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青釉葵花洗

郭建国

①赵泊慌乱地收拾着瓷器，上品一一装箱入窖，只留一般的摆在柜面上。

②日本兵在县城闹得厉害，光临古董店者寥寥。赵泊三代经营古董店，常有京津藏家来访。在古董收藏圈里，赵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眼一扫古董，便知真假；另一个是，嘴一沾酒，不醉不休。收藏圈子里曾疯传一件事，说赵泊古童店的镇店之宝是一件宋瓷。到底是盘子是碗，谁都没见过，也说不清。赵泊更是守口如瓶，即使烂醉如泥，也不吐半个宇。赵泊也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爱吹牛，这本来是生意人自夸养成的习惯，时间久了，倒成了一大缺陷。

③日本兵和二鬼子到古董店闲逛，赵泊边应承边想：你们愿意抢就抢，反正摆着的也没几个值钱的玩意儿鬼子们似懂非懂，叽里呱啦，转一圈儿就走。

④一天，来了位穿长衫、戴礼帽、文质彬彬的客人，操着南方口音和赵泊攀谈，说自己手上有宋瓷，问赵泊是否收购。赵泊眼前一亮，便沏茶请他落座：“这位先生，能不能把玩意儿拿出来欣赏欣赏？”客人说：“因为贵重，没带在身上，几日后再来。”说着，屁股没沾板凳，告辞了。赵泊听到“宋瓷”二字就如遇到西施、貂蝉一般，焦急地等待着。一有空闲，他就独自在暗窑里欣赏镇店之宝，那雨过天青色、蟹爪冰裂紋，摸着摸着，就如喝了高粱烧，醉倒在美妙的幻想中

⑤那位客人果然又来了，打开一个木盒，是一只天青釉葵花洗！赵泊惊讶之后，一眼便看出是赝品。可是客人并不认为是赝品，和赵泊论起道来。客人自称姓王，南京人，家人全死在大屠杀中了，一人漂泊至此。赵泊听过无数买卖行里的虛段子，对王先生来自何方不感兴趣，倒是对他从景德镇的青白瓷讲到龙泉窑的“梅子青”，从钧窑色釉的“行云流水”讲到汝窑的“雨过天晴云破处”渐渐入迷。赵泊心想，这是何方高人？于是，赵泊连赞：行家！行家！”招呼老婆做饭备酒，招待客人。

⑥席间，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王先生见赵泊酒兴正浓，突然问：“听说赵老板有一镇店之宝？”赵泊一听，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故意装作稍有醉意：“没有的事儿。做买卖谁不闹点儿玄虚、装点儿门面呀？”王先生马上解释说：“你赵老板的宋瓷那是远近闻名啊！我祖上一直为官，原来家里有很多藏品，尤其对宋瓷颇为感兴趣。”赵泊说：“难怪先生讲起宋瓷来如数家珍，佩服佩服！”夜深人静，赵泊喝得烂醉。

⑦过了一阵子，王先生领着一群人，来到古董店。赵泊认识，都是古洼城内有名气的藏家。赵泊把他们让到里间，喝茶聊天。王先生又拿出了他的天青釉葵花洗，说：“赵老板，今天我把古洼县城的名家都请来了，让大家起鉴定下，我这物件是不是赝品？”众人纷纷细瞧，都啧啧称赞是真品无疑。赵泊见众人都说是真品，心中难免气愤。赵泊：“你们为什么识不破赝品？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没有见过真品。真品和赝品往一块儿一放，不用我说，真假自现。”赵泊不顾老婆劝阻，把镇店之宝——天青釉葵花洗，和王先生的摆在一起，就如西施和东施并肩站立，谁是美人一目了然。

⑧第一天，赵泊正在后悔把镇店之宝示人，一群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领头的是一个大脑袋翻译官，命令赵泊马上交出天青釉葵花洗，否则杀死他全家。赵泊马上明白了一切，断定是王先生搞的鬼，想瞒也瞒不住了。赵泊怒目圆睁，骂道：“你们这帮吃屎的东西！”这时一个鬼子把刺刀逼近赵泊的胸口。赵泊不情愿地答应：“我去拿。赵泊来到柜台里面，翻箱倒柜地找了一番，从一个角落里端出天青釉葵花洗，不慌不忙地问：“请问王先生怎幺没来啊？我好知道这镇店之宝将来的去处。”大脑袋翻译官说：“实话告诉你吧，他就是大日本帝国著名收藏家茧山松太郎先生，早就想要得到你家的镇店之宝了！”

⑨赵泊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冷冷一笑。猛地，他高高举起天青釉葵花洗，向地上狠狠地摔去。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赵泊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紅了青花瓷碎片。

⑩后来，赵泊家人拿出了一件天青釉葵花洗，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原来，赵泊为防备天青釉葵花洗被盗抢，早备下了一些赝品，当时摔碎的就是一件赝品。他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真品。

