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阿丽西亚

[西班牙] 卡洛斯·音伊斯·萨丰

那栋房子已经不复存在。现在那里耸立着几栋大楼，遮蔽了天空。但是，直到今日，每当我路过那里，都会回忆起一九三八年圣诞那些糟糕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十三岁，在伊丽莎白街一家典当行打杂。典当行的老板奥东是个爱猜忌的吝啬鬼，对我这个可怜的孤儿呼吸的那点儿空气他都要抱怨连连。我只是几千个战争遗孤中的一个，奧东从来都不称呼我的名字。

“你个小子，赶紧把灯关了，现在可不是挥霍浪费的时候。蜡烛的光对你来说足够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充斥着混沌的战事消息、瓦巴尔大街小巷枪击、谋杀的传闻和空袭警报的声音。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天，街道被白雪和灰烬覆盖，而我，见到了她。

她一袭白衣，在雾蒙蒙的街道上格外显眼。她走进典当行，阳光穿过橱窗照亮了屋子的一角，她就站在这个明亮的角落里，手捧一块黑色的天鹅绒，默默地把它打开放在了柜台上。一条镶嵌着珍珠和蓝宝石的项链在暗处闪闪发光。奧东先生拿起放大镜仔细地检查着项链。我在后面的房间透过门缝观察着这一切。

“东西不错。但是，小姐，现在可不是奢侈品流行的时候。我出二百五十比塞塔，这已经是多给你了，看在今天是圣诞夜的分上，而且我也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女孩重新把天鹅绒帕子折好，眼都不眨地向门口走去。

“小子！”奥东先生吼道，“跟上她！”

“那条项链至少值五千比塞塔！”

“不，是一万！”奥东先生改正说，“我们不能让它就这样溜走。你跟着她一直到家，别让人把她的项链给抢走了。那姑娘还会回来的，就像其他那些来当东西的人一样。”

走出了典当行的门，女孩的脸融入了白茫茫的背景。被炮弹和贫穷摧毁的房舍和街道就像一座迷宫，我穿梭迷宫跟踪着她，一直来到了佩索广场。天色渐暗，天空染上了血红色。我冷得骨头都痛了起来。我想我马上就要放弃我的任务了，然后随便编个谎话应付奥东先生。正在这时，她向一所大房子走去。我跑到角落躲了起来。女孩从花园的铁栅栏钻了过去。她在台阶前停了下来，转过头来。我想逃跑，可是凛冽的寒风阻止了我。女孩微笑地看着我，向我伸出了手。我想她把我当成一个小叫花子。

“跟我来。”她说。

天色已晚，我跟着她在阴暗的房子里穿梭，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晕下。房子里散落着摔落的书籍、破旧的窗帘、被烧过的家具和被刺破的画。我们来到一个大厅，这里就像是一个旧照片的坟墓。女孩儿跪在壁炉的一旁，用报纸和一把椅子的残骸生火。我靠近火苗，接下她递给我的一碗温暖的红酒。她跟我说她叫阿丽西亚。她的皮肤看起来只有十七岁的样子，但是她沉重空洞的眼神出卖了她，让她看起来饱经风霜。我问她那些照片里的是不是她的家人，她沉默不语。

我暗暗自问，她独自在这里生活了多久，穿着一身破旧的白衣，贱卖珠宝来养活自己。她把黑天鹅绒手帕放在壁炉架上。每当她倾起身子拨旺炉火的时候，我的眼神就会瞥向那块黑天鹅绒帕子，想象着里面包裹着的项链。过了几个小时，午夜的钟声响起了，我们在炉火前默默相拥。如果妈妈还在，应该就是这样抱着我的吧。炉火快熄灭了，我拿起一本书想要扔进壁炉里，阿丽西亚把它抢了过去，开始大声地朗读，直到我们都困了。

