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美；而是用“情”来填充整首律诗，甚至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白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我的早年生活

丘吉尔

“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刚满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主考官们最心爱的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喜爱历史、诗歌和写作，而主考官们却偏爱拉丁文和数学，而且他们的意愿总是占上风。不仅如此，我乐意别人问我所知道的东西，可他们却总是问我不知道的。我本来愿意显露一下自己的学识，而他们则千方百计地揭露我的无知。这样一来，只能出现一种结果：场场考试，场场失败。

我进入哈罗公学的入学考试是极其严格的。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因为拉丁文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熬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正是从这些表明我的学识水平的蛛丝马迹中，威尔登博士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这说明，他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是一个不以卷面分数取人的人，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尊敬他。

结果，我当即被编到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里。①实际上，我的名字居全校倒数第三。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两位同学没上几天学，就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相继退学了。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我继续待了近一年。正是由于长期在差班里待着，我获得了比那些聪明的学生更多的优势。他们全都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诸如此类的辉煌的学科，我则被看作是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我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这是光荣的事情。几年以后，当我的那些因创作优美的拉丁文诗歌和辛辣的希腊讽刺诗而获奖成名的同学，不得不靠普通的英语来谋生或者开拓事业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自然我倾向让孩子们学习英语。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但只有一件事我会强迫他们去做，那就是不能不懂英语。

一方面在最低年级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利的1200行史诗，并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这着实让人觉得自相矛盾。我在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时，却又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就我在学校的名次来看，这次考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因为许多名次在我前面的人都失败了。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好运──在考试中，将要凭记忆绘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将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放进帽子里，然后从中抽出了写有“新西兰”国名的纸条。接着我就大用其功，将这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记得滚瓜烂熟。不料，第二天考试中的第一道题就是：“绘出新西兰地图。”

我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选择完全是由于我收集玩具锡兵的结果。我有近1 500个锡兵，组织得像一个步兵师，还下辖一个骑兵旅。我弟弟杰克统领的则是“敌军”。但是我们制定了条约，不许他发展炮兵。这非常重要！

一天，父亲亲自对“部队”进行了正式的视察。所有的“部队”都整装待发。父亲敏锐的目光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花了20分钟的时间来研究“部队”的阵容。最后他问我想不想当个军人。我想统领一支部队一定很光彩，所以我马上回答：“想。”现在，我的话被当真了。②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父亲发现了我具有天才军事家的素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具备当律师的聪慧。他自己也只是最近才升到下议院议长和财政大臣的职位，而且一直处在政治的前沿。不管怎样，小锡兵改变了我的生活志向，从那时起，我的希望就是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再后来，就是学军事专业的各项技能。至于别的事情，那只有靠自己去探索、实践和学习了。

（节选自《丘吉尔自传》）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寒冷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方法在世界上移动：在海上像一群狂奔的马，在乡村像一窝猛扑的蝗虫，在城市则像一把利刃截断道路，从缝里钻入没有暖气的家中。那天晚上，马可瓦多家用尽了最后的干柴，裹着大衣的全家人，看着暖炉中逐渐黯淡的小木炭，每一次呼吸，就从他们嘴里升起云雾，再没有人说话，云雾代替他们发言：太太吐出长长的云雾仿佛在叹气，小孩们好像专心一意地吹着肥皂泡泡，而马可瓦多则一停一顿地朝着空中喷着云雾，好像喷发转瞬即逝的智慧火花。

最后马可瓦多决定了：“我去找柴火，说不定能找到。”他在夹克和衬杉间塞进了四五张报纸，以作为御寒的盔甲，在大衣下藏了一把齿锯，在家人充满希望的目光的跟随下，深夜走出门，每走一步就发出纸的响声，而锯子也不时从他大衣里冒出。

到市区里找柴火，说得倒好！马可瓦多直向夹在两条马路中间的一小片公园走去。空无一人，马可瓦多一面研究光秃秃的树干，一面想着家人正牙齿打颤地等着他……

小米开尔哆嗦着牙齿，读一本从学校图书室借回来的童话，书里头说的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带着斧头去森林里砍柴。“这才是要去的地方。”小米开尔说，“森林！那里就会有木柴了！”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森林，连从远处看的经验也没有。

