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阅读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乔治·斯塔约诺维奇是一名街坊里的小伙子。他16岁的时候因为缺乏耐性，一时冲动退了学。今年夏天是找工作的困难季节，他找不到事情可做，结果整天把大部分光阴都消磨在街头和家里。

有时候他大白天也出去散步，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要等炎热的太阳西沉后才上街。他没什么既定的目标，只是到处溜达，穿过一个个街口，来到一座灯光幽暗的小公园内。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望着铁栏内枝叶繁茂的大树和盛开的鲜花，思索着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好些。直到午夜，他才起身，拖沓着脚步回到闷热冷清的家里。

一次乔治散步时碰见很晚才下班回家的卡坦扎拉先生。卡坦扎拉先生在IRT车站的售票处上班，住在距乔治家一个街口的一家鞋铺楼上。晚上，天气闷热时，他就穿条裤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借着鞋匠窗户内透出来的灯光看《纽约时报》。

卡坦扎拉先生回家时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但醉态总是安详的。乔治喜欢卡坦扎拉先生，因为他小时候卡坦扎拉先生曾给过他零钱去买柠檬冰棍。卡坦扎拉先生与大多数邻居迥然不同，他见到你时，不时会问你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每当他那病恹恹的胖老婆趴在窗户上朝外张望时，他就肯定在读报。

“你这个夏天干些什么啦，乔治？”卡坦扎拉先生问道，“我见你每晚都在溜达。”

“现在还没什么可干，我在等工作。”接着乔治又说，“我在家里看书，提高修养。”

卡坦扎拉先生对此饶有兴趣，他用一块红手绢擦了一下脸。“看些什么书？”

乔治犹豫了一会，然后说：“我到图书馆开列了一张书目单，准备今年夏天读完。”

“一共有多少书？”

“我没数过，也就是那么一百来本吧。”

卡坦扎拉先生吹了一声口哨。

“我琢磨着，如果我读完它们，”乔治诚恳地说，“对我的教养会有很大好处。我不是指高中时他们教的那种教养，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

此后的一天傍晚，隔街的那位鞋匠叫住乔治，说他是个好孩子。乔治猜想一定是卡坦扎拉先生把有关他正在读很多书的事情告诉鞋匠了。从鞋匠那里可以看出，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街坊。虽然没人跟他直接打招呼，但是他看见好些人朝他温和地微笑。他对这片居民区感到了一点快慰，增加了一点好感，尽管他从来就没想过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连在离家很远的咖啡店工作的姐姐索菲也都知道他读书的事了。索菲对他更和蔼了，她用种种方式表示出为他感到骄傲。

夏天在一天一天过去，乔治每日清扫房间，作为对索菲的回报。修长憔悴、收入微薄的索菲每星期给他一块钱，尽管仍旧不够开销，但比以前只有两三角钱强多了。他把钱花在香烟上，买一罐啤酒或是一张电影票。偶尔他会到书报摊买一本折价书，他喜欢在房间里摆上几排书，虽然从来不读。晚上是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当他从坐在自己店铺前的店主们面前走过时，虽然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没跟他说什么，但他可以感觉到四处都是赞许的目光。有那么几个晚上，他的感觉是如此的好，禁不住整夜在公园内蹦蹦跳跳。他在居民区内悠然漫步，然后回家，脱衣上床，安然入梦。

在这几个星期当中，他只跟卡坦扎拉先生谈过一次话。那个售票员没谈及书，也没问什么，可是乔治对这种缄默感到很不自在。乔治打定主意在读过几本平装书前，不与卡坦扎拉先生说话。但是当他开始阅读时，他又顿感索然无味，不再想读啦。因此，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乔治拧开收音机，听厌了说话声，转而听音乐。他把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即使有一天忘了打扫卫生，索菲也无话可说。

不过总的说来还算不坏。不管白天多糟，到了晚上散步时他便可以打起精神。一天晚上乔治看见卡坦扎拉先生在街上朝他走过来。乔治刚想转身避开，但是卡坦扎拉先生赫然在他的身旁站住了，浑身散发出啤酒的味道。他的目光在投向乔治时，显得黯淡忧郁。