黎明来临之前我就逃离了，我挣脱地的怀抱，在黑暗中跑向栅栏。我手里握着那条项链，咒骂着被雪和愤怒掩埋的街道，咒骂着把我遗弃在战火中的人，直到那虚弱的太阳穿过云层洒下第一束光芒，我走回了那栋大房子。我紧紧地攥着那条项链，它沉重得就像一块石板，让我窒息。我只希望她还睡着，那我就可以把项链重新放回壁炉架上，然后就这样逃走，永远不用记起她的眼神和她温暖的声音，虽然那是我感受到的唯一纯净的触碰。

门开着，珍珠般的光芒从天花板的裂缝中滴落。我发现她倒在地板上，手里还拿着那本书，她的脸冰冷惨白，嘴唇就像结了霜，她的眼睛睁着，一滴红色的泪停留在脸颊，风穿过洞开的窗户一降阵地吹进来，雪尘将她掩埋。我把项链放在了她的胸口，再次逃出了房子冲上街道，希望遁形于这座城里，躲进它的寂静中。我躲避着橱窗玻璃上反射的我的影子，怕看到的将是一个陌生人。

圣诞的钟声渐渐停了下来，空袭警报声再次响起，一群黑色的天使在巴塞罗那绯红的天空延展飞翔，投下一排排炸弹，人们却没有看到它们最终落地。

（有删改）

占星师的一天

R·K·纳拉扬（印度）

正午准时，他打开布袋，摆出他的谋生器具，包括一打玛瑙贝壳，一块绘着神秘难解图表的方布，一本簿子，外加一捆古叙利亚文字轴。他的双眼安置在涂了彩的额头与沿着双颊直流而下的漆黑络腮胡的中间，炯炯有神。他坐在一棵环绕着通过乡镇公园曲径的巨大答满林树的繁枝下——这里没有供电，因此我们背井离乡的占星师晚上只能借助煤气灯或火把的光来养家糊口。他对星相，一如他天真的主顾，是同样的陌生。然而当他注视眼前人伸出的手掌说道：“从各方面说来，你的努力都不曾得到报偿”时，十人中有九个准会同意他的看法。要不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家中有个女人，哪怕是个远亲，大概对你没有好感吧？”有时候，他也分析对方的个性：“你的烦恼多半来自你的本性。这就难怪命中与土星犯克，你本性冲动，而外表过于刚烈。”这样的话，最能赢得人心。

夜幕降临，卖落花生的吹熄了火把，占星师也该收摊了。他捡起玛瑙贝壳与其他的算命道具装回布袋里时，忽然见有个男人站在他面前。他觉察可能生意上了门，就说：“看你一副积劳成疾的神情，最好坐下来跟我谈谈。”

那人不甚听得清地咕噜道：“你称自己为占星师吗？”占星师感到受了些挑战，端详起对方的手掌：“你的本性……”“唉，少来这套，”那人说，“我倒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要是唬人的话，可得连本带利把那枚安那还给我。”“如果对我的答案满意的话，愿意给我五个卢比吗？”“不行。”

“那么给八个安那吧？”“好吧。可是要是算错了的话，你可得加倍退钱。”那陌生人说。两人又争论片刻之后，生意总算成交。占星师对天祷告时，对方点上了一根方头雪茄。借着火柴的光亮，占星师瞄了那人的脸一眼。这时路上有汽车开动的声响，赶马车的咒骂着马匹，人们的谍谍不休在半黑的公园内挑起一阵骚动。那人坐了下来，猛吸一口雪茄，喷出浓烟，一脸凶狠地坐在那里。占星师感到非常地不自在。

“喏，把你的安那拿回去。我不习惯你这种挑衅的态度。再说，天也晚了……”对方抓住他的手腕子，说：“你现在可不能打退堂鼓啊。是我打这儿路过，你把我拦下来的。”占星师被他揪得打了个冷颤，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发抖了：“今天免了吧。我明天跟你谈。”对方将手心推到他脸上说：“挑战就是挑战。来，给我算算。”占星师喉头发干地开始说：“有个女人……”“免了，”那人说，“我不要听这套。算算看我目前的搜寻到底会不会成功？答复了我你才能走。不然的话，不把你的铜板都吐出来，不准你走。”