说到做到，跟兄弟们组织起来：一个人带斧头，一个人带钩子，一个人带绳子。跟妈妈说再见后就开始寻找森林。

走在路灯照得通亮的城市，除了房子以外看不到别的：什么森林，连影子也没有。也遇到过几个行人，但是不敢问哪儿有森林。他们走到最后，城里的房子都不见了，而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

小孩就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了森林：一片茂密而奇形怪状的树林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它们有极细极细的树干，或直或斜；当汽车经过，车灯照亮时，发现这些扁平而宽阔的树叶有着最奇怪的样子和颜色。树枝的形状是牙青、脸、乳酪、手、剃刀、瓶子、母牛和轮胎，遍布的树叶是字母。

“万岁！”小米开尔说，“这就是森林！”

弟弟们则着迷地看着从奇异轮廊中露头的月亮：“真美……”

小米开尔赶紧提醒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柴火。于是他们砍倒一株黄色迎春花外形的杨树，劈成碎片后带回家。

当马可瓦多带着少得可怜的潮湿树枝回家时，发现暖炉是点燃的。

“你们在哪里拿的？”他惊异地指着剩下的广告招牌。因为是夹板，柴火烧得很快。

“森林里！”小孩说。

“什么森林？”

“在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

既然这么简单，而且也的确不错。要新的柴火，还是学小孩的方法比较好。马可瓦多又带着锯子出门，朝高速公路走去。

公路警察阿斯托弗有点近视，当他骑着摩托车做夜间巡逻时应该是要戴眼镜的；但他谁也没说，怕因此影响他的前途。

那个晚上，接到通知说高速公路上有一群野孩子在拆广告招牌，警察阿斯托弗便骑车去巡查。

高速公路旁怪模怪样地张牙舞爪的树木陪着他转动，大近视眼的阿斯托弗细细察看。在摩托车灯的照明下，撞见一个大野孩子攀爬在一块招牌上。阿斯托弗刹住车：“喂！你在上面干什么，马上给我跳下来！”那个人动也不动，向他吐舌头。阿斯托弗靠近一看，那是一块乳酪广告，画了一个胖小孩在舔舌头。“当然，当然。”阿斯托弗说，并快速离开。

过了一会儿，在一块巨大招牌的阴影中，照到一张惊骇的脸。“站住！别想跑！”但没有人跑：那是一张痛苦的面像，因为有一只脚长满了鸡眼。“哦，对不起。”阿斯托弗说完后就溜烟跑掉了。

治偏头痛药片的广告画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头，因痛楚用手遮着眼睛。阿斯托弗经过，照到攀爬在上方正想用锯子切下一块的马可瓦多。因强光而眼花，马可瓦多蜷缩着静止不动，抓住大头上的耳朵，锯子则已经切到额头中央。

阿斯托弗好好研究过后说：“喔，对，斯达巴药片！这个广告做得好！新发现！那个带着锯子的倒霉鬼说明偏头痛会把人的脑袋切成两半！我一下就看懂了！”然后很满意地离开了。

四周那么安静而寒冷。马可瓦多松了一口气，在不太舒适的支架上重新调整位置，继续他的工作。在月光清亮的天空中，锯子切割木头低沉的嘎嘎声远远传送开来。

(有删改)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失去300万制造业就业岗位，几乎占了所有钢铁产业岗位的一半，美国同时还损失了6万家工厂。在过去二十年，我们的贸易赤字累积高达13万亿美元。

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将不再容忍这种虐待行为。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工人受害、我们的公司被骗、我们的财富被掠夺和转移。美国永远不会为保护本国公民而道歉。

美国刚刚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迄今为止总额达2500亿美元。我对我的朋友***非常尊敬和爱戴，但我已经明确表示，贸易失衡是不能接受的。中国市场的扭曲和其交易方式是不能容忍的。

正如我的政府所表示的那样，美国将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9月26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演讲全文》