祖先与小丑

雷默

父亲得了食道癌，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他指了指床边的橱柜，让我去拿上面的种子。我竟然不知道橱柜上还放着种子，那些种子都用旧报纸包着，包得很规整，打开后，种子光鲜亮丽，一颗颗都饱满而圆润。父亲语气低沉，不容商量，他说，“你仔仔细细，用手捋一遍!”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让我这么做，他说那都是他留下的种子，活人的手不摸一摸，他担心来年发不了芽。

那时候，我挺沮丧的。母亲却出奇地顺从，我只好都依着做。捋完种子，我又重新用旧报纸包好，每一包都包得小心翼翼，那仿佛是我父亲全部的心血。

等做完这一切，他眼睛中的光变得微弱，仿佛隔着一层轻薄的雾气。他一直看着我和陈小秋，我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认出我们了。悲伤的情绪如同轻柔的湖水，一寸寸地淹上来，淹没到脖子那里，让人难以呼吸。

葬礼上，在做法事的道士们写的一堆黄纸中，我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张端木。我想了很久，也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但我又不敢轻易乱说，怕说错了，遭到他们责怪。我把堂哥叫到屋外。问他：“张端木是谁你知道吗?”堂哥摇摇头，他惊讶地说：“不会写错了吧?我去跟他们说!”我看到堂哥进了屋。跟领班的道士嘀咕了一阵，他又走出来跟我解释：“那是你未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是这样，小孩儿没出生，先写一个去，你们迟早会有的。”

当我告诉陈小秋这件事时，她惊异地问：“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可能风俗就是这样的。”

“端木……端木。”她突然蹙了蹙眉头说：“这个名字好土!”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以后真有了孩子，也不一定会用。”

“那写在灵位牌上干吗?”陈小秋说着，还惶恐地往父亲的遗体上瞥了一眼。

“写一个去，也是一种安慰吧。”

“如果以后有了孩子，不叫这个名字，那不是在骗爸爸吗?”陈小秋涨红了脸，似乎在摆脱可怕的念头。她赶紧摇头说：“这事不能随便，骗了谁都可以，不能骗爸爸!”

“那你想个好听的名字，我让他们去改!”

“是木字辈吗?”

“可能吧。”

“嘉木怎么样?”

“你说行就行，我无所谓。”

葬礼过后，少一个人的区别一下子凸显了出来。我们嘴上谁都没说，但我敢肯定，母亲和陈小秋都觉察到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实话，一想起父亲，他的模样就开始往后退，像随风飘散一样．不由你控制地越走越远，想得越用力，他的样子就越模糊。我想起来就后悔，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没去拍个全家福。

屋前的梨树快枯死了，原来的根部附近却探出了一棵小树苗的脑袋。我把它移植到了屋后，陈小秋舀了一盆水过来，用手蘸着水，一下一下地淋。我和母亲在旁边看，虽然嫌麻烦，但谁也没阻止她这么做。母亲看了一阵，走开了，她去收拾屋前的杂物，那如同一地狼藉的心境，总得慢慢收拾起来，生活还得回归原本的模样。

父亲留下的种子，过完年后，我都播到了地上，春雨过后，它们大部分都活了，也有少量的没有发芽，地上的绿色疏密不均，一目了然。父亲走了以后，家里确实出现了转机。以前心心念念惦记的过年宰羊，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一个年关就实现了。

那年春天，陈小秋怀孕了，这让家里一下子有了生机。我每天都会把躺椅搬到屋子外面，看着陈小秋挺着个日益隆起来的大肚子，笨拙地晒着太阳。那个被写进父亲灵位牌的小东西在太阳的照耀下，像禾苗一样开始萌动，它的每一次游动，都会让陈小秋惊叫起来：“又动了，快看，快看!”

过完年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儿，我还是把他取名为嘉木。名字定下表时，我和陈小秋默契地相视一笑。母亲并不知情，她说，孩子的名字不能取得太洋气，于是又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小丑”。

母亲总在心满意足的时候叨唠父亲命薄，没有福气看一眼这么可爱的小家伙，但她很快又从失落中自己解脱出来，她说，谁知道呢?说不定是父亲去了那边，才换来了小丑。

我发现母亲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常常会带着对父亲的复杂感受。有时候，她好像把小丑看作转世后的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调侃着他，短暂的迷失过后。她又回过神来，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荒唐。

小丑比别的孩子更早地表现出了语言天赋，他到三岁的时候，跟我们的交流已经没有什么障碍。每年的清明和冬至，我们都会去父亲的坟头，母亲说，小丑太小，不要去坟地。于是，他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问我去了哪里。我说，去给爷爷扫墓。他又问我爷爷是谁。我说，就是他的祖先。于是，他吵着要去看祖先。

母亲只好把他领到屋后的那棵小梨树下，说：“这是你!”然后又把他领到屋前，指着那棵已经彻底枯死的老梨树说：“这是你爷爷！”说的次数一多，小丑就认定他爷爷就是一棵树。

那棵老梨树在白蚁的吞噬下，渐渐成了一段朽木，有的枝条纷纷剥落，朽成了粉末。母亲担心，小丑在树下跑来跑去危险。让我把它砍了。砍伐的当天，小丑抱住那棵老树，哭得伤心欲绝。

小丑五岁那年的清明节，我才带着他去看了他爷爷。他在他爷爷的坟墓土发现了一只黑色的蚂蚁，问我：“我们在地球上。是不是跟蚂蚁在爷爷的坟墓上一样?”