占星师念了几句符咒之后回答说：“好吧。我说。不过要是我说的你信得过，你可得给我一个卢比？不然我就不开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两人又讨价还价地好一阵子，那人才答应了。占星师说：“你被人扔下，差点死掉。我说对了吧？”“呵，说下去。”“你曾经挨过刀？”占星师说。

“你蛮有一套嘛！”他露出胸膛，展示了他的刀疤。“还有呢？”“后来你被推入田野附近的一口井里，有人要你死。”

“若不是有人路过，往井里瞧了瞧，我早就死了，”那人兴致大发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报这个仇？”他握紧了拳头问道。“来世，”占星师答道：“他四个月之前死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你再也看不到他了。”那人听了呻吟了一声。占星师又说：“那雅法师——”“你知道我的姓名！”那人抽了口冷气说。“我知道的还不止于此。那雅法师，仔细听好我要对你说的。你的家乡自本镇往北有两天的路程。搭下班火车回家吧。我认为如果你离开家乡的话，会再遇上更大的生命危险。”

他取出一撮香灰拿给他说：“抹在额头上之后，回家乡吧。如果不再往南进行，你必定长命百岁。”

“我干嘛要离开家乡？”那人心有不甘地说，“离开家乡就是为了找他——竟然给他溜掉了。但愿他死有应得。”

“不错，”占星师说，“他是被一辆货车压死的。”那人听了脸上浮出满足的笑容。占星师把他的物件一一放入布袋之后，公园已经空无 一人，四下剩一片黑暗与寂静。那陌生人给了占星师一把铜板之后，也踱入了黑夜中。 占星师回到家里已近午夜。他的妻子在门口等候，要求解释。他把铜板都丢给了她，说：“去数吧，全是一个人给的。”“十二个半安那，”她数着说。她喜出望外：“明天我可以去买些糖块与椰子，孩子吵着要买糖果有好几天了，我要买些好吃的给她。”“那个猪猡骗了我，他答应给个卢比的。”占星师说。晚饭后，坐在炕头上，他告诉她说：“你可知道我今天了结了一桩很重的心事，我以为这些年来永远也洗不掉手上染的那个人的血迹。这也是我进离家乡，在这里落户又娶了你的原因。他还活着。”

她抽了一口冷气：“你杀了人！”“是的，在老家的村子里，那时我年少，不懂事。我们喝酒，赌搏，有一天争吵得很厉害——现在还提它干嘛？该睡了。”他说着打了哈欠，在炕上躺了下去。

撒网

[苏联]左琴科

俗话说什么世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扯淡，无稽之谈。世上，还有比钱更厉害的东西。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得讲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才能明白。

故事是这样的。

我们厂有一个大红人，叫叶戈尔卡。此人专会招摇撞骗，留着一撇淡黄的小胡子，贼眉鼠眼的，鼻子活像一颗珠母压成的钮扣。

可他倒官运亨通。职务一升再升，尽分配给他一些轻松的工作，薪水还挺高。工长见了他要握手问好。一次，工长从叶戈尔卡身旁走过，还拿手指头胳肢了他一下，又彬彬有礼地冲他那么一笑。

工人们琢磨开了：怎么回事呀？这人有什么好的，能这么高升呢？想来想去，猜不透其中奥妙，就去找工程师弗尔斯。

我们说：“可敬的同志呀，我们有件事求您：工长头脑发热，该叫他煞煞车了。别让他老提拔自己的亲信叶戈尔卡，走过他身旁时，别去胳肢他。”

工程师一听吓了一跳，心想，这是不是在试探他，后来他又高兴了，说：“同志们放心好了。工长头脑发热，我去说他。叶戈尔卡我给他调动一下工作。”