新生

（前苏联）基里尔·梁波夫

（1）皮包屁股，是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双腿、坐着小车在火车过道里滑来滑去、口中大唱悲歌的人。我父亲即是这样的人。1942年他从坦克学校毕业后就上了前线，1945年，他的队伍在华沙城下遭到伏击，所有人都成了肉饼，只有父亲幸存下来。

（2）我当时5岁，疏散后跟妈妈回到列宁格勒，并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从战地医院出来后，父亲没有回家，显然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我想他仍在战斗，妈妈大概以为他死定了。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没有阵亡通知书，不过却常常有从喀山来的信件寄到战前我们跟外婆住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从妈妈收土豆的农庄里回城，车厢内爬进一个坐着木头小车、身穿破背心、衣服脏兮兮胡子乱蓬蓬的人。他用双手支撑地板，滑过车厢过道，唱着一支关于营队侦察员的歌。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然后就大叫起来，向他跑去，不过那男人却突然决绝地转过身子，向相反的方向滑走了。他在走廊附近跌落到小车外面，剩下的路只好匍匐前进。当我们追上他时。发现他已经烂醉如泥。

（3）他是我的父亲。妈妈扳过他的身子，久久亲吻着他肮脏的脸颊和因失眠、醉酒肿胀的眼睛。她哭了，号啕大哭。

（4）我们把他带回家。从此生活在一起。父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从野战医院出来后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靠乞讨为生，此外父亲伤得很重，包括心灵和身体。

（5）夜晚我常常被阵阵喊叫惊醒。父亲从床上跌到地板上，打着滚，蜷缩着身子。最可怕的是他那绝望的吼叫：“腿，腿疼呀……”妈妈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我也哭，因为怜悯和恐惧。有时我竟希望他没有回来。

（6）父亲从不和我说话。仿佛我根本不存在。自从他出现后，妈妈不再关心我，以前她常常坐在床边跟我交谈，可是自从父亲回来后，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尝试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则成了局外人，无法在家庭的崭新蓝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有一天妈妈对父亲说。她想生个孩子，父亲说，他也想有个孩子。不过这很难，他是个残废，没有收入，抚恤金还没发，有个孩子生活很难。妈妈说，没关系，很多人过得比我们差，还养活了3个孩子呢。我真想大声叫。你们是有儿子的呀，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空位子吗?

（7）不久，妈妈对父亲说，她怀孕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一清二楚，我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尽管对他们来说我并不存在。

（8）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非常小，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我常常走到他的床边看着他，这是我的兄弟，我觉得自己对他的爱一点儿也不少于我对父母的爱，尽管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取代我，这很明显，因为他们甚至给他取了我的名字——科利亚。

（9）每天早晨妈妈都去上班，父亲坐在他的小车上为他应得的抚恤金奔波，我则整日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们却忘了让我上学，或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我的兄弟在长大。很快他已经能够单独走上几步路了。父亲开始领到他的抚恤金，甚至还在某个残疾人事务所里谋了差事，妈妈现在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一切都很美好，我们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幸福生活。夜里父亲不再叫喊，妈妈也早就停止了哭泣，只有我仍旧每日坐在窗台上，生活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悄悄溜过。有一天父亲说：“我想去看看科利亚。”

（10）妈妈哭了。

（11）“把我带到他那儿去，”父亲说，“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

（12）“没错，没错。”妈妈急忙应和。

（13）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收拾行装，却有种奇怪的轻松感觉。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在一起，我甚至从不出门，不过这一次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14）我们从家里出来。一路上谁都不说话，父亲在妈妈旁边滑行着，努力不使自己落后。

（15）路上他们从一个老奶奶的手里买了一束金合欢，我跟在他们身后，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16）墓地上空无一人，大片雪花静静地飘落下来。妈妈很快就找到那座坟墓。

（17）“在这儿。”她指着。

（18）父亲看着小坟丘，久久地一言不发，后来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放到嘴边喝了几小口，然后将瓶子递给妈妈，妈妈也喝了一小口。

（19）“我会记住，”父亲说，“就算死了，也会记住……”

（20）妈妈又哭起来。

（21）“孩子们都在这儿。”她哭着说。

（22）“走吧，”过了很久，父亲说道，“该去接科利亚了……”