我笑了笑说：“应该是的。”

小家伙很开心，在下山的路上。他又问我：“爷爷一直住在山上吗?”

我愣了一下，说：“是的。”

“那老虎来了怎么办?”

“呃……他不怕，那是他养的小狗。”

“他一个人会孤单吗?”

我的喉咙口瞬闻滚过一阵热流，我说：“每年的清明和冬至，我们就来看他。”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竟然没忍住，“哗”地流了下来。

小家伙看到我流泪。惊呆了，他的两只小手在我的衣领上磨蹭着，过了一会儿，他大概想替我把眼泪擦掉，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小手摸到了我的腮帮处又缩了回去。

我把儿子紧紧地搂进了怀里，我不能确定我有没有被父亲这么抱过。我搂得有点儿太用力，以至于儿子涨红了脸蛋儿，但他并没有激烈地挣扎，任由我抱着。那一刻，我想着，我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

(有删改)

修鞋摊

左 岸

于守桥临近下班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小枣来的电话，说有急事找他。小枣是来自乡下的小姑娘，像一瓶未开封的纯净水，在这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一个角落，摆了一个三平米大小的修鞋摊。老于天生八字步，两只脚后跟外侧先着地，时间长了鞋就容易磨偏，偏大了，老于就去找小枣修鞋，一来二去就和小枣熟了。

小枣上面有三个哥姐，出生不久都先后夭折。她娘怀她的时候，爹又患病离世；剩下孤儿寡母，家境越加贫寒。小枣一狠心撇下娘，一跺脚来到这里。了解小枣的不幸遭遇后，帮助小枣就成了老于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出啥事了？于守桥一边寻思一边急匆匆往小枣的鞋摊赶。到了跟前一看，小枣独自坐在修鞋用的马扎子上，泥胎似的，低头愣愣地发呆。“小枣，谁惹你生气啦？”老于迫不及待地问。小枣抬头，见到老于像遇到救星，止不住豆大的泪珠往下掉。“俺娘病重了，爬不起炕。俺只有回家。”“那，你走后，这个鞋摊咋办？”“我就为这个，找你来出个主意。”老于明白，这个不起眼儿的小摊一个月的收入起码两千元，她一走，铁定就有人占。

“大叔，俺想好了，你帮俺看个把月的，等俺娘病见强了，俺还会回来。”说着小枣冲老于扑通一声跪下。老于见此景一把将小枣扶起：“别上火，这事包在我身上，赶紧收拾收拾走吧。事发突然，我也没准备，这是随身带的三百元钱，你拿去急用吧。”

回家路上老于心里犯起嘀咕，话好说，事难办。这难有二：一是他有份在事业单位的工作，二是他对修鞋一窍不通。思来想去，直琢磨得脑袋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向单位领导申请了半个月的休假。

老于开始修鞋了，虽说他是钳工出身，可毕竟隔行如隔山，最初艰难的日子可想而知。有时一天下来，累得头昏眼花，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还得包赔损失。今天手指磨破了，明天手掌叫改锥扎了。还有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由于不会修鞋，来的顾客一天比一天少了，照这样下去，小枣回来他怎么交代呢？俗语说“急中生智”，他把小枣的遭遇和临时看摊的缘由以及在小枣没来期间他免费修鞋的决定用毛笔写下，挂起来。这一招果然灵验，顾客非常理解老于，都向他伸出大拇指。

一个月眨眼过去了，小枣来电话告诉老于说她娘的病加重，回不来，叫他再替她看着摊。时光荏苒，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小枣仍然没回来。老于再也没有向单位请假的借口了，他辞掉了工作。老于的老婆发现老于脸晒得黢黑黢黑，手也粗糙不堪，禁不住问老于怎么搞的，老于支支吾吾说最近单位搞土建整的，没事。一天，单位的科长给老于家里打电话，老于的老婆接的电话，叫老于抽空到单位领取辞职后的相关补助费。老婆听罢顿时炸了锅，立即给老于挂了电话，叫他立马回家，说个清楚。

