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刺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男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

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认真地看着对方。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士兵之家^①

海明威

克莱勃斯在堪萨斯州一所卫理会学院（教会学院）读书时上了前线。有一张照片照的就是他和团骑的弟兄们，大家都戴着一模一样的高领。他在1917年入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直到1919年夏天第二师从莱茵河撤回来才回到美国。

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另一名军士同两个德国姑娘在莱茵河畔照的。克莱勃斯和那个军士穿的军服都绷在身上显得太紧。德国姑娘长得也不漂亮。莱茵河在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克莱勃斯回到俄克拉何马家乡小镇的时候，向凯旋英雄致敬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他回得实在太晚，他的家乡对于有关战争暴行的故事听到得太多了，真实的情况反而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克莱勃斯发现，要人家肯听，他就得撒谎，因为撒了谎，战争中他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使他感到厌烦。他明白自己一直处于病态的十分恐惧的心情中。这样，他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正当晚夏，他每天起得很晚，起床后步行到市区去图书馆借一本书，回家吃中饭，在前廊看书直到他感到腻烦为止，然后步行穿过市区，到阴凉的弹子房去，消磨一天中最热的几小时。他喜欢打弹子。

晚上，他练练单簧管，去市区散散步，看看书，然后上床睡觉。他在他的两个妹妹心目中仍然是个英雄。他妈妈甚至会把早饭端到床上给他吃，要是他想这样的话。他在床上时妈妈常到他房里来，要他把打仗的情况讲给她听。不过她的注意力总不集中。他父亲则什么意见都不表示。

镇上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姑娘们都长大了。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挺复杂，既有已经确定的各种联合，又存在着变化不定的敌意，这使克莱勃斯觉得他缺乏精力和勇气闯进她们的天地里去。不过他喜欢看她们。漂亮的姑娘真不少。大多数都剪短头发。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小姑娘或者赶时髦的姑娘才留那样的短发。她们都穿着毛衣和荷兰式圆领衬衫。这是种流行式样。他喜欢站在前廊看着她们在街对面走过。他喜欢看她们在树荫下走路的身影。他喜欢她们露在毛衣外的荷兰式圆领。他喜欢她们穿的丝袜和平底皮鞋。他喜欢她们蓬松的短发和她们走路的样子。

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姑娘本身。她们太复杂了。他所要的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需要个女朋友，不过他又不想为了交女朋友而多费精神。他不想承担后果。他再不想承担什么后果了。他只希望毫无干系地生活着。再说，他也并不真需要女朋友。他喜欢街对面走过的姑娘们。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和他的天地不一样。要是找上她们中间一个倒不错。不过不值得费那么大劲。他回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妈妈走进他房间坐在他床上。她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妈妈说。“在他的王国里不会有闲人的。”

“我不在他的王国里，”克莱勃斯说。

“我们大家都在他的王国里。”

克莱勃斯像平常那样，感到有点尴尬而生气。

“你爸爸也在担心，”妈妈继续往下说。“他认为你已经丧失了雄心大志，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查莱·西蒙斯年纪跟你一般大，有一份好工作而且就要结婚了。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安顿下来了，大家都决心要干出点名堂来；你可以看得出，像查莱·西蒙斯那样的小伙子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镇上的光荣。”

“就这些？”克莱勃斯说。

“是的。你难道不爱你妈妈吗，亲爱的孩子？”

“不，”克莱勃斯说。

妈妈隔着桌子看着他。她眼睛里闪着泪花，开始哭了起来。

“我什么人也不爱，”克莱勃斯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跪下来祈祷吗，哈罗德？”妈妈问。

“我不会，”克莱勃斯说。

“试试吧，哈罗德。”

“我不会。”

“你要我替你祈祷吗？”

“好的。”

这么说有什么好处呢。他没法告诉她，也没让她明白。讲了这样的话只是做了桩蠢事。他为妈妈感到难过，她使他撒了谎。他要去堪萨斯城找个工作，而她也就会安心了。也许在他走之前还得再经历一场哭笑。他不想上他爸爸的办事处去。这件事他不想践约。他愿意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以前生活过得就是这样。唉，现在这样的生活完结了。不过他还要到学校的操场去，去看看妹妹海伦玩室内垒球赛。

