作用就体现了一种“度”的智慧。

（节选自《中国文化中的“道”》，原载2011年6月12日《文汇报》）

唐代诗歌意境美的营造

中国古代多是抒情诗。抒情诗要抒情。但情比较难于直接描写，而要通过景来反映、来衬托、来显示。而这种用景来反映情，用物来写心的过程就是意境的创造过程。我们且用唐人的诗歌为例，看看唐代诗人是如何营造诗歌的意境美。

首先是写景抒情。诗人在写作中，渗透进、灌注进了一股浓郁的感情，使这感情笼罩在景中，因而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全都是景，但我们所感受到的却处处都是情。例如陆龟蒙的《白莲》：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

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

唐人写诗，除了写景写事外，其中还流露着某种思致，沁透着某种感情。由于有了这种思致和感情，原来的景与物，就披上了一种“感荡性灵”的东西，使人读着，不仅实获我心，而且意味无穷。“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写的是白莲，但白莲能有什么情什么恨呢？它什么都没有。是诗人把自己的情移进去，与白莲的物性特点相融合，从而产生出情景交融的新的意境。这意境，离不开景，而且必须符合景的物性特征，但是，只有当诗人的情沁透进去，借景抒情的时候，这时，客观自然的景，才会转化成心灵的景，充满了感情的景。一句话，景由外境变成了内心的境，变成了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这就是意境。

其次，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整体。我国的意境，更多的是从诗人的主观感受出发。诗人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然后创造出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气盎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如皎然在《诗式》中所说的：“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我们走进诗人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不仅自成气象，而且自我满足。例如王维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在这里，诗人把他所感受到的情与景，融合统一在一个月色竹林的天地里。这个天地确实小，小到只有诗人一人。然而，它却是那样自足、和谐，那样有秩序，而又那样充满了生气和生机。因此，它又是那样丰富和充实。它是安静的，但却不是死寂的。在无人的月夜中，却有人怀着深情，在弹琴，在长啸。正是这一切，使人读着的时候，在抒情的想象当中，走进了一个诗人所创造的世界。我们陶醉在这个世界，感到美。

第三，唐诗意境美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然而，为什么能够意会？它是通过已经言说的来意会。这样，归根到底，它又是可以言说的。不过，它不是通过言语直接讲出来，而是通过形象的描绘，来启示，来渲染。例如王昌龄的《从军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

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撩乱边愁”而结之以“弹不尽”三字，下无语可续，言情已到尽头处。但弹不尽的“边愁”，作者却用“高高秋月照长城”的景来加以烘托和渲染。没有直言，但却比直言更能令人“思入微茫”，富有更多的情味。

（节选自蒋孔阳《唐诗的审美特征》）

材料一

随着“无现金社会”的走近，传统商业银行纷纷发力移动支付，为了抢用户、夺回市场，银行等支付机构可谓倾尽全力、不惜重金。你搞一个支付满100减50元，我就来一个支付打五折；你送一个支付大礼包，我就给一个10倍积分好礼……

当然，作为正常市场竞争行为，银行等支付机构为消费者派发“红包”并无不妥；作为移动支付的后起者，付出一些成本和代价争用户也不失为一种经营策略。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砸钱买用户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在努力抢夺用户的同时，银行等支付机构也要检视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留住用户、站稳市场，千万别陷入钱花光后就被用户遗忘的窘境。

支付竞争要靠实惠，不能只想着坐地收钱。在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网络信用产品免息甚至贴息提供支付服务的情况下，不少商业银行却还在旱涝保收地赚着信用卡年费、短信通知费。

支付竞争要靠便利，不能只顾着扩张地盘。这是一个各种新技术比拼的试验场，指纹支付、刷脸支付、声波支付都不算啥新鲜事了，而很多银行的移动支付产品，还在靠输密码、插U盾甚至填写个人信息完成支付，用户体验怎么可能好起来？失去了便利性和创新性，花再多钱跑马圈地也是白搭，很快会被消费者抛在脑后。

（选自《支付竞争不能只靠“薅羊毛”》，有删节）

材料二

由于移动支付体现出来的便利性，单纯就商业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而言，“无现金社会”无疑是一种趋势。不过，已经出现的趋势，并不能和“无现金社会”的真正到来画等号，而两者之间的距离，甚至是超出想象的。

对于传统金融体系不尽完善的中国来说，移动支付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中国居民的现金消费一举跨过了信用卡时代乃至PC时代，然而，对于真正走向“无现金社会”，这种跨越实际上掩盖了一些障碍。首先，从普及的角度讲，相比移动支付对于智能手机存在依赖，信用卡作为一种差异化显著的支付载体，理论上自有其优势，因此，如果信用卡能够像移动支付一样得到充分发展，对于“无现金社会”的实现会是一种直接的推动。