（23）他们向出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花中。

（24）而我则留在了自己的墓旁。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有删改）

实验

[西班牙]塞尔吉·巴米艾斯

阿图罗总是在固定时间起床。他从来不改变上班路线,并且认为为了世界的正常运转，日常习惯的系统化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最近几个月,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自己这种对规则的遵守。比如,孩子们就取笑他，说他躲藏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里是因为害怕面对生活环境的多变。

阿图罗没有争辩。妻子抱怨他那种--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周一看电视,周二看电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电视,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弥撒),他也没有争辩。在工作中,阿图罗也察觉到了风向的改变。经理不久前还夸奖他的才干和谨慎,转而却更加关注那些难以预料的“有创造力的”职员。对阿图罗来说,这种所谓的创造力不过是用“首创精神”这种委婉的说法来对草率行事进行美化而已。

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不再像从前那般被推崇。不仅在家里和工作中大家开始贬低他的条理性,在报纸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人们更崇尚那种仿佛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随心所欲,轻易改变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也常常受到赞美。

在与这种大肆鼓吹反复无常习气作斗争时,阿图罗努力不生气:生气相当于在对手面前示弱。越来越少有人意识到事物的不可预见性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情况让阿图罗很吃惊。出于实验和打赌这双重目的,他决定稍微改变一点习惯。这个决定不是为了求证,而是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态度;也不是源于冲动,而是出于理智。为了不惊动周围的人,他做得很谨慎。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的举动:上班迟到20分钟,不穿平时的那件西装上衣,而是穿着一件鹦鹉绿休闲毛衣;平时到了晚上,他都是坐在沙发上,准备看事先和妻子说好的节目,然而那天他向她提议到一家泰式餐馆吃晚饭。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遭到了当事人的不理解。经理批评他迟到,并且上下打量他的学院风毛衣。要知道他从来没改变过穿衣习惯,总是那两套一模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一周换一次。至于去泰式餐馆吃晚饭的提议,妻子连一声回应都没有。

阿图罗一点也没有沮丧,失败恰恰让他坚信自己平时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他不喜欢半途而废,一周后他又再次开始实验。在原本该看电影的那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妻子,就对她说想待在家里吃晚饭。妻子很惊讶,继而明确反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既然星期二都定好了要看电影,为什么要改变?真见鬼!

阿图罗只是反复说着她曾年复一年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有时应该改变一下,就算已经定好了某些目标,违反一下也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妻子吁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她的怒气是那么明显,他激动得差点想拥抱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反应。

可此后,阿图罗开始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同事,对待他的态度都和以前不同了。一天晚上,阿图罗正在等孩子们回家。像平时一样,他坐在门前,数着分秒等待约定时间到来。这时他开始自问:既然准备好引入“创造性”的变化,那么出去转一圈是不是更合适?妻子自行吃了安眠药睡得正香,利用这个机会,他穿上衣服出门而去。

黎明时分,他在大街上晃了一圈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妻儿都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冲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留张便条。他微笑起来，对家人的反应很满意,坚信自己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实验。然而大家都不听他解释。妻子开始呜咽,断断续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孩子们则仿佛面对堕落分子似的看着他。阿图罗向他们保证会恢复自己素来的习惯,然而都是徒劳。

接着就在同一天，妻子和经理对他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得谈一谈。”两场谈话的共同点似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理由:他们要赶他走,因为他们发现他心不在焉,已经没有从前一直坚持的沉稳。那种沉稳虽然也不值得称道,但是至少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两场谈话中,阿图罗都没有争辩。在内心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抵挡不住混乱无序的诱惑。他默默地办理了离职手续。而在家里,由于被急剧增长的敌视氛围所迫,他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

面试新工作时,他重新穿上那件常穿的西装上衣。尽管人家要求的是诸如既要年轻活力又要经验丰富等相悖的条件,他还是坚持呈现自己始终如一、严格精准和认真负责的一面。给他做面试的人不屑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他还是意识到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有创造力、不满足于现状、不合常规、难以预测的人。