面对老婆，老于把自己如何认识小枣，帮助小枣的事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老婆听完立即气得背了气，老于见状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老半天，老婆缓过神来，骂他老不要脸，转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老于得精神病了。一星期后，老婆与老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打那以后，老于更加专注于这个鞋摊。尽管这期间，已老长时间打不通小枣的电话。不知不觉，三年时光在老于叮叮当当的鞋锤声里溜掉了。小枣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对于这个，老于似乎习以为常。有些迟钝的他，常常把烟卷燃火的那头误放进自己的嘴里，烫得他傻笑不已。

一天，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在老于鞋摊不远处停下，从后车座里走出一位着装时尚的少妇，嘴里咬着一根女士香烟。“维娜，那双鞋有必要修理吗，我再给你买一双不就得了。你也不怕麻烦。”叫维娜的少妇没有理会，扭着腰肢朝鞋摊走来，把一只高跟鞋递给了正在埋头钉鞋的老于。老于仰起脸，用他那粗大的手指使劲地揉着眼睛，打眼细瞅，不由惊呆了：“你是小枣？”

帽 子

周 波

东沙从来不戴帽子，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戴帽子的样子。

冬天的海岛比北方还冷，大街上走着很多戴帽子的男人，东沙不学他们，总说男人不应该这样。夏天太阳很毒，别人撑着阳伞或是戴上遮阳帽来防暑，他却情愿将肌肤晒黑，也绝不戴帽。有朋友问他是不是天生有抗严寒酷暑的能力，东沙说戴上帽子像上了锁，既不自由也不舒坦。也有同事戏说他：“幸亏你没参军，要不然，不戴军帽可是要受罚的。”东沙笑着说：“幸亏我没去参军。”

后来，东沙当上了乡镇的镇长。大家都恭喜他终于戴上了“帽子”，还笑称那是一顶无形的官帽子。东沙不承认，逢人便说：“这是帽子吗？帽子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

东沙去乡镇工作的第三天，遇上了强台风，台风裹挟着暴雨在岛上整整肆虐了两天。傍晚时分，接到进港渔船遇险的报告后，东沙率领一支七人小分队准备赶赴现场。办公室主任忙不迭地找来五顶草帽，说是雨具之前都分发到一线去了，不够用，东沙是镇长，论职位他该分到第一顶草帽。可是，他当场把草帽让给了年轻人。东沙说：“我从来不戴帽子。”同去的副镇长见东沙率先示范，也随即让出了自己的草帽。当东沙他们浑身湿透地出现在码头时，一些干部和群众被感动了，竖起大拇指赞扬：“这才是爱民如子的好干部，这就是我们的东沙镇长。”奔走上船的东沙，那会儿则是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

老婆如晶之后从别人口里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在家里嚷开了：“感冒了怎么办？这是想充好汉呢还是怎么的？论职位，你是一镇之长，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你戴了草帽没人会说闲话。”跟着，电话就打到了东沙的办公室，不停地嘱咐东沙要多喝开水，吃上几粒防感冒的药。东沙正忙得不可开交，生气地说：“都别把小事放大好不好，本来我就没啥别的想法，现在很多人夸大其词，你也一样。”

台风过后的头一天去上班，东沙就发现情况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他一早去单位上班，还没进镇院子大门，就听到了大家热情的问候：“镇长好！”“镇长好！”……东沙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想：“这是怎么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他刚走到自己办公室，就被记者堵在了门口：“这么恶劣的天气，让出遮雨的草帽给普通干部，一般领导是做不到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东沙一听顿时有了一种反胃的恶心感，他想了想说：“不要拔得这么高，也不要给我戴高帽，有些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不要多问了。”记者仍穷追不舍地问：“那是什么样子的？”东沙只好说：“是我自己不喜欢戴帽子。”

进了办公室的东沙突然看见桌上放着一顶草帽，一股无名之火猛地蹿上来。他把主任叫来，责问道：“这顶草帽是怎么回事？”主任不知情，开始自我检讨：“昨天是我失职，没备好足够的雨具，让镇长受凉了。镇长平时到下面检查工作的机会多，有了草帽就有备无患。刚才气象预报说，台风刚过去，最近几天阳光会很强烈，天气也会比较热，草帽还可以用来防暑。”东沙愠怒地说：“这种事不用考虑，拿去，大男人还怕这个？你难道不知道我从来不戴帽子？要戴你们戴去！”

晚上，东沙一脸疲倦地回到家。他对如晶说：“放心吧，我没有感冒，你男人坚强得很。”如晶说：“你的形象够好的，不过，有时候当镇长还真需要这样一个光环。”东沙愣愣地看了看老婆：“这也算树立了一个光辉形象？可我觉得有些灰头土脸的。”

东沙说起一桩事。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回调皮地用篮球砸破了邻居家的窗户。那会儿正是冬天，屋外面贼冷贼冷，东沙戴着一顶厚厚的皮军帽。邻居到他爹那儿告状，他爹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将他的皮军帽给拽了下来。东沙当时一动不动，只感到头上一下子冷了。当晚，东沙就发起了高烧，他奶奶哭哭啼啼地一边咒骂他爹，一边给东沙叫魂。