更为关键的是，信用卡之所以来在中国全面推广起来，不仅与移动支付的出现有关，更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背后的金融体制有关，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网络、健全的信用社会，才是“无现金社会”落地的关键。

就当下而言，在移动支付巨头的推动下、电商从线上走到线下的趋势之下，未来几年，一些重点城市可能会无限趋近于“无现金城市”。虽然“无现金社会”的理想足够遥远，但移动支付所引领的金融创新无疑正在缩短这一距离。更为乐观的一点是，至于实现百分百的“无现金社会”，则不仅需要传统金融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更需要全面补足经济社会的短板。

（节选自《移动支付和“无现金社会”不能画等号》）

材料三

如今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无现金社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今菜市场小摊、路边小吃甚至乞讨的都挂出支付二维码，甚至有的商家为了方便只接受移动支付而干脆不收现金，这么做合适吗？

央行相关人士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而拒绝银行卡、第三方支付等支付方式并不违法。在任何一个场景里，如果只有一种支付形式存在，一定是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的门店就只接受移动支付而不接受现金，而且加入了“无现金联盟”，一度引发热议。但是，拒收人民币和拒收现金应该区分看待。商家如果收取欧元、美元，不收人民币，属于拒收人民币的行为，违反《人民银行法》，但是商家不收人民币现金，选择移动支付的结算方式，不等于不收人民币。

（选自《快科技》《拒收现金只接受移动支付违法》，有删节）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18年1月21日）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①正统儒家注重提升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基于法律制定与实施可能与道德产生重大冲突，设定了对法律原则的一些限制。

②首先，在价值导向上，法律受道德的指导、约束。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实施，都须与道德方向相一致，法律必须符合道德的基本原则。北宋王安石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所称“善法”，就是要符合“天理”、“人情”，符合自然社会规律，符合道德伦理。清朝乾隆初年制定《大清律例》，肆例馆总官徐本在奏疏中说：钦恤之仁，好生之德，始终是制定法律的基本宗旨。而在法律实施方面，董仲舒提出，听讼断案，必须重点考虑行为人的道德动机。这一原则，对汉以后历朝司法影响重大。

③其次，在实施原则上，道德优先。法律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在运作过程中，需要遵循自身的一些规则。但是，如果其运行规则与道德准则发生冲突，法律必须作出适当的让步。对于人身伤害、财产侵害等案件，历朝法律都明确規定了相应的处罚。但亲属关系、家庭伦理属于传统道德重点维护的对象。西汉以后，这一道德原则逐渐渗入法律条例之中。唐宋明清各朝法律均规定，对于亲属间发生的人身伤害、财产侵犯等案件，当事人承担与非亲属关系当事人不同的法律责任。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实施尊长优先原则。尊长对卑幼伤害，减等处罚；反之则加重处罚。其背后的家庭哲理在于：卑幼对尊长必须给予更多关切和尊重。又如，在财产纠纷案件中，实施亲属对冲原则。亲属间如发生财产侵权，则比照普通案件处理标准，减等处罚，而且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轻。其背后的家庭哲理在于：亲属关系越亲近，越应在财产方面相互扶持。这种法律责任的差别性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伦理道德的让步。另外，对于已经判决的罪犯，因其亲属的特定状况，可以调整处罚方式，以满足其履行伦理责任的特殊要求。唐律现定：犯徒、流、死罪者，如果其祖父母、父母年过80岁，或者患笃疾重病，而家中无其他成年男子侍奉，可通过改变处罚方式，或者专案上报朝廷以求皇帝特旨的方式，以使得罪犯能够留待家中侍奉祖父母、父母。

④再次，在作用范围上，对法律作必要的限制。无论是人身伤害，还是时产到份，法律都己作出相应规定。但对于普通伤害行为或者一般财产纠纷，从官府到民间都鼓励当事人通过法律之外的其他途径解决。一方面，“息讼”“贱讼”观念在民间广为流行。曲阜孔庙石碑上的“忍讼歌”，对于诉讼程序所涉及的各环节有着生动的描述：“听人挑唆到衙前，赢也要钱输也要钱。”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法律为诉讼提起人设置了艰难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合法拷讯被告。但如果被告在法定拷讯之后仍不招供，可对原告进行拷讯。无论是观念與论，还是制度设计，其目的都在于阻碍意图通过法律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当事人，从而将法律的作用限定在狭小的范围。

(摘编自来勇《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