如今的他保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律。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在综合体育馆,在那里他观察社区业余排球队的变化。在训练方式上,阿图罗也发觉即兴创造与按部就班之间的斗争。一些人的力量和另一些人的才干互为补充,懂得这些的人总是这样说。通过观察比赛,阿图罗得出结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始终如一和可以预见比心血来潮更为可靠。这更坚定了他的原则。

尽管目前出于环境原因，他不再向任何突如其来、出乎预料,却可能改变他生活的变化关闭大门。更有甚者,他盼望它。最初几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来,是平静地盼望。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坚持,他把这种盼望变成了一种习惯。

(选自2019年02期《译林》,有删节)

父亲^①与我

（瑞典）佩尔·拉格奎斯特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时我快满10岁，父亲搀着我的手，一块儿去森林，去那里听鸟的歌声。我们走在铁路线上，这里一般是不让走的，但父亲在铁路工作，便享受了这份权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直接去森林，无须绕圈子、走弯路了。

我们刚走入森林，四周便响起了鸟雀的啁啾和其他动物的呜叫。燕雀、柳莺、山雀和歌鸫在灌木丛里欢唱，它们悦耳的歌声在我们的身边飘荡。地面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银莲花，白桦树刚绽出淡黄的叶子，松树吐出了新鲜的嫩芽，四周弥漫着树木的气息，在太阳的照射下，泥土腾起缕缕蒸气。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野蜂正从它们的洞穴里钻出；昆虫在沼泽里飞舞；一只鸟突然像子弹似的从灌木丛中突出，去捕捉那些虫类，而后，又用同样的速度拍翼而下。正当万物欢跃的时候，一列火车呼啸着向我们驶来，我们跨到路基旁，父亲用两指对着礼帽，朝车上的司机行礼，司机也舞动一只手向我们回敬。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我们继续踏着枕木往前走，路轨两旁竖着一根根的电线杆，人从旁边擦过时，它们会发出歌一般的声音。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日子！天空晶蓝透莹，不挂一丝云彩。过不久，我们来到轨道右侧的燕麦地里。我们在这里认识的那个佃户，我们走进去，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们请我们喝牛奶。然后我们去看他们养的猪、鸡和盛开着鲜花的果树。看完了，又继续赶路。我们在河边停了下来，河水在烈日下轻缓地拍击着两岸，发出悠扬的声音。沿岸苍苍的落叶把影子投在波水涟涟的河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明亮、新鲜。微风从前面的湖上吹来，我们在河边闲逛着，大声笑闹着，把树皮抛入河里，水波立刻将它们带走，又向河里扔小石块，看谁扔得远。父亲和我都快活极了。最后，我们感到有点儿累，觉得已经兴尽，便开始往家里走。

这时，暮色降临了，森林起了变化，几乎快成一片黑色。树的模样也变得奇怪，它们伫立着静听我们的脚步声，好像我们是奇异的陌生人。在一棵树上，只有萤火虫在闪动。它趴着，盯着黑暗中的我们。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但他根本看不见这奇怪的光亮，只是走着。天完全黑了，我们走上那座桥，桥下可怕的声响仿佛要把我们一口吞掉，黑色的缝隙在我们的脚下张大着嘴，我们小心地跨着每道枕木，使劲拉着手，怕从上面坠下去。我原以为父亲会背着我走的，但他什么也不说。也许，他想让我和他一样，对眼前的一切置之不理。黑暗中的父亲神态自若，步履匀稳。四下一片黑暗，我使劲憋着呼吸。铁轨徒然地斜着，好像陷入了黑暗无底的深渊。电线杆魔鬼似的伸向天空，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地底下喁语，它上面的白色瓷帽惊恐地缩成一团。一切都叫人毛骨悚然，我挨近父亲，轻声说：“爸爸，为什么黑暗中，一切都这样可怕呀？”“不，孩子，没什么可怕的。”他说着，拉住我的手。

我突然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仿佛是个弃儿。奇怪呀，怎么就我害怕，父亲一点儿也没什么，而且，我们想的不一样。真怪，他也不说帮助我，好叫我不再担惊受怕。

