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讲到,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随着人推理和预见能力的提高,个体很快就会从经验中学到:假如一个人帮助了他的同伴,那么通常今后他也会反过来得到这个同伴的帮助。出于这种低水平动机,他可能会习得助人的习性。同时这种表现仁慈行为的习性也会强化其同情心,而同情心是仁慈行为的原动力。这种习性在许多代以后可以经过遗传而获得。”
②当然,上面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父母其实是通过教导或者示范而不是通过基因,将习性传承给子女的。事实上,任何生活经验都不会影响基因的传递。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严格形式上讲,它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没有规定说后天习得的特性也是会遗传的,而在让·巴提斯特·拉马克等先前的进化理论中对这一点则是有要求的。达尔文发现了这一美妙性,并重点强调了其理论的这一方面。但是他仍然希望可以借助更多的两可的技巧来解决让人费解的问题,例如道德情操的起源问题,特别是当他老了之后。
③1966年,乔治·威廉姆斯提出了一个方法使达尔文关于相互支持的进化价值的思索更有用,即,不仅去掉最后一句,也去掉关于“推理”和“预见”及“习得”的部分。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威廉姆斯回想起达尔文对出于期望回报的助人的“低动机”的偏爱,写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意识的动机需要被纳入进来。很显然,如果自然选择青睐助人这一行为,那帮助他人之后就有可能反过来获得他人的帮助。但是帮助行为的施予者或接受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不明显了。”他接着说:“简单地讲,如果个体放大他友善的一面,减小他的敌对性,那么他就享有进化上的优势,自然选择青睐这种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优化的性格。”
④威廉姆斯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达尔文无疑明白,并且在其他环境中也有强调)就是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动物,包括人在内,常常不是通过有意识地计算来完成进化的逻辑的,而是跟着感觉走。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姆斯建议将同情和感激纳入感觉的范畴。感激可以使人回报他人而不用太多地考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有时如果对某类人同情的反应更强烈——例如对那些我们非常感激的人——这种同情的感觉又会使我们不顾事实而去回报别人的帮助。
⑤威廉姆斯简洁的推测被特里弗斯转变成一个成熟的理论。在1971年,正好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及互利主义的100年以后,特里弗斯在《生物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互利主义的进化》的文章。在文章的摘要中他写道:“友情、厌恶、道德攻击、感激、同情、信任、怀疑、可信赖性、羞愧等各种感觉以及一些形式的不诚实和虚伪可以被解释为调节互利系统而进行的重要的适应。”今天,距这份很有勇气的声明发表已有40多年了,仍然有多样的且仍在成长壮大的证据主体来证实它。
(选自罗伯特·赖特《道德动物》,周晓林译,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威廉姆斯观点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威廉姆斯同意达尔文关于相互支持的进化价值的思索,并将之更加完善。 |
B.如果一个人帮助了他的同伴,那么他的同伴今后也会反过来帮助他,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
C.自然选择青睐个体放大他友善的一面,减小他的敌对性这种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优化的性格。 |
D.同情的感觉可以使我们在面对那些我们非常感激的人时,不顾事实地回报别人的帮助,因为这是应该而且有益的。 |
A.①段引用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中的一段话,介绍了达尔文对人类互利行为的认识,从而引出本文的话题。 |
B.②段中,作者指出①段中达尔文认为习性在许多代以后会被继承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与之后三段形成先破后立的论证关系。 |
C.③④两段介绍了威廉姆斯关于相互支持的认识,他对①段中达尔文的观点进行修改,认为相互支持常常不是一种通过有意识地计算来完成的进化,而是人在跟着感觉走的结果。 |
D.⑤段中,特里弗斯在达尔文提及互利主义的100年后,将威廉姆斯的观点转变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达尔文观点的成熟的理论。 |
A.达尔文认为,人可以根据生活经验,预见自己如果帮助同伴,自己也可能会在今后得到这个同伴的帮助,从而习得助人习性。因此这种习性并不是遗传得来的。 |
B.让·巴提斯特·拉马克等先前的进化理论认为后天习得的特性也是会遗传的。 |
C.威廉姆斯认为,个体在帮助别人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得到回报,只是出于自身的同情和感激。 |
D.文中虽然威廉姆斯不认可达尔文对出于期望回报的助人的“低动机”的偏爱,但他和达尔文都强调了同情和感激在互利行为中的重要性。 |
论现代教育的转型
高德胜
①人有“向外看”认识世界的需要,也有“向内看”认识自我的需要。相对而言,认识世界易,把握自我难。现代科技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人向外看世界的能力,同时,现代人向内看自己的能力却在萎缩,我们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教育本来是帮助人认识自己的活动,但现代教育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已有上百年历史,它也在推着人远离自己。教育是否还能照亮现代人回到自身之路,取决于教育能否进行驱动力调整和型态的转变。
②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对标准化考试的非理性推崇。标准化考试之所以流行,是因其诱人的便捷性、客观性契合了现代教育追求效率、突出客观性的要求。标准化考试因此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呼风唤雨,成了支配一切教育活动的核心力量。考试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测量环节,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至多只能算是整体教育的一个“小尾巴”。但如今这条“小尾巴”成了主角,整个教育都得听它的。处在“尾巴”指挥一切的教育结构中,孩子们几乎所有的生命力都被考试分数吸引住了。所有关于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都不会出现在标准化试卷上,使得反观自身、心灵对话成了完全可以丢弃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准化考试切断了教育与自我反省、人生意义、心灵关怀之间的联系。