“你那些书读得怎么样了？”卡坦扎拉先生问道。他试图站稳，但还是晃了一下。

“还好，我觉得。”乔治说着，感到热血涌上脸颊。

卡坦扎拉先生的脑袋虽然有点摇晃，但眼睛沉稳。

“乔治，”他说，“告诉我其中一本的书名。谁知道呢，也许那是本好书，我也想看看。”

乔治无法回答，闭上了眼睛。当他睁开眼睛时，卡坦扎拉先生已经不无遗憾地走开了。他听见他临走时丢下的一句话：“别学我，乔治。”

第二天晚上他不敢离开家门。整整一星期，除了没人时偷偷溜进厨房外，他整天都闭门不出。一天晚上，他再也无法忍受炎热的折磨，在凌晨一点钟孤身窜上大街。他希望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公园，但是各个街口都躺着人，倦怠不堪，等待着微风。乔治垂下眼皮，畏畏缩缩地从他们旁边走过，但是不一会，他就发现他们对他仍旧非常友好。他猜想卡坦扎拉先生并没有跟他们说起过他，可能他第二天清早从醉梦中醒来后，把见到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乔治感到信心又缓缓地回归到他身上。

那天晚上，街角上的一个男人问他是否真的读了很多书。乔治承认说是的。那人说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读了那么多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啊。”乔治回答说。他真希望谁也别再提起书的事。过了一两天，乔活又碰上了卡坦扎拉先生，他并没有提到书。

（有删改）

一小时的故事

凯特·肖班

①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在把她大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德也在她身边。

②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当暴风雨般的悲伤逐渐减弱时，她就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不要人跟着她。

③正对着打开的窗户，放着一把舒适、宽大的安乐椅。全身的精疲力竭，似乎已浸透到她的心灵深处，她一屁股坐了下来。

④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初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对着她的窗的正西方，相逢又相重的朵朵行云之间露出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的蓝天。

⑤她坐在那里，头靠着软垫，一动也不动，嗓子眼里偶尔啜泣一两声。她还年轻，美丽，沉着的面孔出现的线条，说明了一种相当的抑制能力。可是，这会儿她两眼只是呆滞地凝视着远方的一片蓝天，从她的眼光看来她不是在沉思，而像是在理智地思考什么问题，却又尚未做出决定。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可是能感觉得出来。这会儿，她的胸口激动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来那正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的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软弱无力。当她放松自己时，从微弱的嘴唇间溜出了悄悄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她的目光明亮而锋利，她的脉搏加快了，循环中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松快。

⑥她知道，等她见到死者那张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如今已是僵硬、灰暗、毫无生气的脸庞时，她还是会哭的。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替她做主；她将独立生活。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多古怪，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在她目前心智特别清明的一刻里，她看清楚：促成这种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的。

⑦当然、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了独立的意志，爱情这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自由了！身心自由了！”她悄悄低语。

⑧朱赛芬跪在关着的门外，苦苦哀求让她进去。“露易丝，你干什么哪？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开开门吧！”“去吧，我没事。”她正透过那扇开着的窗子畅饮那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呢，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自由美好岁月，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地自己所有。她终于站了起来，在她姐姐的强求下，打开了门。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搂着姐姐的腰，一齐下楼去了。

⑨有人在用弹簧锁钥匙开大门。进来的是布兰特雷·马拉德，略显旅途劳顿，但泰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伞。他不但没有在发生事故的地方呆过，而且连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站在那儿，大为吃惊地听见了朱赛芬刺耳的尖叫声；看见了理查德急忙在他妻子面前遮着他的快速动作。不过，理查德已经太晚了。

⑩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

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送丧的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

这幢房子传说是他父亲死后留给她的财产。

记得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妇女们到她家吊唁的时候，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坚称她的父亲并没有死，并一直拒绝将他的父亲下葬。正当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婚的青年男子，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行政当局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很快，他就成了全镇的名人。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艾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但是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次伯隆同男人们喝酒，说现在只是想玩玩，还无意成家，于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说“可怜的艾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这个贵族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