野 蜂^①

（美）惠特曼

五月是鸟儿结群歌唱和繁衍的月份，是蜜蜂的月份，是紫丁香开花的月份。我在日出后进入野外，往小河方向走去。阳光、馨香、旋律——蓝色的知更雀、草丛里的鸟群在我的四面八方啼鸣不已，好一片喧哗的天籁，那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近处啄木鸟的啄木声和远处雄鸡的啼鸣，是这片天籁的背景。两天来温暖湿润的天气，给小草染上了新的翠绿。太阳在辽阔的天空升起，又开始了一天的旅程，和煦的阳光流溢着，它沐浴着万物，亲吻着我的面颊。

不久我便听到池塘里的蛙鸣，看到野茱萸的第一朵白花，随着是繁茂的金色的蒲公英，一大片一大片铺满了地面，还有白色的樱花和梨花。我蹒珊地走过林边，野生的紫罗兰抬起它蓝色的眼睛向我的脚点头致敬，苹果树新绽的花朵泛着玫瑰色的红晕。小麦地闪着碧玉般晶莹的绿光。暗绿色的裸麦，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弹性，矮杉木缀满了褐色小巧的果实。夏天已经完全苏醒。一大群鸟鸦哇哇地吵闹，落满枝头。我坐在它们附近，只听得一片震耳的喧哗。

大千世界给了我数不尽的东西，现在还在给我。但是这两天给我最多的还是那些大个儿的蜜蜂，人们叫作“野蜂”的。当我在路上慢慢走过时，蜂群结成了阵势，陪伴着我。在我清晨、正午和日落时的散步活动中，它们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有时竟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独占了我身边的风光。它们是成千上万地飞满了甬道。大个儿的蜂，活跃、疾速，带着巨大的永远时起时伏的嗡嗡声和一种奇妙的冲击力量撞来撞去，迅速地闪动着，彼此追逐着。这小小的东西给了我鲜明的新的感受。它们是否正处在交配期呢？否则，这么大的蜂群，这样的紧张和猛烈，又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一株巨大的野樱树下书写——偶然的云翳和阵阵的清风，调剂着这温暖的天气，使它凉爽可人。我在这儿坐了许久，蜂群的嗡嗡的音乐包围着我。数以百计的蜂在我的身边飞掠着、悬浮着、穿梭着——是些身穿浅黄色外衣的大个儿，胖乎乎的身子闪着光，粗短的脑袋，轻绡一样的翅膀——永远发出它们那宏大浑厚的嗡嗡的吟声。旷野、裸麦地、苹果园，这一切都以我十分渴望的方式滋养着我，令我陶醉。两天来的一切：阳光、微风、气温都那么好，真是尽善尽美。这两天我感到十分舒畅，我觉得身体好得多了，精神也宁静安详，然而一个纪念日^②快要到了，它曾给我的生命带来最沉重的损失和深切的哀悼。

又一个完美的日子。上午七至到九点两个小时被包围在蜂阵和鸟群的音乐之中。苹果树下面，有三四只背部褐色的画眉，每一只都在快板急腔地欢欣地歌唱。那声音之美妙，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听了两个小时，忘掉了一切，只朦胧地感到沉醉。我注意到几乎每一种鸟一年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它们歌唱得特别动听。现在正是这褐背画眉鸟歌唱得最欢畅的时期，也正是蜜蜂声音最动听的时期。它们在这甬道内外飞舞着、嗡鸣着。我回家时，又是一大群蜜蜂跟往常一样前呼后拥陪伴着我。

两三个礼拜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一段文字时，我正坐在小溪旁的一棵百合树下。这树有七十五米高，正在成熟时期，朝气蓬勃，一片鲜亮的翠绿——多么迷人的形体。每一根枝条，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尽善尽美。数以千计的野蜜蜂在这树的上上下下飞翔，在花中寻觅甜蜜的花汁。蜂群宏大连绵的吟声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基调，也形成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基调。

餐馆和玫瑰

欧·亨利

波西·卡林顿小姐出生在那个叫做酸果蔓角的小镇，一开头就背上了姓“博格斯”的不利条件。十八岁的时候，她改用“卡林顿”作为姓，来到了纽约，开始了她的演唱生涯，现在的她正声誉鹊起，红得发紫；那个精明的经理蒂莫西·戈尔茨坦让她签了合同，答应在下一个季度主演新剧《华灯初上》。

随即就有一个姓海史密斯的演员来找蒂莫西先生，申请担任“索尔·海托塞”一角，也就是《华灯初上》里主要的滑稽男演员。戈尔茨坦说：“卡林顿小姐已经回绝了本市五六个最好的扮演乡巴佬的演员。她声明，如果物色不到最好的‘海托塞’，她就不登台。你知道，她是在乡村长大的，百老汇的兰花在头发上插根稻草，就想把自己说成是苜蓿，可诓不了她。她要货真价实的东西。哎，你想扮演‘索尔·海托塞’，首先要打通卡林顿小姐这一关。”