③现代教育要承担安顿人的心灵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型。现代教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问题在于偏执一端而遗弃另外一端,因此,基于心灵养育而进行的转型不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激变,而是在两端之间的平衡。具体说来,就是教育的实利性与价值性的平衡、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教育不是不要利益,但现代教育在实利追求上走得太远了,人不单是物质存在,如果没有价值的指引,人性的光辉就会暗淡,人就会蜕化为物,心灵就会枯死,就会满身铜臭,“穷得只剩下钱了”。教育不能偏执于实利,要为价值和意义留有空间。大规模、以集体为对象是现代教育的标志性特征,但人类教育史上传承了几千年的学徒制、个别化的教育方式自然也有其价值。现代教育的转型不是要恢复学徒制,而是探索在规模化、集体化的教育中如何融合个别化的教育方式,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相对的平衡。
④现代教育的整体转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养育心灵的需要,教育实践可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进行探索。儿童的心灵成长有“自然”的一面,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呵护儿童心灵的“自然发育”。教育,包括家庭教育所要做的就是不干预孩子的出神与发呆,任其在想象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关于沉思与默观的教育探索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这些尝试虽然不足以动摇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毕竟为教育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⑤可以着手进行的教育尝试还有很多。比如想象力的培养,想象力对精神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我们还应将如何面对自身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外,还要注意非常态意识体验的激发,人有确定性的需求,把世界和人事纳入“常规”才会有安全感,但教育在非常态意识体验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一些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末日体验”活动,都是有益的探索。最后,教育活动步调要放缓,现在的教育被现代社会匆忙的节奏带得太快了。
【小题1】下列关于“现代教育”的有关认识,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现代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化教育,在价值指引方面有所缺失,应该借鉴传统教育的学徒制,在集体化与个别化平衡方面加强探索。 |
B.上百年来,现代教育一直致力于帮助人认识自我,但近年来,却在实利追求上走得太远,结果造成了人心灵的枯死。 |
C.儿童心灵的自然发育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要想转型,就应该走向心灵培育,避免对孩子进行人为干预。 |
D.现代教育应该以想象力培育、认识自我、激发非常态意识体验这些内容为基础,同时,知识传授等教育活动的步调要放缓。 |
A.教育只有能够进行驱动力调整和型态的转变,才能实现照亮现代人回到自身之路的价值。 |
B.基于心灵教育而进行的现代教育转型就是教育的实利性与价值性的平衡、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 |
C.标准化考试契合了现代教育追求效率、突出客观性的要求,是因为它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呼风唤雨,是支配教育活动的核心力量。 |
D.关于沉思与默观的教育探索、想象力的培养、“末日体验”活动等教育实践都是基于养育心灵的需要。 |
A.作者对现代教育充满忧思,他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教育的弊端,但又没有简单的排斥、否定,其思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
B.针对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尤其是让儿童心灵“自然发育”的主张,颇有见地。 |
C.作者认为,现代教育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出现,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它的整体转型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看法。 |
D.作者认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在实利追求盛行的当下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些小的修补和尝试。 |
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等关系问题,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我国社会改革发展中遇到的老问题,对这些问题纵然已有了基本共识,但在“新课改理念”中并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认识不够清楚。“新课改理念”倡导者不承认自己反传统文化的事实,并对此做出了种种解释。但是,从其对“传统”的片面理解来看,反传统文化的技术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针对有的专家批评他们“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的问题,“新课改理念”倡导者罗列了人们熟悉的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教育主张,诸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而时习”等等,认为在“新课程”中这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都被继承下来”。依据“新课改”专家的观点来看,“传统”只是古代,不包括近代、现代和当代;传统只是思想,不包括政策、体制、课程和方法。如此诠释“传统”概念,并用此来为新课程改革不失“传统”作辩护,未免太过简单化了。
通常讲教育有“民族性”、“文化性”,但是对于民族之根、文化之源,对它们的价值,对它们制约教育改革和教育教学活动内在机制认识不够,由此也就形成了对待教育民族性、文化性的一些含糊、浅薄的态度。不是把尊重教育的民族传统和教育的文化性看成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固有的要求,不是把民族性和文化性看成教育的“基因”,就必然会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看成是可以间断的,在教育改革中就可以与传统教育一刀两断,从外搬来“材料”进行重建;如果讲“传统文化”,那也是找点祖宗的东西,做一些点缀,照顾一下民族情绪而已。