如晶很惊讶地说：“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一顶帽子居然把你搞成这样子。以后我冷不丁撞你一下，你不会被吓死吧？魂还在吧？”东沙笑着说：“在，不在的话怎么和你生活在一起啊。”如晶扑哧一笑，说：“小时候的一件事，有时会留下可笑的阴影。怪不得家里和帽子有关的一切你都很忌讳，上回我买了帽子叫你看你也没看。”东沙说：“还是不说帽子的事了，我爹现在还很内疚呢。”如晶说：“这事太小，单位里又不能讲，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再说，你现在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不能颠覆掉了。”如晶接着问丈夫：“那你以后还会戴帽子吗？”东沙说：“不知道。”

(有删改)

十六岁的盛宴

韩昌盛

（1）十六岁那年，我上初三。临近中考时，县一中提前招生。浩子，大淼，北京，还有我和刘海都报名了。结果就考上了。家里人都说继续上，没准中考还能考上个师范什么的，早日吃皇粮。

（2）但我们自认为有了保证，学习不那么用劲了。看着同窗红着眼睛读单词背政治，浩子说得想办法打发一下生活。北京最聪明，互相转转吧，三年同学都不知道家在哪儿！只有刘海有些犹豫。北京就拍他的肩膀，认认门，又不比吃喝。大家都说是，苟富贵，勿相忘。

（3）1992年的阳光很温暖。我们五个人在周末到了北京家，北京父亲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家的酒菜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两瓶罐头。看着我们一脸的惊奇，主任就说专门到镇上买的，你们尽管吃。大家都有些激动，因为谁也没有和大人同桌吃饭喝酒的经历，何况主任还庄重地喊着我们的学名，让听惯乳名的我们热血都沸腾了。回来的路上，浩子说我想唱歌，生活太美好了。幸福的歌声就像影子一样随着我们游走。

（4）第二个周末是浩子家。刘海推着自行车时有些迟疑，说还有几道数学题没做呢。北京就夺过车把，你真想考师范？浩子很生气地说，嫌我家没有好吃的？刘海笑了，我们都笑了，浩子家怎么会没有好吃的？他爸是厨子。

（5）果然是一桌丰盛的大菜，有鱼有肉。浩子的父亲还精心将菜摆成各种形状，让人赏心悦目。浩子说我爹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菜。他爹端起酒杯幸福地说，那是因为你们都是人物。年少的心一下子就幸福起来。而且这种幸福一直持续两个星期，因为大淼的爸爸竟然烧了一盆牛肉粉丝，虽然粉丝比牛肉多，但足以让大家两眼放光。我妈炸了丸子包了饺子，吃着过年的特产，我们惊人的一致，风卷残云，而且没有空暇说话。

（6）到刘海家会吃什么呢？我们苦思冥想。

（7）到了星期四，刘海竟然还没有正式邀请我们。性急的北京就嚷道，还叫不叫我们去了？浩子和我都绅士地点点头，主要是认认门，吃都吃够了。刘海慌乱地说，该认门，我家不好找。

（8）刘海家真的不好找，我们跟着左拐右拐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他的母亲，一个瘦瘦的妇人，迎接着我们，叫我们进屋，让我们吃花生。北京客气地说，姨，我们来玩呢，不吃东西。那个瘦瘦的妇人就笑，很慈祥地笑，没有好东西，只能吃花生了。

（9）刘海说家里没地方，到村上逛逛。逛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特别，一样的房屋一样的牛棚池塘。但肚子开始鸣叫了，刘海说该吃饭了，我爹也该回来了。

（10）没看到刘海的爹，只看见满满一桌子的菜，有白白的土豆丝，青青的凉拌蒜，当然也有肉，有鱼，浩子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是鸡肉！一句话就勾起了大家的食欲，农家喂鸡，母的下蛋，公的逢年过节卖个好价钱，没人舍得吃。刘海说吃吧，随便吃。我说叔和姨呢？他们怎么没来？要知道在那几家，家长都是陪着我们吃饭。刘海伸筷子，吃吧，我爹说年轻人一起吃，说话方便。

（11）我就起身去喊，父亲告诉我要学会尊重长辈。到了锅屋门口，听见他们在争吵着什么。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到来？

（12）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是刘海的爹。

（13）我忙晕头了，跟自家吃饭一样，忘记买了。那个瘦瘦的妇人有些委屈。

（14）那你鱼怎么烧的？依旧是埋怨。

（15）我直接放水煮了，这下丢人了。刘海的母亲扯起围裙在脸上擦了一把，透过粗大的芦苇泥墙缝隙，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16）我默默地回到堂屋。没有回答他们的诧异，我尝了一口土豆，尝了一口鸡汤，尝了一口鱼汤，咸咸的，没有一丝油花。刘海很羞惭的样子，我家炒菜不放油。一刹那，我们都不说话了，像在学校里犯了错误，后悔而且难过。是我们的到来，那位可敬的阿姨杀了鸡，炒了很多菜，让她在穷苦的生活中又费尽了周折。