第二天，海史密斯乘了火车去酸果蔓角。他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偏僻的小镇呆了三天。

此时的卡林顿小姐正如往常闲暇时一样，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空气污浊的小餐馆内和她的“追随者们”谈笑风生，她身材纤巧，美丽迷人，充满活力，得意非凡。十一点三刻，一个瘦长、仓皇、犹豫的年轻人走进了餐馆，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傻乎乎地张着嘴，被餐馆里的灯光和人们吓得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他穿着一套白胡桃色的衣服，打了一条鲜蓝色的领带，衣服很不合身，瘦嶙嶙的手腕和穿白袜子的脚踝露在外面有四英寸之多。他睁大眼睛，打量着周围，正如见到猪猡闯进了土豆地的人一样。他终于看到了卡林顿小姐。他咧开嘴笑了，又高兴又窘迫地红着脸站起来，朝她的桌子那儿走去。“你好吗，波西小姐？”他带着无可置疑的乡土音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比尔·萨默斯——住在铁匠铺后面的萨默斯家的。”

“嘿，什么！”卡林顿小姐兴致勃勃地插嘴说，“你从酸果蔓角来？”那个年轻人接着说，“是的，你知道吗？哈姆·赖利信了教；布利塞斯老太太把她的房子卖给了斯普纳船长；你的威利叔叔给选上当警官。”

“喂，诸位！”卡林顿小姐忽然对她的同伴说，“我要失陪一会儿。”她把他拖到角落里一张单独的桌子那儿。“我仿佛记不起谁是比尔·萨默斯了。”她瞅着那个乡下年轻人的天真的蓝眼睛，沉思地说。“不过萨默斯一家我是认识的。你最近有没有见到我家里的人？”“波西小姐，”年轻人认真地说道，“两三天以前，我还去过你家。呃，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厨房窗下的那丛紫丁香有一英尺多高了，前院的那棵榆树枯死了，不得不砍掉。虽说没有什么变化，和以前总有些不同。”“妈好不好？”卡林顿小姐问道。“我最近一次见到她时，她坐在前门口，用钧针编织灯座花边垫子。她老了一点儿，波西小姐。可是屋子里一切还是原样。你母亲请我坐下。‘别碰那张柳条摇椅，威廉。’她说。‘波西走后始终没有都动过；搭在扶手上的那条围裙，她先前在镶边。我一直希望，’她往下说，‘总有一天波西会把它镶好边。”“阳光射到门口，”酸果蔓角来的编史家往下说，“你妈正坐在阳光下面。我问她为什么不往后挪一点。‘威廉，地这样说，‘我一坐下来，望着那条路的时候，就不愿意动了。每天，’她说，‘我一有空就坐在这儿，望着那条路，等着波西，直到天黑。’她是晚上走那条路离家的，因为我们第二天早晨在泥土上发现了她的小小的鞋印。我老是觉得，当她厌倦了外面的世界，想起她的老妈妈时，她仍旧会从那条路回来的。”“我出来的时候，”“比尔”结束道，“我在前门台阶那儿把这摘了下来。我知道你一定喜欢老家带来的东西。”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朵玫瑰——一朵丝绒一般柔媚，芳香四溢的黄玫瑰，它在餐馆恶浊的气氛中耷拉着脑袋，正象一个少女在古罗马竞技场上群狮热辣辣的呼吸下垂着头一样。卡林顿小姐的尖锐然而悦耳的笑声在乐队演奏的《风信子》的旋律中响了起来。“哎呀！”她快活地嚷道，“还有比那些地方更死气沉沉的吗？如今让我在酸果蔓角待两个钟头，我都受不了。嗯，萨默斯先生，我见到你非常愉快。我想我现在要赶回旅馆去睡我的美容觉了。”她把那朵黄玫瑰塞在她绮丽精致的绸衣服的前襟里，站起身，傲慢地朝戈尔茨坦先生点点头。

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驶去后，这位“乡下来的年轻人”转头对戈尔茨坦说，“主意不坏吧，呃？‘索尔·海托塞’这个角色总该派给我了吧？这位小姐始终没有起疑。”戈尔茨坦说，“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去找卡林顿小姐，把这个角色敲敲牢。我觉得她会对你很满意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三刻，海史密斯来到了卡林顿小姐下榻的豪华旅馆，满怀信心地递进了他的名片。接待他的是女演员的侍女。“对不起，”霍顿斯小姐说，“非常抱歉。卡林顿小姐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演出合同，回到那个——那个什么小镇—一哦，那个酸果蔓角小镇去了！”