我们刚走到铁轨转弯处，一阵沉闷的轰隆声猛地从我们的背后扑来。父亲蓦地将我拉到路基上，拉入深渊。这时，火车轰鸣着奔来，这是一辆乌黑的火车，所有的车厢都暗着，它飞也似的从我们身旁掠过。我们惊恐地望着它，只见燃烧着的煤在那车头里腾扬着火焰，司机脸色惨白，站着一动不动，犹如一尊雕像，被火光清晰地映照着。父亲不认识他。那人两眼直楞楞地盯视前方。似乎要径直向黑暗开去，深深扎入这无边的黑暗里。父亲重新拉我上铁轨，我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他说：“奇怪，这是哪辆火车，那司机我怎么不认识？”说完，一路没再开口。

我的整个身子都在战栗，这话自然是对我说的，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猜到这话的含意，料到这欲来的恐惧、陌生的一切和那父亲茫然无知（更不能保护我）的东西。世界和生活将如此在我的面前出现！它们与父亲那时安乐平和的世界截然不同。啊，这不是真正的世界，不是真正的生活……

（选自《精品中的精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文100篇》，李笠译，有删改）

（注）①父亲生活在法西斯横行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波列伏伊

在科内普家里就着香气扑鼻的马林果酱喝茶时，我们闲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们获悉，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比尔基纳乌，也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营址离奥斯威辛不算太远。

科内普先生所讲的情况，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属于劳役性质的集中营。囚徒只要还健康，只要还有力气，就被使用来做各种苦役。被烧掉的只是那些衰弱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被烧掉的只是些不能生利，榨不出油水的人。当一批人被送入化人炉时，马上就另派一批人来干活，不能干了便被送去烧死，再派一批人来干。死亡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转动着，但相对来说转的是比较慢的。

比尔基纳乌纯粹是个杀人营，一列一列载满囚徒的火车从四面八方开到比尔基纳乌来，有的来自被占领国，有的来自附属国，有的甚至来自德国本土，全部都是直达快车，沿途所有车厢全部加锁，只是到了夜里才打开车门，清除粪便和死尸。倘若有谁未经允许向外探头，当即就会被子弹打死。

列车载着注定死亡的人开进比尔基纳乌车站。与奥斯威辛不同，这个站名很少为人所知。在表面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几条双轨铁路线以此为轴通向四面八方。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开往柏林，德累斯顿，布列斯拉乌，华沙以及维也纳等地的列车时刻表，站台清洁，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人员在上面来回走动。进站列车停车的位置似乎是一条备用线，车门一打开，饱受几天长途旅行折磨之苦的旅客们便从车上跳下，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那些彬彬有礼的翻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艰苦生活结束了。可是所有旅客必须在这个车站上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把携带物品进行消毒，然后再换乘旅客列车离开这里，去工作地点。那些手头有钱的旅客们还可以买到夹肉面包和其他食品。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两座椭圆形的建筑，分别写着：“男浴池”“妇女儿童浴池”。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两座建筑物，把随身携带的东西交出来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直接走进一个清洁的大房间，房间的地面铺着锌版，周围有一些冷水和热水的淋浴喷头。然而，当他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大门已经紧闭。接着，房间的顶上便开始放出毒气，经过十至十五分钟，这些愉快地洗澡的旅客便成了一具具死尸。比尔基纳乌这座“壁炉”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旅客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死尸源源不断地拖出去，被一辆辆小货车运进焚尸炉。在焚尸炉来不及把这些可怕的原料全部吞吃的情况下，这些尸体就被一堆堆地扔进几个大水泥坑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烧二三百具。

“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过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的像无烟煤。”

“这种空气我们已经吸了五年啦。”科内普太太补充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莫非这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早晨，彼得罗维奇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请科内普先生带我们到比尔基纳乌去，他同意了。