“新课改”专家把 “传统”理解为古代的东西,理解为“先贤哲人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仅限于古代,并且仅限于古代的思想,这有偷换概念之嫌,其实学术界所批评的重点不在这里。新课程改革之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尽管教育实际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个基础不能丢,不能“重起炉灶,另搞一套”。因为既有的改革发展成果是经过几代人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是立足于中国这个“天地系统’’、人文环境,不断内生自发,同时也不断吸收外域的优秀成分,经历了多次反复,不断吸取经验教训,逐渐形成的。它是过去的积淀,现实的选择,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是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基础和联结。说“新课改’’的一些主张“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主要不是说它没有继承古代传统的问题,而是批评它在课程改革中无视科学发展观、无视已有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基础的主张和做法。
“新课改”专家认为自己是“在我们传诵祖先们真知灼见的同时,也能听到来自异域同样的‘声音’”,似乎新课程改革就是“古代思想”加上“异域的‘声音’”,不谈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和形成的教育教学传统。这种做法试图“抹了桌子另上菜”,用一种技术生产的方式,用外来观念,重新铸造一种全新的教育,是一种技术主义反传统思维方式。至于要不要借鉴国外,这是不成争议的。在今天的开放社会里,没有人反对借鉴国外的好经验、理论和实践模式,被“新课改”专家极力贬低的我国“传统教学”不也借鉴了国外的大量成分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借鉴什么、如何借鉴,在于要不要立足于国情借鉴,要不要依据、适应或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借鉴。
【小题1】下列关于现行的“新课改”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行的新课改继承了古代传统思想,诸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而时习”等等。 |
B.新课改的专家们由于对教育的民族性和文化性认识不够,因此没有把它们看成是教育的“基因”。 |
C.新课改的专家们对传统教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试图重新铸造一种全新的教育。 |
D.现行的新课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古代思想”加上“异域的‘声音’”,是一种技术主义反传统思维方式。 |
A.作者认为新课改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等的关系问题。 |
B.传统教学是经历了多次反复,不断吸取经验教训,逐渐形成的。它是过去的积淀,现实的选择,它比现行的新课改理念更科学。 |
C.新课改的专家们也认为要继承传统,并且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 |
D.作者认为新课改必须立足于传统教学,并以之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新课改很难走向成功。 |
①“城镇化”或者准确地说是“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曲雄浑交响。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而言,也必定是一道亟待回应和破解的时代难题。
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镇化进程中保护“非遗”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非遗所以承续发展的“文脉”不被切断,如何保障非遗所以形成和传续的各种必需的生态要素不被破坏。传承和保护非遗,说到底,无非是使不同的非遗类型上合天时,下接地气,左右逢源,持续发展。
③学术层面,最早使用“城镇化”概念这一概念的,是西班牙工程师A· Serda。他在1867年出版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到了20世纪,这一名词被世界范围的多数学者所使用;70年代后期,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
④现阶段我国政策层面的“城镇化”概念,是2014年3月17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并在“指导思想”中明确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即“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为此强调: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这就为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尤其是“非遗”保护,确立了准则,指明了方向。
⑤曲艺作为“以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植被依托或者说文化基础,乃是各地的方言。不同曲种“说唱”表演的特殊美感包括语言叙述和唱腔曲调,都是从形成地及流布地的方言土语中提炼升华、创造生成的。换言之,没有方言,就没有曲艺的独特性、曲种的丰富性。
⑥当今时代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趋势,包括中国正在进行的这种“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恰恰使得各地的方言土语正被有意无意地大量稀释、挤压乃至替代、淘汰。而方言,正是曲艺所以生成和依托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历史“文脉”。要传承和保护曲艺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各地的方言就显得尤其迫切而且重要。
⑦比如,苏州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曲艺形式发源地。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苏州市的人口结构,外地人已经超过一半,达到了700万,从而使得苏州成为全国继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这就给吴语方言的保存与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挤压,也给包括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曲艺形式在内的非遗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如上海的外来人口比例也一路走高,目前外地人占上海整个城市人口的40%,突破了1/3。这对包括上海说唱、浦东说书、上海独脚戏、浦东宣卷和上海锣鼓书等等在内的上海本土曲种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⑧苏州、上海并非个案。已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包括进程指标显示,各地的方言使用及其文化传承,在人流涌动的现代化浪潮中,正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的迅猛形成及发展演变,已然给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方言保存与曲艺保护带来了困难,敲响了警钟。