（17）浩子说，其实，我们家也不怎么吃油，都放盐。大淼说，那天在我家吃饭，我妈心疼了好几天，说一顿抵得上两个月的油了。我使劲喝了一口汤，别说了，还是这汤鲜。大家都说这汤真鲜，多喝两口。

（18）刘海的母亲搓着围裙，有些拘谨地站在桌前，北京就拍脑袋，姨，你别生气，我们吃起来忘记喊你们了。大淼端起盆猛喝一口，比我妈烧的鱼好吃多了。

（19）我们是松了两节裤带才走的。刘海的父亲没有送我们，他说上午打鱼时崴了脚，但我们都恭敬地在低低的烧锅屋里和他握手，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话别。

（20）1992年的阳光依旧温暖。在温暖中我们一下子长成了大人，回来的路上没有人再说话了。只有快到学校时，我忍不住狠狠地说了一句，下星期不准再转了，认真读书。他们都低着头，努力地前进着。

（21）刘海家的午饭，我从十六岁一直品尝到现在。

选 择

蓝 月

吸氧，输液，心脏复苏。

我们不停地忙碌着，额头都沁出细密的汗珠。很好，病人血压恢复正常，心电图恢复正常。病人恢复自主呼吸，我们松了口气。

病人是一位老人，松垮的脖颈上有明显的勒痕，面色发紫，来时深度昏迷。送老人来医院的是一位体格强健的青年。他一直焦灼不安地在抢救室门口徘徊，见我出去，一把拉住了我。

医生，我奶奶怎么样了？

现在暂时没事了。我冷冷地看着他，怎么回事？老人脖子上怎么会有勒痕？

我怎么知道！青年一脸沮丧，薅着根根直竖的板寸。是村里的老九发现的，老九上山砍柴发现我奶奶在树杈上挂着，幸亏发现及时呀，要不然……唉，也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我爸爸还在医院呢，这不是存心给我们添乱吗！

床上的老人发出了声音：我死了吗？青年抢上一步，奶奶，你没死，差点死了，你是不是老了脑子不清楚了，没事你干吗自杀啊？还嫌不够乱是不是？我用手势阻止年轻人继续说下去。

老人家，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老人家你别瞎想，保重身体。老人突然睁大眼睛一把攥住了我，她说，医生求求你，让我死吧，我这老不死的不死，孩子就不太平！

我正感到诧异，青年抢着说，医生，我老爸病了在市医院，情况不太好，估计我奶奶受刺激了。

我的目光再一次停留在老人的脸上，老人也抬起浑浊的双眼定定地看着我，透过她的眼睛我看见了忧伤和无助。这眼神我见过，对了，就是她！

那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我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却探进一颗灰白的脑袋。她犹豫着走进来，说，我想包扎一下，这血咋老出个不停了？她举起手，食指上缠绕着破布，破布上血迹斑斑，还有鲜红的血不断渗出。

我赶紧为她进行伤口处理。解开缠绕的破布，伤口很深，呈锯齿状，几乎能看见森森白骨。我问她怎么受的伤，锯子锯的？嗯。老人懊丧地说，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伤口处理完毕，我开出一张单子，去交钱吧。

这单子上开的是什么？要多少钱？老人小心翼翼地问。

还要吃药打针啊？

当然，快去交钱吧。

打针贵吗？老人嗫嚅着，要很多钱吧？

老人还是犹豫着，时不时看看门外。这时，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中年人高高大大，和瘦弱的老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脸的不耐烦，怎么还没好啊？一点点小伤就那么紧张！老人不安地低下头，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我说你是病人家属吧，快去窗口交钱吧，马上打破伤风针。中年人斜睨了我一眼，没那么多事，你们医生就会吓唬人骗钱！

老人离去时那无助而慌乱的眼神让我记忆深刻。想不到事隔三个月后，老人竟然为了儿子去自杀。我说老人家，那是迷信，你千万别干傻事。老人哽咽着用手捂了脸，像是诉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才四十多岁啊，他不该病，我不能让阎王爷带他走，让我来替他吧！

青年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他看看他奶奶，又看看我，我看见了他眼里闪出的泪光。我转过身子，偷偷擦了下眼睛。

第二天老人就执意出院了，她高兴地对我说，她儿子给她打来了电话，说正在康复中。她说她要去看他的儿子。那天天气很好，空气里飘满槐花和合欢甜甜的香气。

我不知道老人的儿子最后怎么样了，但是我坚信他的母亲已经用生命换得了他的重生。

古渡头

叶紫

太阳渐渐地隐没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绿的湖上，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微风波动着皱纹似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杨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顶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轻轻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说道：

“过湖吗．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明天啰。”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我多给你些钱不能吗？”