约在两周前，党卫军把车站、澡堂和铁路都炸毁了，那里如今只有一堆堆混凝土块和扭曲的铁轨。

当时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昨日厚厚的新雪化掉了，我们极目望去，看见直到天边的残雪确实都是黑色的，乌油油的，我伸出手来，摸了一摸这种雪，手上立即染满了污垢，这时我甚至抖了一下。这些灰渣是数十万人骨灰的微粒，这些人是曾经活过，有过感觉，爱过和痛苦过的啊！废墟永远是废墟了，根据废墟很难看出原来建筑的样子，但是在科内普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心中又勾画出了这个附设有各种道具性质的服务系统，并且起着道具性质作用的车站，从一个堆满了大块混凝土的废墟露出一块列车时刻表的残片，我们还看到了道岔和路轨的尽头。最后，我们来到了澡堂的废墟，我们看到爆炸的气浪只掀去了焚尸场的房顶，一座焚尸炉依然故我地立在旷野中，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未烧尽的残骨，从炉里掏出一大堆骨灰，颜色有点发蓝，很干燥，踩下去所发出的并不是窸窣声，倒像个死者在脚下呻吟。

我们带着满脑子可怕的印象在向晚时分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听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白天克拉依兹布尔格已被我们方面军占领，该市是通往奥德河要道上的最后一个城市，居民都是德国人。有两个第七处的军官（一个大尉，一个中尉）刚刚从那里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桩可笑的事情。他们和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克拉依兹布尔格。因为急于想得到这里的档案，于是找到了县长办公大楼。

正当他们翻阅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德国人打着官腔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是弗兰茨吗？我从早晨就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跑到哪里去了？总该留个人看电话吧。”

“您是谁？”大尉莫名其妙，也用德语反问了一句。

“弗兰茨，您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对方发火了。“您疯了吧，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俄国佬打来了，据说离你们市已经很近，你们还在喝酒，到处乱逛。”

“我再问一遍，您究竟是哪一位？”大尉问道，此刻他已经猜测出，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

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尉是在和布列斯拉乌市州长谈话，显然，这位州长把我们的大尉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这个德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所管辖的一个城市已经被对方占领（虽然这个城市距他所盘踞的布列斯拉乌并不算远），还在和我军占领的城市进行正常联络，这一点说明在德军后方，在其党政机关里面，已经出现了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局面……

夜里我和克鲁申斯基把记者团剩下的安眠药片都咽了下去，然而收效甚微，我们一闭上眼，就看见黑色的雪，只要碰一下，就会留下一片油迹。

（选自《世界优秀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传统建筑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它从个体到个体进行传播，而且每一代的质量都有很大变化。它可能在达到某种高度之后突然没落，或是，在一定时期的败落之后，它也能在短暂的几年间异常繁荣。就像所有活着的有机物，它在永恒的重塑过程中寻找自我。

它现在的贫乏并不致命，并不意味会被永远拒之门外。它自身的没落为其正本清源和准备改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古典柱式中，建筑找到了它的最高表达方式：即使天才们也不能再对它做进一步的改进，就如同无法再改进人类的身体和骨骼一样。辛克尔宣称：建筑的进化在过去很显著，现在只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才能觉察到古典柱式中所需要的改进。

这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当说不好古典语言时不能就这样放弃；相反，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有必要建立适当的途径来重构古典形式。有人说传统建筑语言已经枯竭并最终过时，这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的结果，这样的论点并不是出于对传统建筑自身内在结构的评价，而是对传统建筑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滥用的拒绝。传统建筑远不是一种外来语，真正的传统建筑仍在和我们对话，而且效果很好。即使我们不能够发出我们自己的，它仍在不断向我们传达着精华的信息。

传统建筑始终是一种有生命的语言，尽管许多建筑师已经丧失了学习传统建筑语法、使用传统建筑语汇的愿望。过去的、现代的危机既没有侵蚀也没有污染传统语言：它的规则、含义、发明和词汇都只是在混乱中被暂时掩盖了起来或被人们所视而不见。传统建筑语言的知识构架以及了解如何使用传统建筑语言的过渡期被硬生生地打断了。它的原则完全可能重现新貌，也可能已经正在进行中了。建筑价值的转变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自愿的，而是有决定因素和原因的——它是一个文化的选择。

（选自（卢）莱昂•克里尔《社会建筑》）

科里亚叔叔

（俄罗斯）安德烈·安季平

烈日像一轮巨大的火盘在空中滞重地盘旋着，散发出一束束炽烈的光带。用不了几分钟，它就会将天劈散，毒毒地用光叉割向草地和我。因为怕小虫飞进嘴里，我便咬着牙恨恨地诅咒这日头：“你炸了才好呢！”

