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西班牙]塞尔吉·巴米艾斯

阿图罗总是在固定时间起床。他从来不改变上班路线,并且认为为了世界的正常运转，日常习惯的系统化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最近几个月,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自己这种对规则的遵守。比如,孩子们就取笑他，说他躲藏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里是因为害怕面对生活环境的多变。

阿图罗没有争辩。妻子抱怨他那种--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周一看电视,周二看电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电视,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弥撒),他也没有争辩。在工作中,阿图罗也察觉到了风向的改变。经理不久前还夸奖他的才干和谨慎,转而却更加关注那些难以预料的“有创造力的”职员。对阿图罗来说,这种所谓的创造力不过是用“首创精神”这种委婉的说法来对草率行事进行美化而已。

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不再像从前那般被推崇。不仅在家里和工作中大家开始贬低他的条理性,在报纸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人们更崇尚那种仿佛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随心所欲,轻易改变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也常常受到赞美。

在与这种大肆鼓吹反复无常习气作斗争时,阿图罗努力不生气:生气相当于在对手面前示弱。越来越少有人意识到事物的不可预见性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情况让阿图罗很吃惊。出于实验和打赌这双重目的,他决定稍微改变一点习惯。这个决定不是为了求证,而是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态度;也不是源于冲动,而是出于理智。为了不惊动周围的人,他做得很谨慎。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的举动:上班迟到20分钟,不穿平时的那件西装上衣,而是穿着一件鹦鹉绿休闲毛衣;平时到了晚上,他都是坐在沙发上,准备看事先和妻子说好的节目,然而那天他向她提议到一家泰式餐馆吃晚饭。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遭到了当事人的不理解。经理批评他迟到,并且上下打量他的学院风毛衣。要知道他从来没改变过穿衣习惯,总是那两套一模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一周换一次。至于去泰式餐馆吃晚饭的提议,妻子连一声回应都没有。

阿图罗一点也没有沮丧,失败恰恰让他坚信自己平时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他不喜欢半途而废,一周后他又再次开始实验。在原本该看电影的那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妻子,就对她说想待在家里吃晚饭。妻子很惊讶,继而明确反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既然星期二都定好了要看电影,为什么要改变?真见鬼!

阿图罗只是反复说着她曾年复一年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有时应该改变一下,就算已经定好了某些目标,违反一下也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妻子吁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她的怒气是那么明显,他激动得差点想拥抱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反应。

可此后,阿图罗开始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同事,对待他的态度都和以前不同了。一天晚上,阿图罗正在等孩子们回家。像平时一样,他坐在门前,数着分秒等待约定时间到来。这时他开始自问:既然准备好引入“创造性”的变化,那么出去转一圈是不是更合适?妻子自行吃了安眠药睡得正香,利用这个机会,他穿上衣服出门而去。

黎明时分,他在大街上晃了一圈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妻儿都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冲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留张便条。他微笑起来，对家人的反应很满意,坚信自己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实验。然而大家都不听他解释。妻子开始呜咽,断断续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孩子们则仿佛面对堕落分子似的看着他。阿图罗向他们保证会恢复自己素来的习惯,然而都是徒劳。

接着就在同一天，妻子和经理对他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得谈一谈。”两场谈话的共同点似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理由:他们要赶他走,因为他们发现他心不在焉,已经没有从前一直坚持的沉稳。那种沉稳虽然也不值得称道,但是至少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两场谈话中,阿图罗都没有争辩。在内心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抵挡不住混乱无序的诱惑。他默默地办理了离职手续。而在家里,由于被急剧增长的敌视氛围所迫,他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

面试新工作时,他重新穿上那件常穿的西装上衣。尽管人家要求的是诸如既要年轻活力又要经验丰富等相悖的条件,他还是坚持呈现自己始终如一、严格精准和认真负责的一面。给他做面试的人不屑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他还是意识到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有创造力、不满足于现状、不合常规、难以预测的人。

如今的他保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律。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在综合体育馆,在那里他观察社区业余排球队的变化。在训练方式上,阿图罗也发觉即兴创造与按部就班之间的斗争。一些人的力量和另一些人的才干互为补充,懂得这些的人总是这样说。通过观察比赛,阿图罗得出结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始终如一和可以预见比心血来潮更为可靠。这更坚定了他的原则。

尽管目前出于环境原因，他不再向任何突如其来、出乎预料,却可能改变他生活的变化关闭大门。更有甚者,他盼望它。最初几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来,是平静地盼望。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坚持,他把这种盼望变成了一种习惯。

(选自2019年02期《译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