就过了一个月，天气晴朗，南风习习，河水不像要泛滥。大红人叶戈尔卡越发走运了。这会儿不光是工长，连人人尊敬的工程师也同他嘻嘻哈哈，握手问好。

工人们惊讶之极。我也惊讶不已。我们寻思：世上真没有公道了？请问工长，凭哪一条提拔他，胳肢他呢？

我们一些人便去找党员厂长伊万·巴夫洛维奇。

我们说，您看，某某人如此这般，为什么如此不公平？

党员厂长拧紧了眉头回答说：“我知道了。某某人如此这般。我要管教工长和工程师。叶戈尔卡这个废物我要把他轰出去。弟兄们，你们回去吧，别影响了生产。”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叶戈尔卡简直红得发紫，像红色的罂粟花，又像园子里的菊花。谁都捧着，护着，四面八方争先恐后同他握手，厂长握手，工程师也握手，工长碰到他还要胳肢一下。

工人们叫了起来，就成群结队去找工人通讯员纳斯金。人们抱怨说：“你是我们工人的通讯员，是我们的主心骨，求求你把叶戈尔卡的事弄个水落石出吧。”

纳斯金说：“好吧，这个我能办到，马上帮你们的忙。只不过给我点时间，让我观察下，为什么这人青云直上。我非把他尾巴揪下来不可，你们瞧着吧。”

又过了个把月的光景，南风习习，河里不像会发水。鸟儿在空中飞翔，蝴蝶也翩翩起舞。

叶戈尔卡如今开得像茉莉花了，甚至像五颜六色的翠菊了。就连工人通讯员纳斯金，有次路过也胳肢了一下叶戈尔卡，冲他亲热地一笑。

于是工人们聚到一起讨论起来。说呀，说呀，舌头都磨破了，却毫无结果。

这时，我就插嘴了。我说：“弟兄们，既然蛇是我头一个发现的，还是让我来把他收拾了吧。只是宽限我些时候。”

第二天我突然来到叶戈尔卡那个科，悄悄地在门口站着。我往里一瞧，工长正准备回家，叶戈尔卡在他面前献殷勤，像是给他递外套。

叶戈尔卡说：“您可别感冒了，伊万·萨维奇。天气实在不怎么样。”

工长呢，拍着叶戈尔卡肩膀哈哈笑。他说：“叶戈尔卡，你这狗崽子，还真疼我啊！

叶戈尔卡毕恭毕敬地报告说：“伊万·萨维奇，对我来说，您就和我亲爹一个样。技术上您也呱呱叫。论长相，您太像我死去的妈了，就差她没长胡子。”

工长和叶戈尔卡握握手就走了。我打算从门口走开去，才迈出一步，看见工人通讯员纳斯金摇摇晃晃地来了。他说：“啊，叶戈尔卡，我的好朋友！你知道吗，这两天我写了篇报导，够意思。”

叶戈尔卡嘿嘿一笑。他说：“说实在的，你是多产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和你比起来，算个屁。”

工人通讯员说：“谢谢你夸奖，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这话。愿意听吗，我把这篇报导念念。”

叶戈尔卡说：“何必念呢，没听我就五体投地了。”

俩人握握手，一起走出来。我跟在后面。

迎面走来了党员厂长。他说：“啊，叶戈尔卡，你好呀……你现在再看看我的肌肉。”

厂长挽起袖子给叶戈尔卡看胳膊。叶戈尔卡拿指头按了按，说：“嘿，结实多了。”

厂长说：“谢谢你，叶戈尔卡，这要感谢你呀。”

说着厂长和工人通讯员同叶戈尔卡告别，各自走了。

在街上我追上叶戈尔卡，抓住这坏蛋的胳膊说：“亲爱的，原来如此呀！你倒真会撒网抓鱼啊！”

叶戈尔卡却挽住我的胳膊，哈哈大笑。他说：“得了吧，亲爱的……你千吗管那么宽……还是讲讲你怎么样，儿子长得好吗？”

我说：“我家是姑娘，叶戈尔卡，不是儿子。孩子挺好，满地跑了…”

叶戈尔卡说：“我喜欢女孩儿。我从来就爱看女孩儿玩，爱给她们买玩具……”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南风习习，不像要发水。那个叶戈尔卡还那么红，活像鲜红的罂粟，又像园里的菊花。

昨天，我走过叶戈尔卡身旁，也胳肢了他一下。随他去吧。我寻思，他虽说是个坏蛋，倒还满招人喜欢。

（有删改）

①这是一本发黄的日记。它的主人是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动物学家施密特博士。日记没有记完，它最末的一页上写着:

②“体温很快到三十九度五。”

③“胃剧痛。”

④“燥热、耳鸣、睁开眼时眼皮疼……”

⑤“四小时了，我的伤口、鼻、嘴开始出血……”

⑥笔迹，越往下越不规整，一个个字母歪歪扭扭、颤颤巍巍。可以看出，这是由一个正在______颤抖的人书写下来的。

⑦原来，那一天下班后，施密特仍兴致勃勃地留在实验室里，观察一条南美洲毒蛇。一不小心，毒蛇猛地从玻璃缸里窜出头来咬了一下他的手指。不好!施密特迅速将它关回蛇笼里，然后急急地挤出伤口内的败血。头晕眼花的他，想打电话通知医院，偏偏室内的电话刚坏，别的办公室都锁上了门，而此时再要走到大楼外面的警卫室打电话显然已经体力不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施密特斜靠在座椅上，只能喟然长叹一声。

⑧蓦地，从幼年起始的求学、投考、从师、做动物解剖、写学术论文……一幕幕情景交替在脑海中快速闪现。“难道自己的科学生涯就结束了?就这样坐以待毙?”这位已经知道死神叩门的67岁的科学家痛苦地思索。忽然，一个念头浮现出来了：还可以再作一番贡献。记录自己垂死的感觉，这是一个蛇毒罹毒者临死前的不可多得的自我记录，对后人一定有研究价值。他顶住了，支撑着，记录下去。周围是静静的夜，许多人该是进入梦乡的时候了，谁都不知道在博物馆大楼深处的这个房间里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搏斗。在被毒蛇咬了5小时之后，施密特因脑溢血与世长辞。日记的最后一段记录是:“血从鼻子和嘴里流淌出来，疼痛消失了，软弱无力，我想开始脑充血了。”

⑨一个有志者总是为着自己献身的事业坚韧地奋斗。你看，即使死神在叩门的时候，他还不撒手，不畏惧，非得留下最后一道刻痕不可！

公园里的星期天

[美]贝尔·考夫曼

黄昏的太阳暖洋洋的，树林外隐约传来城市的喧闹。她放下手中的书，摘下墨镜，惬意地吁了口气。莫顿正在看《时代》周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他们三岁的儿子莱利在沙坑里玩。正是星期天下午五点半，藏在公园角落里的小操场清静极了。秋千和跷跷板一动不动，滑梯上也空空荡荡，只有莱利和一个年龄相仿的胖男孩蹲在沙坑里玩。多美好啊，她几乎微笑起来。她想，他们应该多出来晒晒太阳，莫顿肤色那么苍白，都是成天在大学里埋头工作造成的。她柔情地挽着他的手臂，看着莱利玩沙。

突然，那胖男孩站起来猛地向莱利扔了一铲沙。她朝男孩摇摇手指：“不可以丢沙子，这样会迷住别人的眼睛。”

可那男孩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眼都不眨一下。他妈妈或保姆在哪里？操场上除了正朝出口走去的二三人，只有一个男人坐在几英尺外的长凳上，块头很大，几乎占满了整条长凳，脸被《星期日漫画》遮住了。她断定他就是那孩子的爸爸。听到她的话，他目光不离漫画，随地唾了一口。

她厌恶地扭过头。就在这时，胖男孩又迅速扬起一铲子沙撒向莱利，一些沙子落在他的头发和额头上。莱利抬头看看妈妈，嘴唇犹疑地动了动；她的反应会告诉他该不该哭。

她本能地想要冲到儿子身边，掸掉他头发上的沙子，并教训那个小孩，但忍住了。她总是说要莱利学会为自己战斗。

“小家伙，别扔！”她严厉地说，并朝长凳上看看，“怎么能随便扔沙子呢！”

长凳上那人看都不看她，朝那男孩大声说：“乔，干得好！这是公共沙坑，想扔就扔。”