⑨这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使用,有利于交流的顺畅和交往的绩效,但却不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建立在方言基础之上的相关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侬软语,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的生存土壤;上海的本地方言,也是浦东说书与上海独脚戏等的文化植被。这种超大型城市发展人口流动的急剧加大和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作为日常交往语言的普通话一门独大,再加上学校教育的完全普通话运用,使得就连本地的少年儿童也很少使用乃至干脆不会讲说本地方言了。面对如此情境,学习、表演和传承、保护各地曲艺品种,便首先要面临类似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一样的本地方言的门槛。这种通行语稀释并替代方言的历史图景,对非遗的传承保护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⑩为此,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拿出智慧,更加清醒地认识非遗保护的严峻形势,更加积极地应对非遗保护的时代课题,即通过保护各地方言,来为传承好各地的曲艺培育“生态”,警惕“城镇化”切断非遗的“文脉”。
(选自2015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 ,有删改)
【小题1】第②段加点词“文脉”在文中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
【小题2】第④段引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内容,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小题3】第⑥段中,作者为什么说“要传承和保护曲艺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各地的方言就显得尤其迫切而且重要”?
【小题4】除保护方言外,你还能想到哪些保护地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请写出两条。
【小题5】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城镇化”为地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了困难。 |
B.普通话的推广运用不利于以方言为基础的相关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
C.不少城市的方言使用及其文化传承收到了现代化浪潮的巨大冲击。 |
D.面对着“新型城镇化”切断非遗“文脉”的现实,作者深表忧虑。 |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关,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小题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礼记》所载《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的历史文献等记载出发,我们可以推想,艺术的起源很久远。 |
B.诸如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关于炎黄大战等的神话传说等,是后世的记忆,我们不能轻率否定,要作为历史则需要实物加以证实。 |
C.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 |
D.殷商时代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的发现,《盘庚》《商颂》等传世文献的发现,使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时代,步入有文字记载的新时代。 |
A.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首先是文字载体意义。因为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在已发现的殷商时代的甲骨上,甲骨卜辞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 |
B.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叙事条理清楚,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叙辞、命辞、占辞、验辞,是一篇典型甲骨卜辞的构成部分。 |
C.甲骨卜辞是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早期文学的范畴,它辞汇丰富,语言简洁,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 |
D.代表殷商文字书写另一种情况的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相较,书写文字较少,大多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这缘于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 |
A.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追溯至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但目前只能追溯到殷商时期,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等,只是传说。 |
B.铜器铭文是铸在青铜上的文字,它与青铜器制造业密切相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铜器铭文也随之步入了全盛时代。 |
C.文字的书写、文学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从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可以考知,商代社会还曾经存在其他文字书写形式,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 |
D.殷商时代,重要的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情会被记录下来,或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或记录在典、册上。 |
1812年,即清嘉庆十七年,易学家焦循编写了一本书《八五偶谭》:“八五”,即是“八五之术”的简称,也就是现代人通常所说的“风水”或“堪舆”之学。“八”指八卦,“五”指五行,八卦、五行原是《周易》中的词语,后来一些方士为了渲染术数神秘的合理性,往往借用《周易》中的这些语言作为风水相宅中的术语,给人以一种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的假象。
