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一部大书的开始，我们第一次看到王熙凤，她那活跃出群的言动，彩绣辉煌的衣装，就能使人觉得这个人物声势非凡。《红楼梦》作者对于王熙凤出场的写作工力，也并不弱于托尔斯泰之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出场吧？她的出场是从初到贾府的林黛玉眼中开始的——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作‘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

首先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且人皆屏息，她独放诞。特别是神情活跃，装饰辉煌，气势更高人一筹。在这顷刻之间，王熙凤既“细打量”黛玉，称赞她生长得“标致”，又为黛玉母亲亡故而流泪，又责怪自己不该招引起贾母的伤心，又问黛玉读书、吃药，又关照给林姑娘搬东西，打扫屋子等等，这一连串明快变化的形象，已使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一人物的特征。作者更在这一小段速写之后，借贾母之口，对读者爽快地指出凤姐性格，叫她作“泼辣货”。

《红楼梦》不同于许多传奇故事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作者不使宝玉黛玉恋爱故事孤立存在，而是产生在一个高贵、庞大而又矛盾复杂的大家庭中。固然是通过宝黛恋爱写一个家庭，同时也是通过一个家庭写一个时代社会，实际上，作者曹雪芹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盛和衰败，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来作清朝康雍乾时代统治阶级的镜子。这正是作者伟大的成就。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已经挽救不了自己的灭亡，但它坚决要抢先一步扼杀下一个时代的新生萌芽和他们的自由恋爱。王熙凤就是一个濒于灭亡的大家庭统治层的执行者。在恋爱故事中少不得宝玉黛玉宝钗。在家族内部生活结构中少不得王熙凤这一根从屋顶直贯到地面的支柱。如果把王熙凤这一人物从书中抽了出来，《红楼梦》全部故事结构就要坍塌下来。所以，可以说作者是把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四个人都当作第一类重要人物而配合着塑造出来的。

在中国古典著作中，不容易找到以如此紧张强烈的腕力写成的人物典型。凤姐不是《左传》的郑庄公、《史记》的汉高祖，也不是《金瓶梅》的潘金莲或《聊斋》的仇大娘。比较起来使人能联想到的也许是《三国演义》的曹操吧？行将垮台的封建家族和行将垮台的封建王朝，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的当权者也会有着相类似的性格和作用。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不许“几个称王，几个称帝”的是曹操，支持汉朝统治残局的是曹操。挖空汉王朝实际统治只留一个空壳子的是曹操，加速了汉代统治结束的也是曹操。凤姐在贾府的使命从某一种限度看颇有一些类似。《三国演义》的读者恨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作者刻画出一个聪明、漂亮、能干、狠毒的“凤辣子”，不但使她充分具有那个时代人物典型的真实性，也赋予她以吸引读者的极大魔力，足证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之不可忽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炒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幕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妾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