胶皮靴子快热化了，里面卷进不少干草屑。这是最不适合刈草穿的鞋了！人造革靴子虽然重些，却实用多了。可我没有人造革靴子，整个夏天我都趿着这双胶皮靴，早上在满是露水的草上特别容易打滑，到了中午又被热气和汗水浸得软塌塌的。

“我也只能把这双胶皮鞋穿到死了，”我无奈地掷了块小石头，埋怨道，“看看，别的孩子怎么就有好鞋穿呢……”

“米沙，等秋天上交了土豆再说吧……”父亲摆摆手，摘下眼镜，突然望着大路说道，“这不回来了！”

只见科里亚叔叔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小溪那边走来。科里亚叔叔是爷爷的二儿子。他是来我们这片采浆果的，午饭后顺便帮我们刈草。赶过来后，科里亚叔叔把木桶放在地上，自己坐在小树丛下。木桶上紧紧地缠着抹布。有一次，科里亚叔叔从很远的针树林采果子回来，犯懒没用松紧带把桶盖缠紧，结果他在一个小坡子上绊了一下，一整桶四维德罗的果子一路滚下来，几乎散了个精光。叔叔现在学小心了，哪怕是去采蘑菇，也会用抹布把篮子裹好。看不到桶里的浆果，但盖布被撑得鼓鼓的，所以应该有满满一大桶。科里亚叔叔表情庄重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掀开盖布，原来是一大桶醋栗！科里亚叔叔很会采果子。奇怪的是，他那双巨大的糙手居然能干这么巧的活儿。我跟着去的话，永远也赶不上他，他采到半桶时，我桶里的果子才没底儿。

“今儿可真是晒呀！”科里亚叔叔用鸭舌帽擦着额上的汗。

“阴凉地里也有42度”，父亲道，“这不，通知说还会升到45度嘛。”

“多少？”爷爷简直不敢相信。

“45度！”

科里亚叔叔沮丧地摇摇头。

“快疯了！”我倒在地榆丛里，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问题不在这儿！”爷爷道，“土豆都快熟了，可这地干成这样。我们吃啥？！”

“该吃啥就吃啥呗，”科里亚叔叔叹了口气，“会给我们运面包过来吧，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说过……”说着说着，他突然来劲，“今儿遇见城里人啦！一个男人带着老婆，还有几个娃子。男的把车一停，带着儿子就在边上开始采果子。女的带着女娃跑到远处的树丛里了。米沙，你记得不，我们三年前也在那里采过果子？就是尤里耶夫他们割草的地方，小溪上游。可当时我已经坐那儿了，”科里亚叔叔呵呵笑着说，“我这一看，她们正走过来。树丛里可全是美美的果子呀，就开始摇晃树枝发出怪声。小女孩听见了，就一把拉住母亲的袖子，说要回去……可那婆娘还是一个劲往这边来！我继续摇树枝，大声狠狠地抽鼻子。她们号叫起来：‘熊来啦，熊来啦！’

那婆娘吓得掉头就跑，小女孩跟在后面狠追。我呢，采满了一桶果子，就沿着小溪到了勒拿河边，这不才走到大路上来……”

科里亚叔叔咧嘴乐着，露出满口白牙。

“走了没？”爷爷不满地看了看乐不可支的儿子。

“谁？”

“城里人啊！还有谁？”

“走啦……”

“他们开的啥车？”

“尼瓦牌的。”

“这不连车都有么，还来抢什么果？”爷爷不解，他搞不清城里人的逻辑，“或者就近点采儿，难道不行么！这得开多少公里……汽油不要钱么？真是奇怪，这些人哪里来的钱？”

“这不就是有钱么，”科里亚叔叔重重地站起身来，好摆脱爷爷，“我去喝茶吃点东西。草都干干的了，”他踢了踢草垛，“过不久就干透了。不过溪边那片还有点潮……”

“我们到时候就把它们往高处干爽地里运，它们在那里可是能晒个透啦！”

（节选自安德烈·安季平《布拉戈维中斯克号邮轮》，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