堪,天道;舆,地道。堪舆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意,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对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树落、城市等基址的布置形态和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从而追求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千百年来,堪舆这一古老的学问,因历代风水师的故弄玄虚,使它由本来具有朴素科学性的学问,变成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巫术。
堪舆学正式流行是在晋代之后,其标志便是这时期堪舆学大师的辈出和堪舆学图书的正式出版。如被誉为堪舆学鼻祖的郭璞所著的《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堪舆学的著作。除郭璞之外,堪称堪舆学大师级人物的还有唐代的杨筠松,其著有《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郭璞与杨筠松作为中国古代堪舆学的代表人物,一直备受历代堪舆家的推崇。
不过,唐宋以来,吕才、司马光、谢应芳、陈确等不少学者对郭璞《葬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焦循也与历史上的批评家一样,从学理上力纠《葬书》之非,以还堪舆学的本来面目。他虽然赞同郭璞《葬书》中关于“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堪舆学理论,但是他认为《葬书》错误地使用地支概念,从而出现了择时与方位之间的矛盾,匹配器“愚极”。
与批评《葬书》一样,焦循对以杨筠松、曾文迪师徒为代表的堪舆术作了严厉的批判。杨、曾二人曾合作编撰过《青囊奥语》,此书一直被理气派堪舆家奉为经典。据托名明初刘基所作的序言介绍,该书的内容不外乎嗜谈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析山水、贵贱吉凶。焦循明确指出这是欺人之谈。同时,焦循还对后世堪舆家借用《青囊奥语》的名义兜售邪说,进行了批驳。如焦循认为托名杨筠松的《都天宝照》虽有“三元”之说,实未有“左右顺逆”之说。后之附会者为此不稽之谈,以惑听闻,“真邪说矣”。焦循认为明人蒋平阶的《水龙经》荒诞不经,抄袭《青囊》已属可笑,而据先天八卦以驳三合十二长生,稍能读书者,自知其妄。焦循这种对堪舆学经典的质疑,实际上否定了堪舆学的正当性。
堪舆之学,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行当,社会影响很大,在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中,堪舆位列第四,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然而堪舆学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繁复驳杂,玄之又玄,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主要是心理的。就信奉者而言,它不外乎是一种精神慰藉而已。就中国儒家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言,它的影响极其有限。然而,焦循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在200年前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难能可贵,值得人们思考。
(选自2016年1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小题1】关于堪舆学,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堪舆学这一名称来自于清代易学家焦循的《八五偶谭》,她又名“八五之术”或“风水”。 |
B.堪舆学中的某些术语由方士从《周易》中借用而来,这使其带有一种原始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
C.堪舆学原本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它具有朴素的科学性。 |
D.堪舆学在晋代之后变成了一种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巫术,从而在社会上正式流行了起来。 |
A.焦循赞同《葬书》有关堪舆学理论的同时,又认为它错误地使用了地支概念,造成了择时与方法之间的矛盾。 |
B.焦循认为杨筠松、曾文迪二人的《青囊奥语》中,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析山水、贵贱吉凶等内容都是欺人之谈。 |
C.焦循认为,后世的附会者硬说托名杨筠松的《都天宝照》中有左右顺逆之说,目的是迷惑人心,是一种“邪说”。 |
D.焦循认为明人蒋平阶的《水龙经》荒诞可笑,他还依据先天八卦驳斥《水龙经》中的“三合十二长生”之说。 |
A.以风水相宅为业的方士为渲染术数神秘的合理性,只是从《周易》中借来某些术语,这表明“风水”与《周易》并无必然联系。 |
B.堪舆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意,中国古代的人们通过宽裕,能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并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 |
C.郭璞与杨筠松是备受历代堪舆家推崇的堪舆学的代表人物,进焦循对他们进行质疑、批判,实质上是否定了晋代之后堪舆学的正当性。 |
D.虽然堪舆学曾一度影响很大,但我国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主要还是在儒家文化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堪舆学对其影响是很有限的。 |
无论是在书体演变期或个性风格翻新期,书法风格的表现形态都具有着意而为或随意而作的两大类型。这也是一对大的风格范畴,它是各种风格的概括和归属。一件书法作品,是着意型的还是随意型的,这是由书家在作书时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和观念形态所决定的。
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的风格往往是在其实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制约下产生的,即庄重场合、庄重用途对书家提出了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而这一要求又促使了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大量的刻铸铭文所表现出的日趋工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用途要求之下形成的,如西周金文,从早期的仿效手写体形态逐步脱出,中期出现线条匀称、结体和章法端整的作品,而至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再至秦小篆刻石,形成工整端严的极端风格,即为一典型例子。