她觉得膝盖忽然软了一下，乜了莫顿一眼。他这才意识到怎么回事了，小心地把《时代》放在腿上，转过头看着那人，清瘦的脸上带着他当面指出学生错误时那种羞涩、歉意的微笑。

“你说得对，”他心平气和地说，“但正因为是公共场所……”

那人放下漫画，怀着敌意从头到脚打量着莫顿。“是吗？”蛮横无礼中夹着威胁，“在这里我儿子跟你儿子有同样的权力。他想扔沙子就扔呗。你不服气，就他妈带着你儿子滚蛋。”

孩子们都愣住了，瞪着眼，张大嘴，连手里的铲子掉了都不知道。莫顿面部肌肉抽搐着。“好，只需一分钟，你必须明白……”他平静地说。  “喂，闭嘴！”那人说。

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丈夫根本不是“大块头”的对手，心中充满了对丈夫的怜惜和对那男人的怒气。她丈夫平时不生气，难得发火，这样的情景对他而言太令人难堪了。

莫顿刚起身，《时代》周刊就滑到地上。那人站起来，朝莫顿连跨两步才停住，活动着粗壮的胳膊等着莫顿上前，她害怕地并紧颤抖的双膝。会发生可怕的打斗吗？太可怕了，太出人意料了……得阻止这场打斗，喊救命。她本想扯住丈夫的袖子，示意他坐下，但基于某种原因，她没有这样做。

莫顿正了正眼镜，面色十分苍白。“这太荒谬了，”他镇静地说，“我倒想请教请教……”

“哦，是吗？”那人两腿分开，轻轻晃着，极为轻蔑地看着莫顿，“就你，还有谁？”

他们你盯着我，我瞪着你对峙了一套儿。莫顿突然转过身，平静地对她说：“走，我们离开这里。”

他笨拙地走向沙坑，窘迫使他的脚步有点踉跄。他弯腰抱起莱利并捡起铲子。

莱利一改呆愣的神态，又踢又叫：“不要回家，要玩嘛，不要吃晚饭……”

他俩拖着莱利往前走。出大门必得经过那人坐的长凳，她极力不看那人，昂首挺胸、慢慢地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出了那片操场。

她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避免了一场打斗，没有人受伤。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沉重的甩不掉的感觉。这感觉要比一场意外事故，或者比道理被暴力击败要痛苦得多。她隐约地感到她与莫顿似乎缺少什么。

莫顿突然冒了一句：“那证明不了什么。”  “什么？”她问。

“打架。打架除了证明他比我高大以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当然。”她说。

“最好的结果，”他解释说，“可能会是什么？打碎眼镜，掉一两颗牙，或者卧床两天——图什么？伸张正义？讲清道理？”

“当然。”她又说，加快了脚步，只想早点回家忙些别的事情，消除那像强力胶一样黏在她心上的感觉。全是愚蠢、卑鄙之徒！她想，一边拽紧了孩子的手。孩子还是哭个不停。以前她总对他那弱不禁风的小身体、瘦削的肩膀、细瘦无力的双腿，有着一丝温柔的怜惜。但是现在，她的嘴唇愤恨地紧闭着。

“不许哭，”她气冲冲地说，“真叫人丢脸！”她觉得他们三个好像踩着烂泥前进一样。孩子的哭声更大了。她想，要是真的打起来……他会怎样呢？让自己被揍扁？去教训那人？叫警察？“警官，公园里有人叫他儿子向我儿子扔沙子……”真可笑，没必要去想这些。

“老天，你不能让他安静吗？”莫顿烦躁地说。

“你以为我一直在干嘛？” 她说。莱利挣脱他们的手，往后退着。“你管不住，我来管。”莫顿气呼呼地说，朝孩子走去。

但她的声音制止了他。她细小、冷酷、充满蔑视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是吗？”她听见自己说，“就你，还有谁？”

(根据肖鹏译文删改)

亲爱的生活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①我的父亲并不满足于父母寄望于他的生活方式——继承他们的小农场。当他和我的母亲抛下他们的村子，在陌生的小镇买下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通出饲养银狐和水貂肯定能致富。他将所有已经筹集到的钱投入其中，而我的母亲贡献出了她当教师的存款。他建起了供所有动物们居住的饲养棚，又立起了可以圈住牲口们的栅栏和铁丝网墙。