绝妙的错误

[美]刘易斯·托马斯

大自然迄今取得的唯一最伟大的成就，当然要数DNA分子的发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它。它装在第一个细胞之中，那个细胞带着膜和其他东西，在大约30亿年前这个行星渐渐冷却时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浓汤似的水中。今天贯穿地球上所有细胞的DNA，只不过是那第一个DNA扩展和惨淡经营的结果。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声称自己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生长和繁衍的技术基本没有变。

可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却取得了进步。尽管今天再来谈论进化方面的进步已经不时髦了，因为如果你用那个词去指称任何类似改进的东西，会隐含某种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价值判断，可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术语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从一个仅仅拥有一种原始微生物细胞的生命系统中一路走来，从沼地藻丛的无色生涯中脱颖而出，演进到今天我们周围所见的：—切——巴黎城，依阿华州，剑桥大学……我后院里的马栗树，还有脊椎动物大脑皮层模块中那一排排的神经原——从那一个古老的分子至今，我们真的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们绝不可能通过人类智慧做到这一点。即使有分子生物学家从一开始就乘卫星飞来，带着实验室等等一切，从另外某个大阳系来到这里，也是白搭；没错!我们进化出了科学家，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DNA的事，但假如我们这种心智遇到挑战，要我们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类似的会繁殖的分子，我们是绝不会成功的。我们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设计的分子会过于完美。假以时日，我们终于会想出怎样做这事，核苷酸啦，酶啦等等一切，做成完美无瑕的一模一样的复本，可我们怎么想也不会想到，那玩意儿还必须能出差错。

能够稍微有些失误，乃是DNA的真正奇迹。没有这个特有的品性，我们将至今还只是厌气菌，也绝不会有音乐。一个个地加以单独观察，把我们一路带过来的每一个突变，都是某种随机的全然自发的意外。然而，突变的发生又绝不是意外，因为DNA分子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要犯些小小的错误。

假如由我们来干这事，我们会寻求某种途径去改正这些错误，那样，进化就会半路停止了。试想，一些科学家正在专注地从事于繁殖丈本完全正确的、像细菌一样的无核原生细胞，而有核细胞却突然出现，那时，他们会怎样地惊慌失措。

我们讲，犯错误的是人，可我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而让我们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犯错误也是所有生物的本性，那就更难了。我们更喜欢立场坚定，确保不变。可事情还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儿，就是由于纯粹的机遇，也可以说是由于错误。在进化路上的某处，核苷酸旁移，让进了新成员；也可能还有病毒迁移进来，随身带来一些小小的异己的基因组；还有来自太阳或外层空间的辐射在分子中引起了小小的裂缝，于是就孕育出人类。

不管怎样，只要DNA分子有这种根本的不稳定性，事情的结果大概只能如此。说到底，假如你有个机制，按其设计是用来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假如所有新的形式都必须像它们先前那样互相适配，结成一体；假如每一个即兴生成的、能对个体进行修饰润色的新基因，很有可能为这一物种所选择；假如你也有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个系统注定要迟早发育出大脑，还有知觉。

生物学实在需要有一个比“错误”更好的词来指称这种进化的推动力。或者，“错误”一词也毕竟用得。只要你记住，它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根，那词根意为四处游荡，寻寻觅觅。

（选自《水母与蜗牛——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续）》，有删改）

哈桑

（美）卡勒德•胡赛尼

多年过去，我曾见到无数家伙参与追风筝，但哈桑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精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风筝跌落之前，他总是等在那个它将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体内有某种指南针。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道了！”我高声喊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我跑到拐角处。我发现哈桑低首飞奔，根本就没有抬头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后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块石头，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总是羡慕他与生俱来的运动才能。我站起来，瞥见哈桑又拐进了另一条巷子。我艰难地追着他，摔破的膝盖传来阵阵剧痛。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就在独立中学旁边。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葚干。

“我们在这干吗？”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葚：“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也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捉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类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真的看着对方。就在此时，哈桑的脸又变了。也许没有变，不是真的变了，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一张是我认得的，我从小熟悉的；另外一张，第二张，就隐藏在表层之下。我曾经看到过的他的脸色变化——总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现不过惊鸿一瞥，但足以让我疑惑不安，觉得自己也许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随后，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以微笑，不过他并非欢笑。“我知道。”他说。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除非老天爷——如果他存在的话——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风筝一定会落尽他张开的臂弯里。

（选自《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