在手写体墨迹遗存中,因日常一般的应用目的而产生的书迹则占大多数。这一类书迹草率急就,不计工拙,从其实用意义上来说,只求能识能懂,起到记录语言、传达信息的作用即可,但在无意间却创造了有意追求而不可得的天趣妙境。今天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去看,它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如春秋末期的《侯巴盟书》、汉代大量的急就文书等等,均为此类。
在书体演变期中,着意型与随意型的风格表现,一般是实用的社会功用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者主动积极的审美追求必须服从于这一实用目的和由这一社会功用目的所生成的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而在随意型的大量书迹中,我们才充分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自由喷发,因为这是一大片自由天地,不受任何特定用途的特定审美观念的制约。
在士大夫文人个性书风翻新期,书法风格的变化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各种书体体式、法度,在其基本形式法则的制约下,书家们竞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想象力,通过钻研前人书法,锤炼功底,融会贯通,发之以性情,力求创新风格。其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故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铸铭文的书迹中,还是在手写体墨迹中,无论是为特定用途恭谨而书的作品,还是在随意所为,任情随性的书迹中,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书家的个性审美意识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以后的书法创作中更是日益鲜明而强烈地彰显出来。
(摘编自徐利明《中国书法史的基本特征》)
【小题1】下列分别是关于书法的“着意”与“随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书体演变期,“着意”型书法一般在庄重场合、庄重用途时出现,这是由书家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观念形态所决定的。 |
B.“着意”型书法在书体演变期促进了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形成,大量的各种刻铸铭文,如西周金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
C.《侯马盟书》属于“随意”型书法代表作品,它是在崇扬个性、求新尚变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情境下创作的。 |
D.“随意”型书法往往草率急就,不计工拙,但从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先人们的艺术天性灵感的自由喷发。 |
A.在书体演变期,实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所造成的某种格式的制约形成了着意型这一书法风格。 |
B.日常一般的书法作品,因较少约束,只求能识能懂,于无意间却创造了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的书法风格。 |
C.无论是“着意”型还是“随意”型书法,在书体演变期,作者的审美追求都必须服从社会流行的某种审美理想。 |
D.在修改书风翻新期,书家们打破各种束缚,竞相发挥各自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各种书体体式、法度。 |
A.书法的着意与随意只是一对大的风格范畴,在个性书风翻新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书家的修改审美意识。 |
B.西周金文书体作品风格是在庄重恭谨的作书要求促使日益追求端庄工整的书法审美观观念的条件下形成的。 |
C.“随意”型书法只和日常应用有关,不受特定用途的特定审美观念制约,给书者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
D.唐代以后的书法创作以士大夫文人书家的自觉追求为主旋律,较少刻铸铭文的书迹,因而个人的风格更加鲜明而强烈。 |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从宋、元以后的戏曲艺术,更为显著地体现了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的美学追求。 |
B.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要求戏剧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 |
C.《窦娥冤》的伸冤昭雪等充分表明讲究“团圆之趣”是我国戏剧家最为推崇实践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
D.作者列举《后石头记》旨在说明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中国传统戏剧创作的审美理想规范。 |
A.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所说的“和顺积中”,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使人们的情感得到调和,摆脱极端的喜怒哀乐。 |
B.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三家的核心思想都可以通过一个圆的图示阐释,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周易》同样如此。 |
C.无论是《西厢记》还是《桃花扇》,都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 |
D.“中和之美”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中国的古典悲剧和古典喜剧都有充分体现。 |
A.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之所以崇尚大团圆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弥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从而在艺术中实现美好的愿望。 |
B.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讲究“哀而不伤”,所以《琵琶记》中赵五娘历尽人生种种悲剧的痛苦终在和丈夫蔡伯喈团圆后消解中和。 |
C.我国古典戏曲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因此可以判定在我国古典戏剧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
D.“团圆之趣”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虽历经磨难终获美好结局,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更受群众欢迎。 |
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小题1】根据文意,简要概括笔记体小说的特点。【小题2】画线句中的“相关” 一词具体指什么内容?
【小题3】这段文字中,作者指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的什么问题?