②现在我回想起来，那里发生了相当多的杀戮。马匹必须被屠宰，制成马肉；提供毛皮的动物每年秋天要被淘汰，只留下产仔用的牲畜。但是我习惯了这些，可以轻易地视而不见，为自己构建出一个经过净化的场景:那里有青青的草地和波光粼粼的河水，还有从河岸上的草地中涌出的一眼令人惊喜的泉水。它为那些注定要被宰杀的马和奶牛提供着饮水，我也用一只捡到的铁皮杯子来喝它，四周总是有新群的动物类便，但是我忽视了它们。这些场景仿佛是来自我喜欢的那些书中。

③在那些日子里，我必须时常帮我的父亲干活，因为我的弟弟年龄还小。我用泵汲取了新鲜井水，然后在栅栏里来回地走着，清理干净牲口的饮水罐，再重新灌满它们。我很享受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持续的孤独正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不得不待在屋子里帮我的母亲干活，于是我怨气冲天，说话总是像吵架似的。那被称为“顶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然后她会去谷仓向我的父亲告状。于是父亲中断他的工作，用他的腰带揍我一顿。之后我就会躺在床上哭泣，制定出各种离家出走的计划。但是那段叛逆期终究也过去了，我变得乖巧听话，甚至成了开心果——我擅长描述从镇上听来的故事和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④可是，我的父亲进入毛皮行业太迟了，他的生意很萧条。父亲剥掉了所有狐狸的皮，然后是水貂，他用它们只换来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之后他白天忙着拆除饲养棚——那里是这份事业诞生和死亡的地方，然后他出发去铸造厂做五点钟上岗的门卫，半夜才回来。

⑤比收人的损失更加令人意外而且将会变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在我母亲四十多岁时显现了出来。

⑥一开始，情况不算太坏。她的双眼只是偶尔会以一种游移的方式向上翻白眼，而她的嘴唇四周由于口水分泌过量，那些柔软的汗毛变得很显眼。每天早晨，她可以在别人的些许帮助下穿衣服，她还能偶尔做些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依靠内心的某种精神力量支撑了好长一段时间。

⑦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切太过分了。生意失败了，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奇怪的是，我记得那段时光并非是不开心的。家中并没有异常的、绝望的气氛。也许那是因为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的母亲不会有任何好转，只会更糟。至于我的父亲，他有他的精神力量：他喜欢那些在铸造厂里和他一起工作的兄弟，他们大多数和他一样，都在生活中经历了某些挫折或者磨难；他喜欢在他前半夜的门卫工作之外所做的挑战性工作，比如将熔化了的金属倒入模具中。这很危险，但是正如我的父亲所说的，“小心全靠你自己”。这份工作收入还不错，而且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

⑧父亲出了门，我就开始做晚饭。我会做些我认为有异国风味的食物，例如意大利面条或是法式鸡蛋饼，主要原料都是便宜的菜，但我乐在其中。当盘子都洗好之后，我的妹妹必须将它们擦干净，而我的弟弟必须要我催促着才会把刷盘子的水泼到外面黑乎乎的土地上。吃完饭，我坐下来，把双脚放进保暖箱里，它的门己经没了，然后我阅读从镇上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小说《独立的人们》，它是关于冰岛的生活的，书中的生活远比我们的要艰苦，但是其中有一种绝望的庄严；或是《追忆似水年华》，是关于那些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的，但是我不会因此而放弃；或是《魔山》，是关于肺结核和一场伟大的辩论的，其中的一方似乎是友好的、进步的生活观念，另一方是黑暗的却令人莫名激动的绝望。

⑨在我结婚之后，我搬家到了温哥华。我没有回家探望病重临终的母亲，也没有出席她的葬礼。我们穷得没钱支付路费，我们会说这些事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或者是我们永远不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会的——我们总是会那么做的。

(节选自《亲爱的生活》，有删改)