“我要买点毒药，”艾米丽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我要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我们有，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铺路工程竣工，伯隆离开了本城。一天黄昏，有人看见伯隆去而复返，他走进了艾米丽的那所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

至于艾米丽小姐呢，等我们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

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艾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有删改）

桥畔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满身尘土，戴着一副钢边眼镜的老人坐在桥畔。

这是一座浮桥。桥上车水马龙，汽车、卡车、男人、女人，还有小孩，蜂拥地渡过河去。一辆辆骡拉的车子靠着士兵推转车轮，在浮桥陡岸上摇摇晃晃地爬动着。而这个老人却一直坐在那里，木然不动。他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再迈动脚步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了解桥头周围的情况，摸清敌人的动向。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回到了桥畔。这时，桥上的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寥寥无几，而这个老人还是坐在那里。

“你是哪里来的?”我上去问他。

“从桑·卡洛斯来的。”他说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桑·卡洛斯是他的家乡，所以一提到家乡的名字，他感到快慰，露出了笑容。

“我一直在照管家畜。”他解释着。

“喔。”我对他这句话似懂非懂。

“是呀，”他继续说，“你要知道，我在那里一直照管家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桑·卡洛斯的呐。”

他看上去既不像放牧的，也不像管理家畜的。我看了看他那满是尘土的黑衣服，看了看他那满面泥灰的脸颊，和他那副钢边眼镜，问道：

“是些什么家畜呢?”

“好几种，”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没有办法，我是不得不和它们分开的。”

我注视着这座浮桥和这块看上去像是非洲土地的埃布罗三角洲，心里揣摩着还有多久敌人会出现在眼前，也一直留神地听着是否有不测事件发生的联络信号声。而这个老头仍然坐在那里。

“是些什么家畜呢?”我又问他。

“共有三头家畜，”他解释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一定要同它们分开吗?”

“是呀，因为炮火呀!队长通知我离开，因为炮火呀!”

“你没有家吗?”我问的时候，举眼望着浮桥的尽头，现在只有最后几辆车子正沿着河岸的下坡，疾驰而去。

“我没有家，”他回答说，“我只有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家畜。当然，那只猫没有问题，它会照管自己的，可是，其他的牲畜怎么办呢?”

“你的政见怎样?”我问他。

“我毫无政见，”他说，“我今年76岁，刚才走了12公里，现在已经寸步难行了呀。”

“这里可不是歇脚的好地方，”我说，“要是你还能走的话，你就到去托尔萨的叉路口公路上，那里还有卡车。”

“我等会再去。那些卡车往哪里去呀?”

“朝巴塞罗那方向去的。”我告诉他。

“那个方向我没有熟人，”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他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地望了望我，似乎要谁分担他内心的焦虑似的。然后说：“那只猫没有问题，我心中有数，不必为它担心。但另外的几只，你说它们该怎么办呢?”

“嗯，它们可能会安然脱险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罗，”我说时，又举目眺望远处的河岸，现在连车影也没有了。

“我是因为炮火，才不得不离开的。而它们，在炮火中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打开鸽子笼?”我问。

“打开了。”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对，对，它们会飞的。……但另外的牲畜呢?唉，最好还是不去想它们吧。”他说。

“要是你已经歇得差不多了的话，应该走了。”我劝着他，“站起来，走走试试吧!”

“谢谢，”他边说边挣扎着站起来，但身子一个摇晃，朝后一仰，又跌倒在尘土中了。

“我一直在照管那些家畜，”这时，他说话的声音单调、刻板，也不是在对我说，“我一直就是照管家畜的。”

此时此刻，我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是复活节后的星期天，法西斯军队正朝埃布罗推进。阴霾的天空中，云幕低垂，一片灰暗，连敌人的飞机也无法上天。

猫儿会照管自己，飞机没有上天，这就是那个老人能碰上的全部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