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为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传教士欲将西方伦理价值强加于“异教”文明的中国……尽管其宗旨是希望将中国基督教化，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就是一个推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推行学术性的传教与倾向于士大夫的策略，以天主教“合儒”“补儒”希望进而达到“超儒”，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方法，赢得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末清初中国曾一度出现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在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数学、音乐、语言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基督教在很多地方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因此在传教过程中出现了“礼仪之争”。1700年，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

——据骆利红《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论述》

材料二：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取得了在华传教、设学堂、开办医院的特权.晚清西学传播进入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吸收西学，参与译书工作，这一阶段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地遍布新式学校、创办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甚至政府创立译书机构，翻译大量的西方书籍，西学影响逐步进入基层。戊戌变法后，革命运动兴起，留日热潮骤起，社会科学类书籍大量被翻译传入中国，其中多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日本变法等内容的书籍。

——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据商务印书馆网站整理

材料一 “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二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一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说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孙中山《在东赢<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材料四 “***也曾对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说过:“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

——笑蜀《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