窍门

[前苏联]左琴科

现在住旅馆可真难哪，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我一到了南方，立即就深有感触。

一下轮船，我就快步直奔旅馆。旅馆的守门人对我说：“现在的旅客可真奇怪，一下轮船，就都朝我们这儿奔，可是我们这里已没有闲房间了，全都客满。”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耍个花招，再碰碰运气吧。离开旅馆，我一边走一边琢磨法子。

我手里拿着两件东西：一件是普通的提篮，另一件确实是个挺漂亮的钢板手提箱——其实就是个三合板箱子。

我把提篮暂存在卖报人那儿，然后把身上穿的那件从外国进口的大衣反穿了起来，大衣的方格里子就成为大衣面。我又把便帽低低地压在鼻梁上，买了支雪茄烟叼在嘴上。我就这么个打扮，提着那只出口的钢板手提箱，大模大样地再次闯进了那家旅馆。守门人对我说：“先生！您不用进去了，里面没有空房间。”

我没理他，走近一个服务员的眼前，操起半通不通的外国话说：“一个、房间的、有？”

服务员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上帝啊！外国佬来啦！”

接着，他也用半通不通的外国话回答说：“是，是的，一个、房子的、可以的、有，有。请，请。我这就给您腾房间，尽可能找个好房间，臭虫少一些的。”表面上我装得神气十足，其实两条腿却在哆嗦着。

这个服务员挺爱扯外国话，于是他又问：“对不起，先生！请原谅。您是德国人，还是别的哪国人呢？”

我心中暗想：真糟糕，万一这个服务员懂德国话可咋办呢？于是，我对他说：“我是西班牙。一个、房间的、明白吗？你的。西班牙，西班牙的。”啊哈，这一下这个服务员可惊呆了。

“我的上帝呀！是来了个西班牙人！请您等一等，当然，我已经明白，方才您说的是西班牙，西班牙人。”

显然，他说话时，身子在发抖。我的手一直在哆嗦，他的手也在打战。我们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在不停地发抖。

这时，我用似通非通的西班牙语对他说：“对的，对的。请您把我的箱子送到我的房间去，其他以后再说。”

服务员回答说：“好，好的。不用您嘱咐。”

一点也没有错，这个服务员想赚钱的劲头来了。他又问道：“先生，您付什么钱呢？是给外国钱，还是给我们的钱？”

为了让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用手指头比划着杠杠和圆圈。

我心中嘀咕着：我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真讨厌，快点提箱子算了。

我一心想弄一个房间，其他的什么也顾不上了。

服务员用手提箱子，由于殷勤过分，用力太猛，箱子盖啪的一声绷开了。

箱子一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掉了出来：破衬衫、短裤衩、“吉尔”牌肥皂，还有其他的国货。

服务员一看，脸都气白了。他立即明白是上了当，气呼呼地说：“啊，好你个西班牙流氓，快点拿出证件来！”

“我不明白，”我尴尬地说，“要是没有房间的话，我就走。”

“您看！”服务员对守门人说，“他竟然冒充外国人混进来！”

这时，我真想快点溜走，可是，守门人反倒说：“哎，我说同志，请到这边来，您甭害怕。您真是急等着要房间吗？”

“我是刚下船的，有些晕船，这会儿连站都站不稳当。请您行个好，快给我弄个房间，我好躺下歇歇。我可以多给你们点钱！”我哀求着说。

“我们是不受贿的。如果您真是急着要房间，我可以给您找一个，也不用什么酬谢。”服务员说，“只不过这个房间没有钥匙。房间锁着，钥匙弄丢了。您得再付十五卢布给钳工，让他给您打开房门，再从旧钥匙中找一把配上。”

我乖乖地付了钱，算是弄到了一个房间。

到了晚上，隔壁旅客告诉我说，这个房间的钥匙根本没有丢，不过让他们敲去了十五卢布竹杠而已，那位旅客为自己房间的钥匙付了十卢布。我因冒充西班牙人，又被他们多弄去五卢布。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知足的，因为到底有房间住了。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望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节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