“钱？你有多少钱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训似的。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脱在手中，立时现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纪轻轻，开口就是‘钱’，有钱就命都不要了吗？”

我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舱里拿出一根烟管，饱饱地吸足了一口，接着说：“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门的。哪里来的呀？”“从军队里回来。”

“军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

“我是请长假的。我妈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苍茫地侵袭着我们的周围，浪头荡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啸。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头子到底要玩什么花头。于是，我说：

“既然不开船，老人家，就让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轻人到底不知事。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吗？到连头镇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轻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给了我一个两尺多宽的地方。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至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和缓多了。我躺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谈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门人的秘诀。

“……就算你有钱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说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欢喜你这样的孝顺孩子。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我，我有一个桂儿。你知道吗？我的桂儿，他比你大得多呀！你怕不认识他吧？外乡人……那个时候，我们爷儿俩同驾着这条船。我给他收了个媳妇……”

“他们呢？”

“他们？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吗？北佬打了败仗，从我们这里过，我的桂儿给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伕子。桂儿，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吗？……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儿媳妇改嫁给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他们不肯给我……他们说：‘等你有了钱，我们一定将孙子给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钱呀！

“结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钱……

“小伙子，你是有爹妈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妈的。我欢喜你，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像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纸钱……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终于哭了，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心头像给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像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有什么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朗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凭良心吃饭．我靠气力赚钱！

有钱的人我不爱，无钱的人我不怜！

……

   （有删改）

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晴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副班长斜睨着钟海强，轻篾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一会儿，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

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锅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副班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副班长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

钟海强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今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这些桥 这些人

冯文超

昆仑险，唐古拉高，在两山之间的铁路线上，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几百座铁路桥。那些桥最长的达十几千米，绵延望不到边。列车驶过的铿锵声仿佛是桥在歌唱。那不是小夜曲，也不是咏叹调，而是英雄交响曲。那种铿锵声调，无论是彻骨严寒的风雪天气，还是紫外线强烈的炎夏，只要有列车通过时，你都会听到。应该说，列车通过时，是桥最激动的时刻，自然也是它体现自身价值的时刻。

桥是沟通的纽带，逢山修路，遇水架桥。纵观天路上的这些桥，没有仪态万方的造型，没有浓艳色彩，当然也有拉萨河大桥那哈达般洁白优美造型的，但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混凝土结构桥。远远望去，呈现的是水泥、钢铁、石子，是一种力的展示。望着它，如望着男子汉雄健的脊梁，敬畏感油然而生。

桥常常是和水连在一起的，可是青藏铁路上的桥不光是跨水而过，无水也有桥。这里以桥代路，其原因是火车过冻土地带要架桥，给野生动物设置通道也要架桥，让它们从桥洞通过。

有水的桥自然都一样，说说没水的桥。天路上给野生动物铺设通道的桥，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水河大桥，长度为十几千米，桥墩有一千多个，是青藏铁路上最长的桥，远望如一架天梯直抵远处洁白的雪山。它的桥孔就是野生动物的通道，让那些没翅膀的生命从中滑翔。

桥隧车间主任靳东发告诉我，每年草滩上野花点点竞妖娆时，通道便开始热身了。灰褐色、土黄色的藏羚羊开始迁徙，去卓乃湖交配繁衍，一批接一批，而最大的一批，竟有几千只，浩浩荡荡地通过通道。头羊走在前边，两只长犄角像仪仗队的指挥杖，如将军带领着一支长长的队伍去远征。它们快速过桥洞时，像士兵奔赴战场，闪电一般快，颇为震撼。这时，正在干活的桥隧工们会立即放下工具，也快速钻进隐蔽处，屏声敛息，不打扰这些可爱的西部的精灵。一次，一只小藏羚羊见桥头铁路防护网里长着青草，就去吃，头卡在网格里不能动。工人们把它救出来，用牛奶喂养，然后放生。从此以后，防护网换成密度更高的网格，再没有藏羚羊被卡住。这座清水河大桥上走火车，下走野生动物。好天气时，从昆仑山飘来的白云如长长的哈达舒展着、缭绕着，而远处唐古拉雪山送来清凉的风，宽阔的草滩虫吟鸟唱，悠闲的野生动物欢乐蹦跳，桥也叩动多孔清风，与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谈。

一对自驾的旅行者在桥边沿路上丢了一个包裹，里边有现金、衣服，想着肯定是找不到了，略感绝望地问了一下桥隧工，结果完整地找到了包裹，里面的东西丝毫不差。感激的旅游者望着那一张泛着高原红的脸，心里发热，将新款的冲锋衣送给小伙子。小伙子喜欢极了，拿出自己的一件工作服，上边有橙黄防护色彩和一个鲜红的铁路路徽，回赠给旅游者，俩人高兴地穿着互换的衣服合了一个影。旅游者说，穿上这件衣服，握着他的手，好像心灵上搭了一座桥！