司法权可否分割?翻阅有关宋代的史书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慎刑》,就记载着宋朝统治者注重司法权分割一事,其将由法官一人享有的审判权分割为审理权与判决权,在中央分别由断司与议司执掌,在地方分别由鞫司与谳司执掌。换言之,断司或鞫司负责审讯与调查事实,议司或谳司负责检索和适用法律。不仅如此,最终如何判决还得由儒生出身的行政长官来决定。更有甚者,宋代统治者还强调断司(鞫司)与议司(谳司)之间应当各自独立行动,不得互通声气甚或协调处理。
从表面上看,宋代这种有关司法权分割的设计非常缜密,但是宋代统治者恰恰忘了,让行政长官来最终决定判决结果的后果之一是,前面的事实审法官和法律审法官都无法做到真正独立,因为他们在审与判时都在揣摸着那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行政长官的心思。
而且,让行政长官来最终决定判决结果还违反了司法审判的亲历性要求,让没有参与审理的人来决定审理的结果,其后果可想而知。事实上,从审判监督的基本原理看,审、判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任务,并不适合于分割或分立。将审判权人为分割会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断的“审判碎片化”和随之而来的“监督碎片化”,最终决断者和监督者都缺失一种全面而系统的个案知识,其作出的决断或监督自然也是残缺的、失真的和武断的。
更为致命的是,虽然宋代统治者重视行政长官的法律素养,但是大多数官员仍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是一群从四书五经中找出一书(经)加以钻研的文科偏材,对于法律专业只能说是粗知一二。他们只知以儒家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对于前述鞫司或谳司基于专业技能采取的法律行为自然难以理解,对于鞫司、谳司基于专业技能的玩法弄权行为也难以觉察。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局面下,不仅司法无法独立,而且司法腐败也难以防止,司法权的分割及监督也就自然失灵。
从形式上看,宋代统治者人为地将审判这一行为纵向分割、隔离、分立为审与判后,似乎使审判权更加易于为旁观者所监督。但是,广大民众并不享有审判监督权,而享有审判监督权的官吏却基于“官官相护”的心理没有足够的监督动机。而且,即使民众被赋予审判监督权,他们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往往也难以有效地行使。
由于违反了审判监督的基本智识前提,所以宋代的审判分立制度不但没能带来立法者所预期的司法公正与司法廉洁,反而导致了诸如诉讼迟延、司法腐败等恶果。在实行审与判等权力分割后,案件审判的链条被人为拉伸得很长,一个案子从受理到判决所要经历的时间也就更长,地方势力和部门长官来干预案件的机会也就更多。本来审与判、事实审与法律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后者需要前者获得的亲历感知,在被人为切割、隔离后,反而不利于法官基于专业知识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实行审、判等分立以后,这些环节之间的信息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协调成本,而且还无法保证在传递过程中信息不会失真。如此等等,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摘编自李可《宋代司法权分割为何失灵》,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的统治者认为司法权是可以分割的,为此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在当时人所著的《历代名臣奏议》中有所记载。 |
B.宋代审理案件,由中央机构断司或地方机构鞫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独立审讯,对犯罪事实进行独立调查。 |
C.宋代判决案件,由中央机构议司或地方机构谳司为定罪提供适应的法律条款,尽管最终定刑未必完全如此。 |
D.通俗地理解宋代的司法权分割,就是一个案件由两个法官分别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进行审判,最后由行政长官做出判决。 |
A.按宋朝的制度设计,行政长官拥有最后决断权,法官如果不想让自己审与判的结果被驳回的话,就必须揣摸那个行政长官的心思。 |
B.宋代的行政长官,整体表现是严重缺乏法律素养的,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技能,对案件不能依法判决,对部下也不能论法辨奸。 |
C.既不能带来预期的司法公正与廉洁,又导致一些诉讼迟延、司法腐败等恶果的原因就是司法权分割违反了审判监督的基本智识前提。 |
D.依照审判的基本原理,审和判应当连续进行,相互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始终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 |
A.司法审判的亲历性要求,如果由行政长官最后判决,他就应该亲自参与审理,否则,他作出的判决必然残缺、失真和武断。 |
B.儒家的四书五经,特别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与专业的法律知识是背道而驰的,是不能拿来指导人们的行动的。 |
C.司法权分割的制度设计不起作用,就是缘于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局面下,不但司法无法独立,还难以防止其腐败。 |
D.要想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在任何时候民众都要增强法律意识,具备法律知识,尽可能地通过学习来弥补法律知识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