这些桥架在山水之间、冻土之上，起着连接沟通的作用。高寒缺氧，烈日暴晒，狂风飞沙，不管山险水恶，或是荒漠旷野，它都恪守着职责，对于“担当”这个词受之无愧。

桥是有灵气的，有血肉的，有人情的。人们对桥是感恩的！

行驶过青藏铁路的人，会记住雪山、草原、湖泊，也会记住这些铁路桥吧？

（选自2016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岁月在墙角剥落月日

杨崇德

父亲在过完他七十八岁的生日之后，记忆力一落千丈。我的弟弟哲娃打电话对我说，如果你有时间，回来看看父亲，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他时常把我当成是你，可一摸到我脖子时，他就说，你不是叫花子，叫花子这里有块疤！

我听了这话，眼泪都出来了。

我请了一个星期假。我回到了我的山村老家。那天太阳亮晃晃的，我满头大汗进了屋。弟弟不在。莲花和鼻涕虫也不在。我问：“爹呢？”弟媳妇说：“他要跟哲娃上山，哲娃不要他去。他现在应该在仓屋场那边。他认不到人了。”

仓屋场是我们村生产队时期的仓屋，旁边有一大块水泥晒谷坪。小时候，那里是我最快乐的地方，也是我最难忘的地方。我们一帮子人爬的爬楼，翻的翻筋斗，跳的跳，唱的唱，打枪的打枪。我的弟弟哲娃，那时还小，也跟在我屁股后面乱跳。我喊了几句，把右手变成一把手枪，对准我弟弟，就是一枪。我弟弟没有倒。我一巴掌打过去，他倒了。哇哇大叫。不巧的是，父亲正好从山上下来，扛着一截树，从仓屋场路过。我看到形势不妙，立刻爬到屋梁上。父亲抽出背上别的那把柴刀，对着仓屋柱子使劲地敲。慌忙间，我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父亲还在发火，冲过来，举起手，准备打。父亲发现我脖子上有血，一把掀开我的衣襟，我脖颈被地上的石头切去一大块肉。我躲过一劫。但是，我脖颈上却留下一块永远的伤疤。

我提着鸡蛋糕，向仓屋场走去。远远的，我看到了父亲。他坐在地上，手里扶着一根棍子。我叫了一声“爹……”

父亲的耳朵还算可以。我喊到第三声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走过去，掏出一个鸡蛋糕给他。他没有接。

我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然后抓着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块隆起的伤疤。父亲眼睛眨了几下，说：“是叫花子吗？”

我把一个鸡蛋糕送到父亲嘴边。他笑起来了。他用他那两颗不规则的门牙，慢慢地啃嚼。

父亲在那个时候终于有了记忆。他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像个孩子。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老到一定程度，就会可爱得像个孩子。

我给父亲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他接过去，放在眼前眯了眯，然后笑嘻嘻地放进他的棉衣口袋里。最后还按了一按。

我拉着父亲的手，准备回家。这时，旁边跳出来一只小青蛙。父亲变得更加有趣了。他挣开我的手，蹲下去，窝着手掌，去罩那只青蛙。我说：“爹，我们回去吧！”

父亲昂起头，看着我。很久，他说了一句：“你是哪个？”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你是灰子？”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

父亲说：“你是有贵？”

我急忙蹲下去，翻开我的衣襟，抓起父亲的手，去摸我脖颈后面那个伤疤。父亲认出我来了。父亲说：“你是叫花子吧，只有我们叫花子，这地方才有这么大一个疤。”

我说：“爹，我是叫花子。我们回家去吧。”

我扶着父亲，迎着亮晃晃的太阳回家。

父亲的记忆力真的不行了。在我陪伴他的五天时间里，父亲对我忽然亲近，忽然冷落，忽然恐慌。我只有通过不断地让他摸我脖颈后面那块伤疤，来唤醒他对我的记忆。

父亲真的像个孩子，他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威严，那种不与人轻易闲聊的个性了。我让父亲好好地摸了一阵我那块伤疤，然后，我和父亲就在屋当头的墙角边，玩起了“摆家家”“打山棋”。我们还做了两根钓竿，一起来到田埂上钓青蛙。父亲变得很高兴，像个孩子，更像我儿时候的弟弟哲娃。

弟弟说：“你请了几天假？快到了吧？”

我说：“今天是第六天，我明天就走。今天我和父亲再去钓一餐青蛙回来。”

弟弟说：“他过一会儿，又认不到你了。”

我说：“不会的，他只要摸一下我脖颈上的疤，他就知道我是叫花子了。”

又到了月收残暑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弟弟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几次不吃饭，他让他摸了一下他的脖颈，他以为是我，马上就吃饭了。

我问弟弟：“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弟弟说：“这段时间，我一直给别人扛树，扛了一个多月，肩膀上有一层厚厚的茧。爹以为是伤疤。”

（选自2015年第11期《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